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成本居世界第二！生育率低还能怪年轻人不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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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人口发展呈现出生率低、人口老龄化、区域人口增减的态势。缓慢持续的低生育率影响着中国社会的整体可持续发展。据友娃人口研究报告显示，2020年中国家庭抚养一个孩子至18岁的平均成本为48.5万元。平均生育成本是人均GDP的数倍，仅次于韩国，位居世界第二。

中国正处于人口异常发展的历史转折点，由人口增长转向人口收缩。未来充满风险和挑战。低生育趋势的形成不是一天就能发生的。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普遍不愿意多生孩子？如何建设促进生育的社会？精选《人民论坛》最新文章。

为什么低出生率是挑战和危机？

2022年中国人口将出现负增长，这是1962年以来首次出现负增长。芬兰统计局数据显示，2022年该国出生人口为956万人，出生率为6.77‰。死亡1041万人，死亡率7.37‰；总人口141175万人，比2021年减少85万人。这是1950年以来年出生率首次低于1000万，也是连续第三年出生率低于1%。人口负增长的背后是低出生率，长期低于更替水平。2017年至2022年，我国出生人口连续六年下降。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属于很低的出生率。。根据芬兰统计局公布的出生率数据，2022年中国总和生育率仅为1.07，情况更加严峻。2022年中国出生人口为956万人，仅占世界出生人口的7.2%。相比之下，尽管生育率令人鼓舞，但韩国的总和生育率（育龄妇女平均生育孩子数）到2022年已降至0.78。国际上普遍认为1.5左右的总和生育率是“非常低的水平”。敏感警戒线”。当低于1.5时，就有可能陷入“低生育陷阱”。

据友和人口研究所预测，在中期预测情景下（假设2028年起总和生育率固定为1.1），2050年中国出生率将降至700万以下，2100年出生人数仅为238万，仅占全球新兴人口的2.2%。2023年至2100年，中国出生人口下降幅度最大，占全球比重从7.2%下降至2.2%。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出生人口比例也有不同程度的下降，而巴基斯坦、尼日利亚和美国的出生率则有所下降。俄罗斯出生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基本保持稳定，但有波动增长。与此同时，中国总人口下降幅度也最大，占世界总人口的17%，下降至6.1%，是唯一出现人口大幅下降的主要国家。份额大幅增长。从世界人口对比来看，中国人口下降形势之严峻可见一斑。

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户均人口为2.62人，比2010年的3.10人减少0.48人。国家卫健委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显示，2020年中国49岁女性终生不孕率为5.16%，低于美国平均水平（11岁）。%）和欧盟国家（19%）。研究人员认为，虽然我国女性终生不孕率低于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东亚发达国家，但终生不孕增长趋势与这些国家相似。土地。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晚婚晚育现象的加深以及受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未来我国终身不孕妇女人数还将持续增长，且比例还将持续增长。持续低生育率成为影响我国人口均衡发展和社会总体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风险。新生人口本质上是“朝阳人口”，因此生育率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人口的未来，人口影响未来的发展。

低出生率、人口低增长或负增长以及人口老龄化并不是中国独有的问题，而是21世纪世界面临的挑战。联合国人口司发布的《世界人口展望》显示，2021年有38个国家将出现内生人口负增长，其负增长主要是由于长期低出生率造成的。低出生率危机的具体表现是出生率下降加剧、人口老龄化和人力资源匮乏以及由此产生的综合养老问题（如无家可归的老人）、国家安全问题（缺乏）。军事资源）、婚姻家庭冲击（低生育率导致婚姻家庭脆弱）等。

据《中国人口普查年鉴—2020》预测，2020年，中国人平均初婚年龄将上升至28.67岁。晚婚晚育严重增加了适度生育的时间和优化生育的空间。中国正处于人口非正常发展的历史转折点，从人口增长转向人口下降，未来充满不确定性、风险和挑战。低出生率局面的形成不是一日流感。它具有内生性（意志性）、长期性、严重性、顽固性等诸多复杂特征。独生子女现象日益普遍，家庭发展、家庭关怀以及社会可持续发展都面临风险。当出生率长期低于更替水平时，就不可能实现人口的可持续发展，也就谈不上家庭或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生育率低的原因有哪些？

