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9到1976：胡风事件为什么牵涉到2100多人，他到底冤不冤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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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新中国成立之后，在思想文化领域进行过三次大批判，其中以胡风事件最为严重，牵连人数多达2100多人。为什么要对胡风加以批判？为什么胡风事件会如此严重？为何涉及到如此多的人？其前因后果到底是怎样的呢？

时间轴：1955

“只能用民族形式，只强调’光明面’，忽视落后面和阴暗面，这样的作品是不真实的。”

这句话是不是有种似曾听闻的感觉？是不是很像那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人说的话？

不过，这句话不是那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原话，而是另有其人，那么我们来看看那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原话是怎么说的。

“我有一种偏见，我觉得文学艺术，它永远不是唱赞歌的工具！文学艺术就是应该暴露黑暗！揭示社会的黑暗！揭示社会的不公正！也包括揭示人性类心灵深处的阴暗面！揭示人性中恶的成分！”

两句话是不是有一脉相承的感觉？

这位之所以得诺贝尔奖，不知道是否与他这个理念相契合的原因？所以，想要获诺贝尔文学奖，先要学会诋毁祖国。

如果这种想法已经蔚然成风的话，那么最先说出此话的人，算得上是这种思想的开山鼻祖，而这个人就是我们这篇文章的主角——胡风。

胡风原名张光人，1905年出生于湖北省蕲春县蕲州镇下石潭村。

1920年起，先后就读于武昌和南京的中学。

1925年，进入北京大学预科，一年后改入清华大学英文系。不久辍学，后一度任职于国民党的宣传文化部门。

1927年至1928年期间，胡风他先后在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宣传部任干事，在江西国民党第三十一军政治部宣传科担任科长，写过一些反共的文章。

1929年，到日本东京，进入庆应大学英文科，曾参加日本普罗科学研究所艺术研究会，从事普罗文学活动。

1933年，被驱逐出境，回到上海任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宣传部长、行政书记，与鲁迅常有来往。

关于胡风的个人生平，这里不再赘述，从目前公开的资料中，你找不到有什么特别严重问题的地方。

当年胡风事件发生的时候，相关部门查证过他的罪证，问题不是没有，但是要定为反革命罪比较难。

胡风这个人长期以来与我们都有不同的意见，客观地讲，他的很多理论带有隐蔽性。

说得更直白一点，他是在马列主义的外衣之下，用资产阶级的思想去影响那些有自由主义倾向的人。

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胡风并不信仰共产主义，与其后来声称“中国文化没有建筑在毛泽东和党的原则的基础上，毛泽东和党的指示被少数几个文化官员歪曲了”的言论对比来看，胡风更像是一个机会主义者。

他所宣扬的创作是自己的自由的观点，很容易蛊惑人心，看上去体现了文人的清高，实际上是打着清高的幌子为资产阶级思想洗地。

胡风鼓吹的自由创作，实际上并不为人民群众创作，这与老人家指出文艺应该为工农兵服务的思想大相径庭。

1942年，老人家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明确指出文艺应该为谁服务的问题？我们的目标是为工农兵服务，文艺工作者要深入群众，改造自己的思想。

但是，胡风不这么认为，他不承认文艺工作者应该为工农兵服务，说白了他骨子里其实就看不起人民群众。

在他们这样的人心里，文人墨客怎么能为生活在底层的劳动人民服务呢？怎么能为劳动人民而歌呢？劳动人民大字不识一个，他们这些知识分子怎么能将头低下问老百姓的疾苦呢？

胡风认为文艺创作是文艺工作者自己的事情，他想创作什么是他自己的自由，是他自己主观认知决定，不存在要由别人来改造自己的思想之说。

实际上，这种思想就是属于没有原则和无立场的自由主义。

这一点像不像今天那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和雨果奖的人？为了名利，以自由之名，公然而污蔑诋毁祖国。

老人家的主张是为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而胡风则不一定为人民群众服务，他更可能为资产阶级服务。

