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印度与中国，一个起跑，却各自开出不同的局面。

我们常自视甚高，将印度视为脏乱差的落后国家，但事实上，印度在某些方面已经超越了我国。

这无关国运兴衰，只是发展的不同方向，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我们不应存有幻想，要发挥务实精神，正视印度在某些领域的进步。

中印两国互有长短，我们应保持谦逊与理性，努力追赶，只有承认差距，才能激发进取心，走出更加光明的道路。

中国与印度的人口

2023年，随着印度人口规模逐渐超过中国，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中印两国在人口数量和质量上存在巨大差异，这给我们带来深刻启示。

我国正面临着严峻的人口危机，2022年，中国出现了近61年来的首次人口负增长，出生率持续下降。

这与中国多年来的计划生育政策不无关系，自1979年实施独生子女政策以来，我国的生育水平一直处于低位。

虽然现已全面二孩、三孩计划，但生育意愿仍不高，城镇化进程加速，许多年轻人不愿生育或难以兼顾工作与育儿，一些大城市的生育率甚至低于1。

人口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人口红利的流失，中国已步入老龄化社会，生产年龄人口比重下降，将对经济增长形成制约，此外，男多女少的性别比例失衡也将在未来几十年内导致“剩男”问题。

面对人口危机，中国政府已采取鼓励生育的政策，但效果仍有待观察，更重要的是要提升人力资本素质，通过教育、培训等途径增强劳动力的综合能力，只有这样，即便人口减少，也能保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与中国不同，印度正处于人口孕育高峰期，2022年，印度人口已达14.17亿，而我国当时只有14.12亿，2023年更是超过14.2亿，夺取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宝座。

但是，庞大的人口规模也给印度带来诸多问题，首先是温饱问题，印度的人均国土面积不断缩小，生活资源相对稀缺，许多人口仍面临温饱问题。

其次是就业问题，每年有近千万印度青年步入求职年龄，但提供的岗位有限，导致失业率居高不下，再次是贫富差距，印度的贫困人口众多，收入分配不均扩大了社会矛盾。

整体来看，中印两国面临的人口问题各有特点，我们需要在提高生育率的同时，更要关注人的全面发展，使增长的不仅仅是人口数量，还有人的素质。

只有这样，人口才能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动力，而不是累赘，中印人口问题对我们也有警示作用，需要从中汲取经验教训，把握好人口与发展的平衡。

印度仿制药业如何青云直上成为“世界药厂”

1970年，印度政府做出一个伟大的决定——取消药品专利保护，这一决定彻底改变了印度的医药产业，也让上亿穷人有钱买药治病。

印度是一个贫富差距极大的国家，据统计，全球14亿贫困人口中，印度就占了将近一半，由于生活环境恶劣，疾病极为常见。

而当时的药品市场被欧美企业垄断，价格高昂到普通老百姓根本买不起，所以当时印度人平均寿命只有30岁，得了传染病基本只能等死。

当时印度的医疗条件极为落后，大多数穷人家中连最简单的医药箱都没有，一旦有人生病，往往是没有药可吃，只能任由病魔夺去生命。

1966年，时任总理英迪拉·甘地批评西方制药企业“在人的生与死之间谋取暴利”，4年后，她做出了划时代的决定——取消药品专利保护。

这意味着印度可以合法仿制任何药品，而不必支付高额专利费用。英迪拉·甘地认为，在一个良好秩序的世界中，医药发明应该是没有专利的，不应该在人的生与死之间谋取暴利。

在政府大力支持下，印度本土的仿制药企业飞速发展，药品质量良好而价格低廉，直接挤垮了昂贵的进口药。

1984年发生的印度历史上最惨重的工业事故——博帕尔泄漏事故，更让印度获得了长达10年的仿制美国药品的特许权。

这场事故导致约60万人死亡，20万人残疾，但美国联合碳化物公司却没有足够的资金进行赔偿。

在印度政府施压下，该公司仅支付了4.7亿美元赔偿金，折合到每位受害者家庭只有几百美元，根本难以弥补生命损失，最终，美国政府同意印度可以仿制美国药品长达10年之久。

凭借政府支持、丰富药材资源以及廉价的劳动力，印度迅速崛起为世界第一大仿制药生产国和出口国。

它被称为“世界药厂”，每年输出的仿制药远销全球各地，当今印度已经拥有600多家药品出口企业，其药品出口额是中国的两倍，占全球约20%。

印度本土的各大制药巨头如西普拉、鲁滨等也在全球享有盛誉，虽然印度的这种做法遭到西方国家的强烈抗议和批评，但它拯救了千万穷人的生命。

正如印度前总理英迪拉·甘地所说：“我不在乎专利权，我只在乎人类生命。”