为什么年轻人普遍不愿意多生孩子？原因是复杂且多方面的。综上所述，生孩子是一种具有内在经济理性的行为。主要原因是生育的成本、风险和代价太高，而生育的效益、收益和回报太低。一般而言，它已经进入了成本受限的低生育率时期。

生育成本包括经济成本和非经济成本（机会成本、时间成本、健康成本和心理成本等）。友娃人口研究报告预计，2020年中国家庭抚养一个孩子至18岁的平均成本为48.5万元。平均生育成本是人均GDP的数倍，仅次于韩国位居世界第二。中国经济时报2021年的一项调查发现，80%的受访者认为生育和抚养孩子的经济成本太高，超过50%的受访者认为没有时间抚养和抚养孩子。照顾孩子。

客观地说，分娩仍然存在一定的风险，包括一定比例的出生缺陷和生殖健康问题。尤其是老年女性，面临更高的风险，例如产后抑郁症，甚至危及生命的疾病。即使在高科技城市社会，孕产妇死亡率也无法降至零。分娩的成本包括健康成本，例如照顾孩子造成的身心疲惫，以及外表损伤。爱美的女性担心生完孩子后身材走样，以及精神成本。当孩子出生时，在养育过程中，成长需要时间和精力，也需要如何让孩子得到更好的发展的各种担忧和焦虑。

当前的集约型育儿模式已经成为普遍的育儿模式。背后是社会心理，希望儿子出头，女儿出头。大多数家长都或多或少地担心这种比较。由于经济衰退，养家糊口难，养育孩子的压力大，没有足够的居住空间，没有劳动力照顾小孩，没有时间照顾孩子，很多孩子在成长过程中面临着生育、抚养、教育等问题。让我们来测试一下家人的关怀和爱的能力。如果说抚养第一个孩子给父母尤其是母亲带来了更多的辛苦甚至痛苦的经历，那么生二胎所需要的精力和成本已经让很多夫妇望而却步，更不用说生第三个孩子了。。

社会变迁和文化剧变引起的生育观念的变化。经过快速的人口社会变革后，多生多育、重男轻女的传统生育文化已经消失。传统生育文化承载的以家庭为中心的生育决策模式转变为以女性为中心的生育决策模式。虽然抚养孩子是夫妻乃至家庭的共同责任，但显然当今社会育儿责任仍然主要集中在女性身上。女性在职场中面临的性别歧视，以及在职业和教育之间平衡时间和精力的诸多困难，注定要比男性承受更多的负担。劳动压力越来越大。随着现代世界妇女解放和女权运动的发展，妇女的生育权和决策权显着增加，妇女作为生育主体的意志和话语权更加凸显。妇女受教育年限的延长和广泛参加工作，导致不孕、晚婚晚育、晚育成为现实。低生育率已成为发达国家的通病，也是中国的现实问题。生育观念普遍转向减少生育和改善教育。国家卫健委2021年调查显示，育龄妇女生育意愿持续下降，平均计划生育孩子数为1.64个，低于2017年的1.76个和2019年的1.73个。生育后”仅为1.54和1.48。经济负担过重、子女无人照顾、女性对职业发展的担忧等因素成为限制生育的主要障碍。

幸福预期低也是出生率低的重要原因。基本上，生育有其自身的优势，孩子的成长会产生各种优势和好处。然而，随着生育模式、亲子关系、代际关系的演变，生育的效用越来越低，与父母付出的巨大成本、费用和牺牲相比，甚至产生了净负效应。这导致一些育龄家庭缺乏“生育热情”。