既然是自由主义，那就有为钱而歌的自由，谁给钱我就为谁歌，因为作家有自己的主观想法。

不要指望这种自由主义会不为钱为真理而战，这些知识分子也是要吃饭的，他们如果不解决生计问题，同样无法坚持所谓的自由创作。

这些文艺工作者也是有欲望的，他们有没有对钱的欲望呢？有没有对美女的欲望呢？有没有对权力的欲望呢？有没有对地位呢？只要能够满足一己私欲，他们都可以用他这个理论来掩饰，而且他们有这个本事来满足这些欲望，毕竟资本家需要他们来洗地，需要他们来麻痹老百姓。

因此，所谓的创作自由主义，不过是一句谎话，最终依然是替资本卖命。

胡风将这种观点隐藏在他的文艺理论之中，只要深谙世故的人，必然明白他深层次的意思，扛着红旗反红旗，胡风就是这一类人。

表面上打着马列主义的旗号，说着一些似是而非的马列主义词汇，但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内核。

胡风就是利用这种伪装来迷惑年轻人，也借此形成了他们的圈子。

有人认为，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之后，知识分子出现了分化，一部分去了延安，被称为延安知识分子，一部分留在国统区，被称为国统区知识分子，胡风就属于国统区知识分子。

胡风与我们在文艺理论上的交锋并不是1955年这一次，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就跟我们有了第一次交手。

1942年在重庆时，胡风作为中华全国文艺家协会理事、研究部负责人，曾为文协理事会第六届年会起草了《文艺工作的发展及其努力方向》的报告。

黄药眠看后，于当年七月在桂林写了“质疑”，他认为这篇文章是以深奥的名词掩饰着理论上的空虚。

他不同意胡风关于抗战初期的创作特征的见解，“主要地表现在主观精神的高扬和客观精神的泛滥分离地同时发展地这一个特点上”。

认为这个命题“不是从现实的生活里得出来的结论，而是观念地预先想好，加在现实运动上的公式。”

除了黄药眠，茅盾也不同意胡风的意见。

根据茅盾的《回忆录》记载，“早在四二年底，胡风就提出了他的‘主观战斗精神’。他认为当时文艺创作上出现的某些衰落现象，主要是由于作家们在主观热情上的衰退，以及由此而造成的创作倾向上的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他说‘有些作家是，生活随遇而安了，热情衰落了，因而对待生活的是被动的精神，从事创作的是冷淡的职业的心境。……这就是所谓客观主义，是泛滥在目前创作上的一个著目的倾向。如果战斗热情虽然衰落了，但由于所谓理智上的不能忘怀或追随风气的打算，依据一种理念去造出内容或主题，那么客观主义就化装成了一种主观主义。’胡风认为克服这种精神状态和创作倾向的办法，是要求作家奋发‘主观战斗精神’，提倡‘主观战斗精神和客观真理的结合和融合’，并说这就是现实主义。当时，胡风的观点并未引起更多人的注意，因为他对广大进步作家精神状态的估价是偏激的，不公正的，结论也是错误的。他如此强调作家的个人意志的作用，强调发扬‘主观战斗精神’，也并非通向现实主义之道，而且他所反复谈论的作家要‘自我斗争’，却不见体现在他自己的身上。”

但是，胡风始终坚持他的观点。

1945年1月，胡风编的《希望》创刊号在重庆出版，其中发表了舒芜的长文《论主观》。胡风在《编后记》中说：“这篇文章提出了‘一个使中华民族求新生的斗争会受到影响的问题’。”

看到了吧，胡风的调门唱得很高，但是唱出来的是歪风邪曲。

实际上，舒芜的文章是为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论提供理论基础的。

舒芜的《论主观》和胡风的《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两篇文章，很快引起了党所领导的重庆进步文艺界的注意。

于是在1月25日，由党的文委负责人之一冯乃超主持，在郭沫若领导的文工会召开了一个小型座谈会，对《希望》杂志的文章提出意见。

到会的有茅盾、邵荃麟、冯雪峰、蔡仪、胡风、何其芳、刘白羽、林默涵等人。

茅盾首先发言，他对《论主观》很不赞成，提出了批评意见，认为文章对大后方文艺界情况的分析不符合实际，丢下一句“洋洋几万言，实际上是‘卖野人头’”的话就退席了。

后来冯雪峰等人讲了几句就没有再开下去。

1945年4月，黄药眠在成都发表了《论约瑟夫的外套》，批评舒芜的《论主观》是“外用约瑟夫（即斯大林）的美丽外衣裹了起来，怡然自得地在错误的森林里散步，并以此为骄傲”。

