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战白江口，一战打出千年和平

今年8月24日，日本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排放核污水，引发全世界人民的千夫所指。

激愤之下，中国网友蓦然回首，想起中日之间第一次大决战——“白江口之战”，为之悠然神往，为之浮想联翩。

在美、日恶意鼓动下，目前朝鲜半岛波诡云谲，台湾海峡黑云压城，亚洲版“小北约”正隐隐成型。今天，“程奇夜谈”想从地缘战略的角度，聊一聊“白江口之战”如何“一战定乾坤”，奠定一千年的东亚和平发展史，从中汲取中国先贤的战略大智慧，探索西太平洋方向的战略突破新思路。

白江口之战

开局：大唐全力对付高句丽，日本出现严重战略误判

千载之下的我们，从“上帝视角”，重新审视公元663年的“白江口之战”，我们看得清清楚楚：中、日双方，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战略误判，隐隐然与1950年的抗美援朝战役之前的双方战略误判，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唐初的中国，刚刚结束了魏晋南北朝的361年华夏大分裂和隋朝末年的战乱，一个中央集权的新型帝国，如旭日东升，呈现生机勃勃的上升趋势。

从战略高度，从隋炀帝，到唐太宗，再到唐高宗，似乎无暇顾及日本这个“蕞尔小国”，中国优先考虑的头号大敌，当然是具有高度文明的高句丽帝国。

唐代东亚形势图

和今天的“东亚怪物房”类似，东亚五个国家，个个实力不俗，各有盘算，纵横捭阖，纷争不断。高句丽是扶余人建立的中国边疆政权，长期是中国的藩属国，却利用魏晋南北朝的大分裂野蛮生长，将中国的东亚朝贡体系冲击得七零八落，其疆域横跨今天的中国东北和今天的朝鲜，这个扩张性大帝国，如附骨之疽，对中原帝国形成巨大的战略压迫态势；同时，从中国集安迁都朝鲜平壤后，高句丽便与朝鲜半岛南部的百济国（今韩国西南部）、新罗国（今韩国东北部），形成三足鼎立、互相攻伐的战略格局。

刚刚崛起的岛国日本，与百济关系密切，并已以百济王子扶余丰为人质，变相控制该国，日本以朝鲜半岛为纽带，间接学习大唐的政治、文化、科技等先进知识，推进方兴未艾的“大化改新”，作为利益攸关方，日本时刻都在关注朝鲜半岛的局势，随时准备介入半岛争端。

客观说，号称“天下共主”的隋、唐帝国，压根瞧不上朝鲜、日本这些资源贫乏的地盘，但对辽东半岛这个战略要地情有独钟。自古以来，中原帝国都以辽东半岛为战略支点，对付中国东北的少数民族政权、朝鲜、日本，羁縻各种势力，形成东亚的朝贡体系。出于这个战略，隋炀帝咬紧牙关三征高句丽，甚至导致了隋朝的灭亡；唐高祖、唐太宗仍秉持同一战略，虽然在与高句丽的战争中屡战屡败，仍然不屈不挠坚持用兵。

为了对付高句丽，唐高宗采用“远交近攻”战略，与新罗国联合，夹击高句丽，军事上不断取得胜利，战争的天平逐渐向大唐倾斜；高句丽则联合百济国，抵抗大唐、新罗联军的持续进攻。每到战争关键时刻，百济总是出来捣乱，牵制新罗军队主力。

为了剪除高句丽“右臂”，唐高宗派苏定方领兵13万，干脆利落地占领百济首都泗沘城，国王扶余义慈及王公贵族1.3万人被押送到长安，百济喜提“灭国套餐”。之后，唐军主力转移到辽东半岛与高句丽军队对峙，朝廷任命陕西绥德人刘仁愿为都护，率1万军队与七千新罗军队留守泗沘城，百济故地则设立熊津都督府，但都督王文度很快暴死，唐高宗提拔河南尉氏人刘仁轨代替王文度统军。

立国数百年的百济残余势力当然不服气，以鬼室福信为首组成复国军，从日本迎回作为人质的王子扶余丰为国王，并向日本和高句丽求援，期望复国。

公元4世纪，日本列岛才出现第一个统一政权——大和国，通过“大化改新”，刚刚有了“日本”这个国名，国势正蒸蒸日上。立国之初的日本，很是夜郎自大，竟然把自己放在与隋唐帝国平起平坐的位置。在给隋炀帝的国书上，居然说“日出处天子致日落出天子”、“东天皇敬白西皇帝”，气得隋炀帝当场把国书扔在地上，但为了不影响征伐高句丽的总战略，隋朝并没有对日本用兵，其后的唐太宗、唐高宗也没有重视日本；大唐联合新罗，对日本的同盟国百济进行灭国战争，让日本产生了战略误判，认为大唐希望以朝鲜半岛为跳板，跨海进攻日本，开展灭国战争。