印度仿制药业的发展，体现了这个发展中大国以人民生命健康为先的宝贵精神，如今，印度已成为“第三世界”国家医疗保健的重要支柱，其低价优质的仿制药拯救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百姓的生命。

中国与印度电影业的发展比较

印度电影业在海外市场表现抢眼，中国电影业则面临“走出去”的困境，这其中有许多原因，我们可以找到启示，也不能妄自菲薄。

印度电影业创作比较大胆，更贴近普通人的生活，印度电影管制不如中国严格，导演可以挖掘更深层次的主题，这些电影往往能引发观众的思考。

比如《三傻大闹宝莱坞》就是一部反映印度教育体制问题的电影，它讽刺了印度考试制度的荒谬性，表达了对知识分子的同情，也揭露了印度贫富差距和种姓歧视的社会问题。

这部电影在印度掀起了轰动，也在海外获得了广泛认同，中国电影业受各方面条件限制，很难创作这类反映时弊的作品。

近年来，中国电影业也在尝试拍摄更贴近普通人生活的电影，例如反映社会实际问题的《我不是药神》以及小成品大制作的电影《多彩人生》等，这些电影也受到了观众欢迎，但整体来说，中国商业电影还是更看重娱乐性和制作效果。

在情感的表达上，印度电影业更能打动海外观众，比如《摔跤吧！爸爸》讲述的就是普通人如何成为英雄的故事，这类主题更容易触动观众的心灵。

我国电影在这方面相对欠缺，更看重视觉效果，虽然我国电影中的情节设置和人物刻画也在不断进步，例如《我和我的父辈》中对不同时代父子关系的细致描述，以及《少年的你》对青春期女生心理的探索，这些电影都展现了中国电影在情感表达上的进步。

但主流商业片中这类电影还比较少见，更多的是运用戏剧化的故事模式，如果中国电影能在情感表达上有更多突破，也许会更容易打动海外观众。

印度电影业与好莱坞电影的竞争不像中国电影业那么直接，我国电影要面对来势汹汹的好莱坞大片，这也对其国际化进程形成压力。

好莱坞电影拥有先进的制作技术和全球化的营销网络，这是中国电影业需要赶超的短板，然而印度电影业可以与好莱坞并存，找到自己的定位。

中国电影业也应该从根本上提升自身实力，而不是简单地抵制好莱坞电影，如果中国电影制作能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并找到区别于好莱坞的风格和视角，就能在国际市场站稳脚跟。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电影业完全没有优势，近年来我国电影制作水平明显提高，有许多佳作问鼎各大电影节。

我国电影业完全有实力在海外市场崭露头角，当前面临的问题，更多是如何找到切合海外观众口味的创作方向。

这需要电影工作者保持开放和积极的心态，在繁荣电影事业的同时，也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未来中印电影业交流应该加强，互学互鉴，共同提高电影艺术的高度和影响力。

印度火星探测器

是的，你没看错，阿三哥曾在太空探测上领先于我国的技术发展，在太空探测方面，印度较早实现自主研发火星探测器。

2014年，印度成功发射首位火星探测器“曼加里安号”进入火星轨道，该探测器造价低廉，仅7400万美元，却成为继美国、俄罗斯和欧盟之后第四个实现火星探测的国家，也是第一个登陆火星的亚洲国家。

“曼加里安号”不仅进入火星轨道，还对火星大气层、矿物成分等进行了初步探测，获得了一定科研成果。

相比之下，我国的首枚火星探测器“天问一号”要到2021年才实现火星软着陆并对火星进行全面探测，时隔“曼加里安号”7年之久。

“天问一号”搭载多种科学检测负荷，对火星地质特征、物质成分、空间环境等进行全方位科学探测，获得大量原创性科学数据，尽管晚于印度7年，但“天问一号”的科研成果丰富程度已远超“曼加里安号”。

在月球探测方面，印度至今未实现过载人登月或软着陆，而中国早在2013年就实现“嫦娥三号”月球车成功软着陆并巡视月球表面。

2020年，中国“嫦娥五号”再次实现月球采样返回，在载人航天方面，中国也完胜印度，早在2003年就成功发射了神舟五号载人飞船。

尽管印度较早实现火星轨道探测，但从航天工程技术难度和科研成果丰富性来看，中国航天实力已远超印度，在月球探测、载人航天等方面更是遥遥领先。

笔者认为

中国和印度都是人口大国和新兴经济体，在某些方面有可借鉴之处，但国情不同，不能简单比较。

我们应该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不断学习其他国家的长处，同时也要看到自身发展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