除了批评舒芜文章中的“唯主观”史观等观点外，还批评了他“做深刻状”、故作“高深”的文风。

在这一时期，何其芳先后发表了“关于现实主义”和“关于客观主义”的通信，与拥护胡风观点的王戎、吕荧进行了争论。

1945年8月，抗战胜利，老人家到重庆与国民党谈判，随行的胡乔木曾找胡风、舒芜谈话，批评了舒芜《论主观》的观点。

胡风对当时文工会党组织召开的座谈会和胡乔木对《论主观》的批评极为反感，他写信给舒芜称，茅盾是“抬头的市侩”，胡乔木是“抬脚的市侩”。

表示“后记里的伏线也完全下对了。看情形，一是想闷死你，一是想闷死你而闷死刊物。哲学家和官们属于前者，文学家们属于后者。”

告诉舒芜，“你现在，一要预备杂文，一要加紧对这问题作更进一步的研究，准备迎战。”

鉴于当时重庆的政治环境，为了争取和平民主的政治斗争，没有对文艺理论问题进行深入的讨论，因此只是在党领导的进步文艺界内部对胡风等人的观点提出了不同的意见，没有在社会上公开。

1946年9月，国共谈判破裂，全面内战爆发。

周总理亲自安排下，一批从事文化宣传工作的文艺工作者从南京、上海等地转移到香港，准备在香港继续做宣传文化工作。

当时，党考虑到上海等地环境恶劣，担心留在那里的作家如郭沫若、茅盾及其他进步人士不安全，分别动员并安排他们到香港，其中包括胡风。

文化工作自然就会在思想领域进行斗争，可是胡风却认为，这是党员作家想把他“逼”到香港去论战。

论战依然围绕着主观主义和自然主义倾向展开，也就是之前我们说到的，无论你是什么作家，都离不开社会经济基础，都不可能背离阶级性。

而胡风这一类人则是典型地脱离人民，看不起群众，于是他们就在“个性自由”的口号下，公开喊出要“逃集体”。

邵荃麟、乔冠华、胡绳、林默涵等人对胡风的主观自由主义进行了批评，这是对胡风文艺思想的第二次批评，也是第一次在社会上公开批评。

在香港这段时间，胡风也为他自己播种下了种子，日后第三次批判时，国外反动媒体对胡风进行声援，由此也促使了胡风事件牵连的人众多。

胡风坚持自己主观主义的文风，一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之后，此时舒芜依然与他身在同一战壕。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顶着苏联的压力，团结各党派人士参与国家的管理，对于文艺界采取的也是开放包容的态度。

1951年3月，当中国戏曲研究院成立时，邀请老人家题词，老人家便题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

1953年8月5日，中国历史问题研究、中国文字改革研究、中国语文教学研究三个委员会设立，请老人家给出工作方针，老人家便提出了“百家争鸣”，这就是后来的“双百方针”。

那么，如此宽松的文艺政策环境，最终会酿成反革命集团呢？

胡风事件要从1951年说起。

1951年11月，《<文艺报>通讯员内部通报》刊登了一些读者给《文艺报》的来信，提出应该对胡风的文艺思想展开批判。

这是读者提出对胡风的文艺思想展开批判，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当时的读者是新一代的读书人了，他们对胡风的思想并不认同。

注意，当时扫盲还没有开始普及，这时候的读者主要是新一代的年轻人，这就意味着当时的年轻人与我们的发展方向相契合。

1952年6月8日，《人民日报》转载了舒芜的一篇文章《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文章指出，胡风的文艺思想“是一种实质上属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文艺思想”。