综上所述，在经济低迷的背景下，作为生育单位的家庭生育能力的缺失，生育责任与生育动机的强相关性导致女性生育意愿低下，这是一个直接的内在动机。对于低生育率。这是20世纪90年代深化改革开放后中国从“政治性低生育”向“内生性低生育”转变的重要基础。生育友好型社会实际上是儿童友好型社会、家庭友好型社会。它整体上是有用的，缺乏对孩子深厚的慈悲和无私的爱，因此无法实现适度优化的生育。只有全社会增强爱护孩子的合力和理性，才能为婚姻和谐、家庭发展和生存提供力量源泉，摆脱弱小的出生境地。

如何建设促进生育的社会？

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旨在解决包括低出生率、出生率下降和老龄化在内的系统性人口危机。其本质是支持和鼓励生育，以摆脱低生育率的风险和困难。活着还是不活着？有多少儿童？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其中不仅包括生育的实际考虑，还包括经济社会环境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因此，建设促进生育的社会是国家和地方政府共同负责、企业、事业单位和全国人民共同参与的多层次、复杂的国家社会系统工程。、正义友好和福利友好三个基本逻辑。

一是生孩子的文化友好性。从文化和价值观上来说，提倡儿童友好生育，实际上对孩子、对母亲、对家庭、对养老、对国家、对发展都有好处。养育孩子的文化善意是一种认知善意。坦白说，对于家庭、国家、社会来说，新生人口是充满希望、不断增长的人口，具有无限的潜力和价值。在文明社会，无论孩子是健康还是残疾，都应该受到善待。生育作为人口增长活动，是社会工作的一部分，其创造的社会价值值得尊重。生育文化，无论是传统的还是现代的，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在生产、养育人的基本文化中强调一子之福——传宗接代的福祉和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福祉。女性作为生育的主要环节，需要来自家庭和社会的“母性尊重”，帮助职业女性保持事业与教育的平衡关系。只有这样，才有可能适度提高生育率。

生育有两个基本品质：价值和人性。要大力弘扬全社会、家庭、家长对孩子这个“独立生命体”的大爱，而不是把孩子当成私有财产，从自欺欺人的角度去理解和执着地塑造孩子，不治疗他们。孩子作为独立的人。促进孩子成长的溺爱、偏袒和缺乏爱，应该用爱和同情融入现代生育文化的灵魂。否则，即使低生育状况得到改善，也违背了人口高质量发展的初衷，因为孩子如果在缺乏智慧和爱的环境中成长，就很难成为真正的人才。

另一个是支持生育权。对于普通家庭来说，再要一个孩子可能是一个艰难的选择。但对于富裕家庭来说，情况可能不同。他们可能生育复杂，而且偏爱男孩，因此纳入允许一对夫妇生三个孩子的政策受到了质疑。另外，也有想要多生孩子的正常家庭，也有意外怀孕但又不想打掉孩子的正常家庭。多样性是生育力的真实面目。只有给予生育最大可能的韧性，才能找到促进生育恢复的机会。尽管三胎或三胎以上的多胞胎相对罕见，但还是可以容忍的。这不仅因为每一个生命都是宝贵的，还因为它对生育率的提高具有正向的加权作用。在一个低生育趋势的社会，其生育政策最具普惠性的本质就是回归到自由、独立生育的本色。“十四五”规划指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制定人口中长期发展战略，优化生育政策，完善人口服务体系，聚焦‘一老’”“一幼”，促进人口长期平衡发展。推动生育政策普惠性，推动生育政策与经济社会政策衔接，减轻家庭生育、育儿、教育负担，释放生育政策潜力。”强调人口发展和人口管理理念。新发展模式与时俱进，必须充分考虑生育欲望的多样性和生态理性，二孩、三孩成为社会主流，是摆脱生育危机的根本出路。低生育率、低出生率和人口老龄化。为此，需要推动第三次人口转变尽快到来（本质是让低出生率回归接近更替水平）。

