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名高干子弟被查，各个家长权势滔天，最后一位家长掌握国家命脉

1984年10月，上海市公安局收到了一封匿名检举信，信中只有短短几行字，在上海市中心有个女青年遭到多人侵犯，当时正处于严打期间。对于这封检举信，警方相当重视，立马就出动大批警力进行调查。没想到这一查就牵扯出一起震惊全国的刑事案件。

因为现在是新中国，就算是王子犯法也要与庶民同罪。在警方找到这位女青年时，这位女青年已经接近崩溃，好在警方的开导下女青年才将案发情景讲述了出来。当时她被同事邀请参加了一个家庭舞会，刚开始一切也都很正常，同事在楼下跟别人跳舞，自己则坐在边上观望。就在这时，一个戴眼镜的斯文男子主动过来搭讪，邀请他去二楼看电视。当时电视可是个稀罕玩意儿，女孩也没多想就跟着他们上去来，结果到达二楼房间后，发现里面还坐着三四个男人。此时眼镜男想要房门反锁了起来。女孩开始意识到情况不对，他当即转头想离开，结果却被戴眼镜的男的一把按在床上绑了起来。之后这一群人对他轮流的侮辱。警方见状赶紧上前安抚他的情绪，随后询问起了案发地点以及犯罪嫌疑人的相貌。由于他当时特别恐惧，除了记得一个戴眼镜的人外，还有隐约听到一个叫小鸽子的人。得知这些线索，警方当即来到了案发现场，并且查到了那个小鸽子。他的真名叫葛志文，是上海有名的高干子弟。对于警方的到达，他没有丝毫慌张，因为这不是他第一次被调查了，每次靠着家里的关系，他都能逢凶化吉，但这次他小看了邓公严打的决心，警方把电话拿给了他，让他联系家里人，结果葛志文打通之后，根本没有得到任何回应。这次他终于明白，自己要完了，于是主动向警方开始了坦白，并且供出了所有的人。

在葛志文被捕之后，他立马将同伙全部供了出来，他们分别是开国上将陈在道的儿子陈东平、时任上海市宣传部长陈启武的儿子陈晓孟与陈槟郎，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吴立教的儿子胡晓阳，以及开国元帅朱老总的孙子朱国华，他们几人仗着自己的家庭背景，在上海胡作非为，短短的三年时间内便侮辱了上百名女性。

陈东平以帮助招工、当兵、调动工作和买紧缺商品为诱饵，以传看淫书、淫画为手段，共奸污妇女25人（其中未婚青年19人，少女1人）、猥亵妇女24人，利用外贸工作之便，收集国外裸体淫秽画报211张818幅、《少女之心》抄写本1份，给18名妇女传看，并为其奸污过的13 名妇女拍摄淫秽照片19 张。

其中最丧心病狂的就当属陈小萌和胡晓阳。他们二人明面上的身份都是记者，在迫害完女青年后，他们不会立马将其放走，而是逼迫受害女性说出每一处细节，然后将其记录下来，美其名曰被采访，并且还在作案时把那些不堪入目的照片拍摄下来。很快，在他们肆无忌惮的作案之下，采访内容就被编成了一本厚厚的书，陈晓萌将其取名为采花纪实，幻想着有朝一日能够出版，可他们此时怎么都不会想到，这本实录将会成为日后被捕的确凿证据。

锁定嫌疑人后，1984年11月30日，警方在其家中将陈晓孟和陈槟郎逮捕，当时由于他父亲陈启武的老革命家的身份。马二人落网的事惊动了中央。当时由于陈启武正处于弥留之际，许多人都在考虑要不要照顾一下老同志的面子，不泄露消息，从轻处罚。最终是邓公拍板下令进行公审。从重判罚。

之后，另一位犯罪嫌疑人陈东平也被捕归案，警方查处他不仅参与了侮辱女性，还做出了叛国行为，与台湾的特务组织搭上了线。由于他父亲的身份，陈东平可以接触到非常多的机密，不过幸好他当时寄出的通敌信被警方及时拦截了下来。当时他也是十分嚣张，在狱中还叫嚣着等我父亲回来收拾你。不过他的父亲得知消息后，只说了一句话，建议从重处罚。之后，朱孤华被捕归案，但却让邓公犯起了难，毕竟他的爷爷可是十大元帅之首，更是新中国成立的功臣，可邓工毅然决然的说从重判罚。

六名高干子弟因一场舞会被判死刑，他们的父辈几乎全是军政界的一把手，就连朱老总的孙子也在其中。在朱国华被捕之后，经过调查发现，他这些年几乎把流氓罪里提到的所有坏事通通都做了一遍，不仅欺辱良家妇女，还将受害女性当做商品仅交换，真要依法处理，够枪毙他十几次的。当时他的判决书并没有直接审批，而是被转到了邓公的手上，邓公看完之后，顿感惋惜，他也是将朱国华的档案转送到了他的奶奶康克卿面前。看着上面的累累罪行，康可卿十分震惊，当即就在报告上写下了四个大字，同意死刑。为了给其他的高干子弟敲响警钟，负责这件事儿的胡耀邦决定将他们全部从重处罚，并且还表示，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1986年2月19日，这起重大案件在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陈晓萌、胡耀阳、葛志文、朱国华、陈东平。全部被判处死刑，只有陈槟榔因为配合调查且罪行较轻，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不过他最后因为受不了狱中的生活，最后也选择了自尽。在他们被押赴刑场之后，许多民众都前来围观，随着一声枪响，他们罪恶的一生彻底结束。

这一刻大快人心，民众们明白了，不管是谁犯法，背后有怎么样的人，都是一样的下场，王子犯法，也要与庶民同罪。在他们被枪毙之后，人民日报专门进行了报道，提醒所有的高干子弟谨言慎行，不能因为自己的家人身份特殊，就觉得可以无视法律。并且在之后的每次政治局会议上，邓公都会强调，对于干部的家属或者子女犯罪的，必须从重处理。就连1992年南方谈话时，邓公也提到了这个问题，要一只手抓改革开放，一只手严厉对待那些坏东西，毫不手软，不放过任何一个。这些高干子弟被枪毙后，严打并没有停止。当时邓公给严打提了三条建议，可抓可不抓，必须要抓，可判可不判，必须要判，可杀。可不杀，必须要杀。最终这场严打处罚了100多万的罪犯，枪毙了将近2万多人。

严打过后，社会秩序趋于稳定，治安环境也比以前好了太多。要知道，严打没开始前，全国各地刑事案件频发，仅1980年的一年，全国立案就高达75万次，其中刑事大案更是占了5万多起。不过，在严打之后，全国立案次数一下降低了一半，其中刑事案件仅有1万多起。最后，让我们向邓公致敬，正是因为他提出的严打，才有我们现在长治久安的生活，并且增强了我国国民的法制意识，为我国逐步走入法制的轨道铺平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