短短几年功夫，舒芜便开始检查自己过去的错误，相当于给胡风背后捅了一刀。

无论舒芜是真的良心发现，还是嗅到了什么风声，为了自保而出卖了胡风，总之舒芜这个曾经的战友，如今成了胡风的叛徒。

1953年《文艺报》发表了林默涵《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以及何其芳的《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公开批判胡风的文艺思想。

实际上，当时的批判依然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只要胡风能认识到自己的问题就行。

说得更直白一点，民国都亡了，新民主主社会已经在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了，你还在抱着之前那套资产阶级思想，能适应我们现在这个社会主义建设吗？

然而，胡风当时并未立即回应这些批判，却在1954年7月，向中共中央政治局送了一份30万字的长篇报告，即《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后来被称为“三十万言意见书”。

他在报告中指出，1949年以来，中国文化没有建筑在老人家和党的原则的基础上，指示被少数几个文化官员歪曲了。

他批评这些官员迫使作家只深入工农兵的生活，写作前要先学马列主义，只能用民族形式，只强调“光明面”，忽视落后面和阴暗面。

他断言，这样的作品是不真实的。

他还建议，作家们应该根据自己的需要改造自己，而不是让官员们改造自己。

他还主张由作家自己组织编辑七八种杂志，取代为数甚少的官方杂志，以提倡多样性。

胡风给人的感觉，就像是众人都在努力拉车上坡，胡风却在一旁嘲讽众人愚蠢。

我们都在轰轰烈烈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人人都在忘我工作，大家都在无私奉献，胡风却偏要说我们不但落后，还有阴暗的地方。

这就像今天我们全民都在同心协力抗击疫情时，有人不报道那些逆行冲到疫情中的医护人员，反而极力斥责我们，这做得不好，那做得不对。

历史不会重复相同的事情，却会重复相似的逻辑。

胡风这一做法，在形势上其实是一种挑衅，非但不反思自己的问题，反倒要求我们来迁就他，就跟一个犯浑撒泼的小孩一样。

为什么胡风觉得自己有犯浑撒泼的资本呢？

大概是因为之前跟鲁迅交往甚密，所以他觉得自己有这个资本来对抗我们对于文艺界的指导方向。

但一个作家还犯不着让中央介入或直接出面，于是胡风30万字的长篇报告没有得到回应。

1954年10月，老人家提出对《红楼梦》研究中存在的资产阶级倾向进行批评。

于是，中国文联和作协两个主席团连续几次联合召开扩大会议，检查批评《文艺报》编者所谓向资产阶级权威投降和压抑新生力量的错误。

胡风也参加了扩大会议，他作了两次发言，表示《文艺报》的错误“是我们战线的失败”，错误的性质和根源是他一向反对的“庸俗社会学”，过去“肯定、否定、否定、打击和捧场基本上是从庸俗社会学的思想态度和方法出发的”。

胡风的讲话给人有一种不知所云的感觉，有一种卖弄文人那点所谓的高雅，但说白了就是一句话：不说人话。

从这里可以看出，如果说我们在帮助其改造自己的话，那么胡风显然是不接受这种改造的，不但不接受改造，反而认为是我们做错了。

这一点跟现在有些人吃着中国人的饭，却骂中国人不好的人何其相似，还反过来教育你自毁保卫自己的武器，以取悦于敌人。

胡风认为，这是一次全面清算文艺界领导思想的极好的斗争机会，他不仅自己参加批判斗争，还多方组织并指使各地和他思想一致的人参加“斗争”。

这样一来，原本是批评《文艺报》投降资产阶级权威、压制马克思主义新生力量的会议，就多出了一个内容。

由于胡风、路翎等人误以为这是他们的有利时机，便在会内会外行动起来，企图攻倒文艺界的领导。

于是，袁水拍、郭沫若、茅盾、周扬等人对胡风等人进行反击，周扬做了三部分发言：

一、开展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

二、指出《文艺报》的错误。

三、指出胡风和我们的观点之间的分歧。

周扬的讲话刊登在12月10日的《人民日报》上。

老人家后来对会议的内容和胡风的发言有所耳闻，于是胡风的《意见书》被转交到了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建议交给《文艺报》发表，进行公开讨论，让文艺界自己拿出处理意见。

