陈永贵主动交代历史问题后，谢振华汇报给中央，后来谢被撤职

前言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国少将中，有一位颇具代表性。从革命战争年代，到和平时期统兵主政，他都有着辉煌的履历。从生死一线的长征路到镇守大西南守卫疆土，半个多世纪的戎马生涯成为他人生中最辉煌的一段经历。他就是开国少将谢振华。

1985年，中央军委决定大量裁减军队人员，实施精简整编，时任昆明军区政治委员的谢振华主动放弃更好的前途，与晋升上将军衔的机会失之交臂，这成为了一段遗憾。但对谢振华来说，他不仅不觉得遗憾，如果让他重新选择一次，他还是会做出同样的选择。

谢振华投身于革命武装斗争的滚滚洪流中

1916年9月，谢振华出生在江西崇义县上堡乡甲子村的一个贫农家庭。这里是有着光荣传统的革命老区。

当地的百姓以耕种山地和卖竹木为生，这里本就条件艰苦，再加上地主、恶霸的剥削和压榨，全家人的温饱问题根本无法解决。

谢振华11岁时，父亲谢世骙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村里的秘密党员。

湘南暴动失败后，参加暴动的共产党员谢焕文遭到国民党的追捕，他一路逃到了谢振华家里躲藏。在避难的这段时间里，谢焕文除了保命，等待时局变化外，他也没有闲着，而是将当地饱受压迫的农民组织起来，计划开展新的农民武装暴动。

就这样，谢振华家成为了一个秘密联络点，当时，年幼的谢振华对父辈们所说的“共产党”、“共产主义”等并不理解，但这些却深深地扎根在了他的心中，成为了日后走上革命道路的重要来源。

1929年夏天，在谢焕文的领导下，梅隔成立了暴动队，暴动队队长由谢振华的父亲谢世骙担任，郭树声担任政委。

随后，谢世骙率领农民发起了梅隔暴动，上堡乡苏维埃政府也随之诞生。紧接着，打土豪、分田地，消灭地主武装力量，肃清民团，焚烧鸦片烟等活动在这里轰轰烈烈地展开。与此同时，上堡乡的暴动也影响了周围几个地区的农民暴动，反动派、地主、土豪开始集中一切力量，企图将革命力量扑灭在摇篮中。在游击队和父亲的命令下，年仅13岁的谢振华依然投身于武装革命的滚滚洪流中。

1929年7月，谢振华奉命前往离家60多里的古亭镇侦察驻在当地的保安团。它是赣州地区武装力量最为强劲的一个民团武装，由数百人组成，其中不少参与过镇压湘南暴动。年少的谢振华经常以来姐姐和表叔家里探亲为名，探听保安团的动向。

一天晚上，保安团突然秘密行动，迅速攻进了上堡，残酷镇压当地的游击队。谢振华得知消息立即往家赶去。这时，父亲谢世骙和政委郭树声已经被保安团抓捕着往县城的方向去了，其余的游击队队员被打死打伤。上堡及周边地区一夜之间陷入了白色恐怖中，地主、土豪、恶霸等反动势力到处抓人、杀人。

为了斩草除根，保安团在大街上贴满了抓捕谢振华的告示，在当地乡亲们的帮助下，谢振华得以躲过敌人的重重抓捕，逃到了亲戚家一躲就是几个月。期间，他千方百计打听父亲和郭树声的情况，并同游击队取得联系，一起商讨营救方案。

为了能够成功诱捕谢振华，保安团放出风声，表示用200银元可以换回谢世骙。然而，当200银元上交到保安团后，谢世骙和郭树声还是遭到了残忍杀害。从此，他将杀父之仇记在心底，发誓要永远追随党，听党话，跟党走。

1930年4月，谢振华被派往设在上犹县营前镇河西特委举办的工农干部青年班学习，毕业后，他被安排到崇义县少共县委担任县少先队长。

1932年，随着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谢振华率领100多名少先队员参加了主力红军，谢振华进入红三军团政工干部训练队学习。结业后，谢振华被分配到红三军团政治部青年部工作，担任青年干事兼青年训练队队长。同一年，谢振华正式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33年，谢振华调任红三军团某新兵营教导员，他认真完成新兵营的集训工作，成功将这批新兵补充到各级部队中。这一年夏天，完成新兵营任务后的谢振华进入了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红军干部政治班学习，当时，给他们讲授军事课程和政治理论课程的有毛主席、朱德、周恩来等。

1934年8月，毕业后的谢振华担任红五师第十四团政治委员，这时他还不满18岁，他是中央红军主力部队中最年轻的团政治委员。

回到红三军团不久，残酷的第五次反“围剿”便开始了。当时，由于临时中央主要领导人和国际顾问李德的错误理念，给红军主力部队带来毁灭性打击。随着红军的反“围剿”斗争日渐处于被动的局面，中央最终作出了转移的决定。