出于战略误判，日本决心进行出兵朝鲜半岛，对抗大唐。客观说，日本之所以敢与大唐为敌，与隋炀帝、唐太宗进攻高句丽屡战屡败，让日本感觉大唐国力不过如此的错觉，自己有实力火中取栗并战而胜之，进而控制整个朝鲜半岛。

日本齐明天皇（又称皇极天皇）虽然是女性，居然也要“御驾亲征”，可惜没等出发就染病“驾崩”；其子中大兄皇子自认监国皇太子，征集举国之兵，兵发朝鲜，与大唐势力发生直接碰撞。

面对日本与百济复国军的双重压力，唐高宗一度考虑到敌强我弱，准备避其锋芒，把大唐百济驻军撤退到新罗。刘仁轨上书皇帝，坚持留守百济，完成东西对进、夹击高句丽的战略目的，获得朝廷的赞许。

刘仁轨

客观说，日本军队如果第一时间进攻驻扎百济的唐军，很有可能获得大胜；可日本人搞错了战略方向，首先登陆新罗并与其缠斗，错过了宝贵的战略机遇期。

由于情况紧急，大唐甚至来不及从江淮地区调派水师，只能就近从山东征集7000水勇，紧急增援百济。

过程：唐朝版“天炉战法”，日本舰队遭遇“赤壁火攻”

从战斗角度看，“白江口之战”，也属于误打误撞，双方舰队出于不同的战略考虑，在百济白江口不期而遇，东亚两大势力，迎头相撞。

“白江口之战”的战前局势，和中日“甲午海战”战前惊人神似。此时，都护刘仁愿带领部队，围攻百济复国军的据点周留城；代理熊津都督的刘仁轨与唐将杜爽和百济王子扶余隆，率领唐军1.3万人、新罗兵5000人，乘坐170艘战舰，准备南下增援刘仁愿，为其送兵、送粮。

白江口之战形势图

公元663年（唐高宗龙朔三年）8月17日，一个注定铭刻史册的日子，日本前将军安昙比罗夫、后将军阿倍比罗夫和百济新王扶余丰率领的日本百济联军，其中日军4.2万人、百济复国军5000人、1000多艘战船，在白江口，与刘仁轨率领的大唐、新罗联军正面相遇，一场大战不可避免。

对于这场大战，《旧唐书》、《新唐书》的记载都很简略，只是说四战全胜，焚毁日军战舰400多艘，敌人的鲜血染红了海面。而日本史书《日本书纪》的记录，则相对详细。中日学者根据《日本书纪》和其他记载，还原出“白江口之战”的基本过程——

中日双方舰队初次战斗，日军小负而退。唐军则在白村江口列成“一字长蛇阵”，严阵以待。日军将领认为只要自己奋勇争先，唐军肯定会望风而逃，于是全军出击，以“群狼战术”，冲击唐军中央阵列，企图将唐军分割包围，聚而歼之。

面对日军舰队的疯狂进攻，刘仁轨好整以暇，从容应对，他指挥中军缓缓后退，左、右两个舰队则向两翼包抄，将庞大的日军舰队，压迫成密密麻麻的三角形阵列。

由于唐军舰船高大，日军舰船低矮，日本前将军安昙比罗夫为了改变仰攻的不利局势，率先尝试火攻，向唐军舰船扔出火把，可唐军舰船的防火设施很完善，日军火攻起不到作用。

日军“火攻”受挫，唐军的大规模反击开始了。

这里，需要简单介绍一下唐军的舰队编制。用唐朝中叶的宰相杜佑的说法：唐军战舰主要有斗舰（类似巡洋舰，三重楼船）、走舸（高速快艇）、艋艟（类似侦查艇），游艇（联络战舰，用于指挥调度）四部分组成。唐军战船上配置的远程、中程、近程武器，使得倭船只能挨打，远了用抛石机、绞车弩进行打击，中程用弓箭射击，近了用拍杆砸。

拍杆，是唐代战舰的特殊装备，有点像大型“苍蝇拍”，在海战时利用自身重力，对敌方舰船进行大力拍打，往往导致中小型船只倾斜、翻船。

面对日军舰队挤成一团的“三角形阵型”，唐军用“拍杆”对日军舰船进行拍打，把临近的日军小船砸碎、中性船只砸翻，日军士兵纷纷坠海；唐军利用自己身处“上风口”的优势，顺势施放火箭（早期火药武器），日军舰船纷纷着火，只好向后退却，却将后方的本方战舰引燃，一时风助火势，火助风威，越烧越大，但见日军舰队火光冲天，战舰燃烧声、翻船声、士兵哀嚎声，响成一片。