胡风得知《文艺报》要刊登他的意见书组织公开讨论后，于1955年1月14日晚找周扬承认错误，并要求在发表他的意见书时，在卷首附上他写的《我的声明》，声明的内容如下：

“这次批判资产阶级思想运动开展后，我受到了很大教育，现在正在检查这个‘材料’里面的错误，在这个材料公开发行时，我首先声明两点：

一、这个‘材料’里面所表现的对党对文学事业的态度，我已初步认识到是错误的，有害的。

二、这个‘材料’里面对今天的文艺运动所得出来的判断是带有很大主观成分的。其中有些具体提到的情况和例证，当时没有很好地调查研究，后来发现有不切合实际之处，但现在‘材料’已印好，来不及修正。以上一切，我当负我应负的贵任，希望同志们加以批判。”

看到了吧，心里有鬼的人，经不起检验的人，终究是胆怯的。

从读者的批判，到文艺工作者的批判，到文联和作协的批判，陪跑的人够多了吧，挽救一个人也够仁至义尽了吧，但胡风依旧拒不接受，还要认为你们都是错的，我一个人才是对的。

现在知道问题严重了，才开始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

既然这样的批判无效，那么只能用另外的批判了。

1月15日，周扬立即就胡风的问题写信请示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并转老人家。

老人家当日在周扬的信上批示：

“周扬同志：

（一）这样的声明不能登载；（二）应对胡风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进行彻底的批判，不要让他逃到‘小资产阶级观点’里躲藏起来。”

老人家的这一批示给了少奇同志、周总理、小平同志，并经他们圈阅。

1955年1月21日，中央宣传部向中央提交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

1月26日，中央批发中宣部的报告，老人家指出，胡风是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在长时期内进行着反党反人民的斗争，对一部分作家和读者发生欺骗作用，因此必须加以彻底批判”。

批判完了最终要给一个定性，那么如何给胡风定性呢？

1955年4月，舒芜来到中南海中宣部办公室找林默涵。

他交给林默涵一本装订好的胡风给他的信件，说其中有许多情况，可以看看。

当时林默涵认为私人信件没有什么好看的，就一直放在书架上，没有重视。

隔了一段时间，林默涵偶然拿起来翻了翻，发现其中有许多暗语，例如“两位马褂”（指何其芳、刘白羽）、“豪绅们”（指当时重庆进步作家们）、“官们”、“权贵”、“老爷们”（指一些共产党员和党的负责干部）、抬头的市侩（指茅盾）、“跳加官”（指当时进步文艺界的活动）等等。

还有一些充满讥讽和憎恶的语言，例如（“因两位马褂在此，豪绅们如迎钦差，我也只好奉陪鞠躬”，“要做商人，只得和对手一道漂赌，要在这圈子里站着不倒下，也就不得不奉陪一道跳加官”，“即如这儿年的跳加官罢，实际上应该失陪，或者简直跳它一个魔鬼之舞的，但却一直混在蛆虫（按：指进步文艺界人士）里面”。

看到了吧，这些信件用了大量隐晦、影射、谩骂等曲笔表述，同是文艺界的一些作家，如果是意见或见解有与他们不同的人，他们就给对方起代号，而这些代号只有胡风这个小圈子内部的人才明白。

一个正常人写信为什么要用这些隐晦的暗语呢？显然只有心怀鬼胎和怀有不可告人目的之人，才会玩弄这些伎俩，如果是光明磊落的人，就不会搞这些阴谋诡计。

最终，对胡风的定性一开始还是“搞宗派的文艺小集团”，后来提高到“反党集团”，当老人家看到这些信件时，不能不认为这是“反革命集团”。

因为在此之前，我们刚经历了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和剿匪斗争，国民党遗留下来的特务还没有彻底肃清，胡风之流跟他们之间有没有关联性呢？会不会成了安插在我们队伍中的卧底呢？谁也不能保证。

于是，老人家将《文艺报》关于舒芜提供的材料拟的题目做了更改，由《关于胡风小集团的一些材料》改成了《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并亲自写了按语。