为了掩护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撤离，谢振华率领第十四团参加了掩护行动，在兄弟部队的共同协作下，经过长达半个月的战斗，成功拖住了数倍于己、装备精良的敌军，中央领导机关和红军主力得以安全撤离。

不久，谢振华又参加了两万五千里长征，在四渡赤水、强渡金沙江等战役同敌人展开激烈战斗，多次完成掩护中央机关的任务。

抗日战争爆发后，谢振华提前从抗日军政大学毕业，奔赴山西第二战区战地总动员委员会，担任人民武装部组织科长。1937年底，谢振华将新征来的1000多名新兵与原先的总部警卫营合编为八路军总部特务团，谢振华继续担任团政治委员。

当时，由于八路军刚刚完成整编后不久，许多干部都降级使用，谢振华继续担任团政治委员，足以看出中央对他工作的认可。

1938年4月，谢振华进入延安马列学院继续深造，这一时期，他的政治思想、军事理论等各方面都有了明显进步。

不过，从抗日战争初期的团政治委员，到抗日战争结束时，他依然是团政治委员，这样的经历在开国将帅中是绝无仅有的。

解放战争打响后，谢振华留守华中继续坚持战斗，1948年10月，谢振华率部参加了淮海战役，与兄弟部队一起，成功完成了分割黄伯韬兵团的重任，为最后取得围歼杜聿明部的胜利打下了重要的基础。

1949年2月，解放军奉命进行整编，谢振华所在的华东野战军第十二纵队改编为第三野战军第三十军，谢振华担任第三十军军长。这一年，他33岁，是当时军中最年轻的军长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谢振华一直在部队工作，1962年，他调任解放军第六十九军副军长，军长是起义将领董其武。

董其武因为身体原因，常年在北京，军中的事情几乎由谢振华主持。时任北京军区政治委员的廖汉生曾对谢振华调侃道：“你这是吃驴子的料，干骡子的活。”从这句玩笑话中，我们也能深刻体会到中央对谢振华的信赖。

特殊时代背景下，谢振华与陈永贵的恩恩怨怨

1967年，根据中央军委命令，全军多个部队实施换防。时任第六十九军副军长的谢振华率部移驻山西太原。1968年11月，谢振华被任命为山西省军区司令员，开始主政山西。

当时，三晋大地上的武斗现象不断发生，为解决这一问题，谢振华率领工作组深入群众了解情况，做群众工作，解散武斗组织，要求上交一切武器。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山西长达两年多的武斗现象终于得到了有效遏制，稳定了当地社会秩序。

谢振华在山西工作期间，还结识了后来成为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永贵，并救了他一命，但后来，谢振华却因向中央汇报陈永贵的历史问题不久后便被撤职，这也让外界一度对两人的关系有了各种猜测。

陈永贵原是大寨村的党支部书记，大寨位于太行山区，环境恶劣，土地贫瘠，当地粮食生产很低。后来，在陈永贵的带领下，大寨人发挥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将深沟开成良田，坡地开成水平梯田，此后，当地创造出了奇迹，实现了粮食大丰收。

1964年，毛主席得知大寨事迹后，提出“自力更生，要像大寨那样”，此后，轰轰烈烈的“农业学大寨”运动拉开了序幕。作为大寨党支部书记的陈永贵也成为红极一时的人物。

1967年，陈永贵成为副省级干部。当时的山西省内派系斗争相当激烈，山西的群众组织也关于支持谁而发生了多次武斗。

1967年8月4日，两大群众组织在平遥召开会议，意在解决派系立场问题，然而，会议气氛逐渐凝重，火药味十足，并最终演变成了武斗，且有进一步加剧的趋势。

8月6日，陈永贵抵达平遥，不料却遭到了反对者的围攻，命悬一线之际，谢振华带兵解围，救出陈永贵。此后，谢振华致力于解决山西的武斗现象，并在他的不懈努力下，迅速稳定了山西的局势，开始主持工作。

陈永贵被谢振华救出后，对他十分感激，两人的关系也日渐亲密。不过，公归公，私归私，在工作中，谢振华始终坚持原则，坚守底线。

在一次闲聊中，陈永贵突然向谢振华坦露了自己的历史问题：“抗日战争时期，在一名‘曹姓地下党员’的提议下，我出任了日伪‘维持会’的代表，这使得我在后来遭到误解，还因此受到批判。但我是在奉命行事，是为了窃取情报，为八路军效力。现在，我已经没有办法证明自己的清白了。”