抗战时期，国军名将薛岳在长沙保卫战中，祭出“天炉战法”，聚歼进攻的日军。“白江口之战”中，刘仁轨所用的，正是“天炉战法”外加“赤壁火攻”，最终大胜日军。

薛岳将军

薛岳将军的“天炉战法”，不知道是否学习自刘仁轨的“白江口之战”，当然也有可能两个人“心有灵犀一点通”，默契地用同一战法绞杀日军。

莫以成败论英雄。客观说，日军将领安昙比罗夫前期的“分割包围战法”、“群狼战术”，中期的火攻，后期阿倍比罗夫稳定战线、收拾残局，堪称指挥有方、进退有度。

客观说，“白江口之战”，日军是征发全国精兵，以举国之力对抗大唐；大唐出动的是一支偏师，主力部队则在辽东进攻高句丽。以一隅敌一国并大获全胜，堪称古代战争史的奇迹。

长篇科幻小说《三体》中有一句名言：“毁灭你，与你无关”，客观说，唐朝初年，训练有素的“府兵制”仍保持充足战力，而中原帝国的科技优势，大唐中央政府的组织动员能力，这三种能力，对刚刚走出奴隶社会的日本的松散地方豪强势力组成的联军，形成绝对意义上的降维打击。

结局：中国、日本、新罗三方受益，开启东亚千年和平时期

“白江口之战”后，东亚大局，仿佛按下“快进键”，日军惨败后撤出朝鲜半岛，百济再次灭国；公元668年（唐总章元年），唐朝大将李勣（徐茂公）率军攻灭高句丽，大唐设立安东都护府，管理辽东半岛、高句丽和渤海国故地；同一年，新罗在大唐协助下，统一朝鲜半岛大同江以南地区，建立新罗王朝。

百济灭国后，老国王扶余义慈被押到东都洛阳应天门“献俘阙下”，死后埋在洛阳邙山凤凰台村；末代太子扶余隆参加“白江口之战”后，被封为带方郡王，管理百济故地和遗民，他不敢回国，死后埋在洛阳北邙清善里；百济末代国王扶余丰战后逃亡高句丽，之后被大唐俘虏，流放中国江南，不知所终。

战后，刘仁轨一路加官进爵，被封为“乐城郡公”，任文昌左相；公元685年，85岁的刘仁轨寿终正寝，武则天为其辍朝三日，追赠开府仪同三司、并州大都督，陪葬唐高宗的乾陵，赐其家实封三百户。

对大唐帝国来说，“白江口之战”和高句丽灭国之战，占据了辽东半岛这个战略支点，去除了高句丽这个心腹大患，痛击了日本染指朝鲜半岛的野心，在东亚建立了以大唐帝国为核心的朝贡格局，重新构建儒家文明圈，开启了东亚地区的千年和平时期。由此来看，大唐是当之无愧的胜利者，也是最大的战略受益方。

新罗，是“白江口之战”的直接受益者。借助大唐势力，新罗驱逐了日本势力，吞并了百济故地，统一朝鲜半岛，成为中原帝国朝贡体系的忠实藩属国和东亚秩序维护者。

作为战败方，日本举国震惊，一时患上“恐唐症”，甚至有点“杯弓蛇影”。中大兄皇子继位后成为天智天皇，由于担心大唐和新罗联军渡海进攻，日本在在九州北部和本州西部，筑起坚固堡垒，随时准备迎接大唐的进攻；为了自保，日本甚至将首都从飞鸟（奈良县高市郡明日香村），迁到内陆的藤原京（奈良县橿原市）。

通过遣唐使等渠道，日本这才确认中国没有渡海进攻日本的打算，整个日本，都松了一口气儿。

从长期来看，日本也是“白江口之战”的受益方。首先.通过“白江口之战”，参战的地方豪强死的死、伤的伤，日本天皇的中央集权得到大大加强；其次.日本遭遇惨败后，此后900多年内再也不敢跟中国交手，自己也享受了近千年的和平红利；中国、日本从此确立师徒名分，日本“以唐为师”，派出多批遣唐使，学习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科技，“大化改新”获得成功，日本实现了第一次“大国崛起”。

当前，东亚格局风云变幻、波诡云谲，我们如何从“白江口之战”汲取战略智慧，如何在美日同盟的压力下实现大国崛起，重新建立和平、发展的东亚新秩序，这才是真正的战略大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