“为应广大读者的需要，我们现在将《人民日报》在一九五五年五月十三日至六月十日期间所发表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三批材料和《人民日报》一九五五年六月十日的社论编在一起，交人民出版社出版，书名就叫《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在这本书中，我们仍然印了胡风的《我的自我批判》一文，作为读者研究这个反革命两面派的一项资料，不过把它改为附件，印在舒芜那篇“材料”的后面。我们对三篇“材料”的按语和注文，作了少数文字上的修改。我们在第二篇“材料”中修改了一些注文，增加了一些注文，又增加了两个按语。第一、第二两篇题目中的“反党集团”字样，统照第三篇那样，改为“反革命集团”，以归一律。此外，一切照旧。”

1955年5月18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将胡风和他的夫人梅志逮捕。

胡风被逮捕之后，5月27日开始，《香港时报》发表社论，以《看中国大陆上的文字狱》为题，陆续发表多篇反动报道，一直持续到6月中旬。

当时香港媒体的歪曲报道，直接坐实了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事实成立，由此引发了更大规模的运动。

6月全国展开揭露、批判、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2100多人受到牵连，其中92人被捕，62人被隔离审查，73人被停职反省。

10年之后，胡风于1965年被判处有期徒刑。

今天有人看到这段历史，认为不可思议，觉得一个写文字的人，怎么可能推翻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

我们只能告诉你，一块冰放在水里，最后就化成了一滩水。

你有这样的看法，是因为你没有见识过波匈事件，你有这样的认知，是因为老人家用毕生精力将社会主义深入人心。

胡风真的冤枉吗？其实一点也不冤枉。

他一次又一次挑战我们的文化指向，并且还要我们迁就他的观点，并且卖弄文人的清高，还用隐晦暗语来侮辱进步作家，而这些暗语谁能保证没有间谍行为呢？

不要以为胡风这样的做法，在西方就不会受到限制，看看同期大洋彼岸的美国是怎么收拾这种人的。

1950年初，美国麦卡锡主义开始泛滥，反共排外运动一直持续到1954年，它的影响波及美国政治、外交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在文学界，美国共产党领袖威廉·福斯特、左翼作家白劳德、史沫特莱等75位作家的书籍全被列为禁书，连著名历史学家小阿瑟· 史莱辛格和幽默作家马克·吐温的作品也被列入“危险书籍”之列。

据估计，被剔除的书籍总数有近200万册。在此影响下，美国国内一些城市和学校的图书馆也纷纷查禁甚至焚毁“任何可疑的书籍和杂志”。

美国国务院、国防部、重要的国防工厂、美国之音、美国政府印刷局等要害部门，都未能逃脱麦卡锡非美活动调查小组委员会的清查。

成千上万的华裔被怀疑为“间谍”，他们不仅被非法传讯，甚至禁止公开谈论自己的家乡，连同情他们的人也被监禁、被驱逐，甚至遭暗杀。

受到迫害的人包括阿尔格伦·纳尔逊、查理·卓别林、罗伯特·奥本海默、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埃德加·斯诺、司徒雷登、钱学森等名人。

西方为了保卫自己的政权，不也是同样采取了反制措施吗？怎么这些佞人就选择性的眼瞎呢？

胡风这位被定性为反革命的人，1955年批捕，却在1965年才被判刑，最终活到了83岁。

一个被定性为反革命的人，还能活这么久，而1976年我们国民的人均寿命才65岁。

佞人们总想往老人家身上泼脏水，说老人家迫害他们，而被迫害的胡风竟然活到了83岁。

胡风后来被平反之后，文人圈子里对他的态度大为转变，使得这件事情像一面镜子，更是照出了人性的丑陋。

在名利面前，有多少文人的骨头是硬的？大多数人的膝盖都是软的，直接扑通一声跪倒在地。

这副狼狈相，正是应了胡风的主观自由主义，“我又跪拜名利的自由！”

今天我们翻看过去的历史，每个人都会得出自己结论，当我们抹去那个时代的尘埃，看到真相时，只有眼含热泪，心怀感动。

如果你想了解过去那个时代的真相，请关注下一章《苏共二十大：社会主义阵营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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