时间回到1940年，当时，日军侵占了整个华北，但当地仍然有八路军活动的身影，尤其是八路军发动的百团大战，更让日军感到头疼。为此，日军展开了行动。

日军首先将目光放到了昔阳县，这里处于敌我交错的前沿阵地，很快，日军便在这里部署了兵力，为了稳定当地秩序，稳固势力，日军在昔阳、阳泉这一带大肆网罗汉奸，并成立了“和平会”，后改成“兴亚会”。它实际上是日寇的外围特务组织，由日本宪兵队直接领导，主要任务是刺探八路军情况。

1941年，已是日伪维持会联村代表的陈永贵被日本人抓到了昔阳城，不久，他参加了“兴亚会”，并成为了负责人之一。很快，他便成为了主要骨干，每周都有一两次去本部送情报，当地不少人认识他，并叫他“陈二鬼子”。

根据统计数据显示，1946年，大寨村共46户，193口人，其中，27个青壮年遭日军残酷杀害，占总人数的14%，共62人因抗战牺牲，占大寨总人数的32%，这些数字背后是一个个鲜活生命的牺牲。

在日伪“维持会”任职期间，陈永贵究竟有没有干大的坏事并不清楚。作为日伪情报员，陈永贵究竟有没有向日军透露过大寨的情况这些也已经无法考证。

此外，日军突然袭击昔阳西峪村，共有三四百抗日军民惨遭屠杀，事后，有村民称：“我个卖烧饼的人在这里活动过，不久后西峪村便发生了这样的惨案”。不少人都说卖烧饼的就是陈永贵，但这件事没有确凿的证据，便只能作罢。

实际上，陈永贵的所作所为曾被我方人员注意并调查过，当时太行军区确定的要在昔阳一带铲除的三个人里就有陈永贵的名字。不过，或许是由于证据不足，加之当时八路军奉行“争取为主，镇压为辅”的政策，陈永贵才得以逃过一劫。

抗战胜利后，陈永贵也曾因为自己日伪代表的身份被群众当成汉奸批斗过，当时，当地县委、群众只知道他伪村代表的身份，并不知道他“兴亚会”骨干的身份，于是，伪村代表是一般问题，陈永贵的其他问题也没有被深入调查，便这样结束了。

陈永贵的这番交代，令谢振华十分震惊，他意识到，这件事事关重大，必须要向上级汇报，于是，他立即对此事展开了调查。

1968年9月的一天，一份档案材料被送到了阳泉市委书记周云涛的办公桌上，材料中，一大寨村民交代自己在抗战期间曾参加过昔阳县“兴亚会”，担任情报员，陈永贵是他的领导人。

周云涛看完文件后，立即下达指示：

1、调查此事的专案组立即解散，已经知道此事的人要向他们讲清楚，不准扩散；

2、命令公安局对这名大寨村民进行保护性关押；

3、立即向谢（振华）军长报告。

谢振华接到电话后，立即派人赶到阳泉拿走了这份材料，并召开秘密会议对文件中的内容进行讨论，研究处理此事的办法。

事关重大，谢振华不敢随意下结论，更不能自作主张，于是，他向中央做了书面报告。周总理看过报告后，当即指示：“要顾全大局，不要扩散，复印件可报中央”。

没过多久，陈永贵便听到了风声，曾几次约见谢振华，并痛哭流涕，几次表示要去北京请罪。见他态度诚恳，也没有做下大恶，谢振华仍然将他列入了出席中共九大代表的名单中。

此后，出于大局考虑，谢振华曾几次向中央汇报陈永贵的历史问题，并对当前大寨现实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意见，这让他与陈永贵的关系生出嫌隙。

上世纪70年代，陈永贵一跃进入中央，成为了中央政治局委员，随着职位的提高，他的政治影响力也逐渐提高。

1974年，谢振华遭到非法关押，被免去一切职务，身心受到极大迫害。直到1980年，谢振华才洗清了身上的脏水，重新复出，担任昆明军区政委，曾参与指挥了两山战役，为国家立下赫赫战功。

时过境迁，尽管陈永贵身上的“秘密”已经无从考证，但在谢振华心中，他始终不曾后悔过向中央汇报。当然，针对陈永贵主动向自己吐露历史问题的情况，谢振华心中是充满同情和理解的。毕竟，在当时复杂的政治斗争和形势环境中，许多人难免有失误，并作出错误的决定。

2011年8月3日，谢振华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这位在1985年亲自拒绝更好去处，坚决留在昆明军区把精简整编工作搞好的谢振华将军，在圆满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后，甘愿退居一线。在他的人生中，跟自己的荣誉相比，国家大事显然重要得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