三是生育福祉，即生育是家庭和国家的事。出生既有内在的（对家庭的影响）又有外在的（对社会的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从全球治理的角度来看，走福利化、社会化、生育率国有化的道路，是面临持续低生育率挑战的国家的共同应对策略。

生育福利类型包括物质奖励、增收、服务升级、环境优化等。分娩的幸福意味着分娩的盈利和提高的期望。生殖福祉社会化意味着生育、抚养和教育的部分费用将由社会支付。生育保健国有化意味着国家要承担更多的责任，通过制度化、法治化的方式明确生育保健的主体责任。创建中国特色的生殖福利社会是中国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提出的“家庭友好政策”可以作为参考。家庭友善政策支持婴幼儿家庭的照顾需求，同时父母也能履行工作义务，让父母更好地平衡育儿和就业。在中国，女性的事业与生育之间的平衡相当严峻。我国全面二孩政策出台以来，相对繁重的家庭照顾责任对城市女性，尤其是有0-6岁孩子的女性，在整个就业过程中造成了严重的母性惩罚效应。这种效果更加明显。生儿育女和承担负担是客观现实，这是非常强烈的。家庭育儿责任的有害影响在妇女的职业和家庭生命周期中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上，有潜在生育需要的职业女性在工作场所面临歧视的情况并不少见。这需要详细的研究和立法来保护职业妇女的劳动权和生殖权。

福祉生育主要涉及国家和企业两个福祉供给主体。首先，生孩子的第一个促进福利的方面是政府的友善。国家是生殖福祉社会化的主体责任主体，各部委是相关责任，努力方向是“支持和鼓励生育”。政府应该为两三个孩子的家庭提供额外的福利，为公民提供大国公平合理的生育福利，并建立成熟的长效机制。简单来说，适龄、准备生孩子的人应该有能力养得起孩子并“养好孩子”。

生育津贴（或牛奶津贴、婴儿奖金）在国外比较普遍。例如，日本的育儿补贴是向有小学生以下且收入不超过规定范围的家庭发放的。0-2岁儿童的补助金额为每月15,000日元；3岁至小学生，第1个、第2个孩子为10,000日元，第3个孩子以上为15,000日元；初中生也同样为10,000日元。

新加坡为2023年2月14日或之后出生的婴儿提供3,000新元的婴儿奖金。新加坡夫妇为第一个和第二个孩子各获得11,000新元（约合人民币59,000元）的现金奖金。如果出生第三个或更多孩子，奖金为10,000新元。人民币升至13000新加坡元（约合人民币69000元）。

2021年5月31日三孩政策出台后，我国多地政府开始发放生育津贴，并推出育儿补贴。例如，从2021年开始，四川省攀枝花市将在全国率先开始向该市户籍有两个及以上孩子的家庭提供每个孩子每月500元的托儿补贴，直至孩子出生。已经3岁了。攀枝花市还实施了覆盖怀孕、生育、抚养、育儿、住房的《打造友好生育环境城市响亮名片八条措施》生育服务保障体系建设。

又如：2023年1月，广东省深圳市卫健委公开征求《深圳市育儿补贴管理办法》意见，原计划对公民实行差别化、渐进式育儿补贴。有一个孩子的家庭总共可以获得7500元，有两个孩子的家庭总共可以获得7500元。你拿到11000元，一个三个孩子的家庭一共可以拿到19000元。

2023年8月，杭州市卫健委、杭州市财政局下发《关于杭州市托儿补贴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2023年1月1日起，杭州市户口同一夫妇怀孕（生育）。）孕（产）期间第二胎一次性补助2000元，第三胎一次性补助5000元；2023年1月1日起，同一对夫妇生育第二个、第三个孩子，新生孩子户口落户杭州，生育第二个孩子一次性补助5000元，生育第三胎一次性补助2万元。通常，生育者是根据其出生的孩子数单独计算的。

当地政府的调查工作才刚刚开始，效果如何，能否达到预期，还有待观察。“社会”一词可大可小，可以指全国性社会、区域性社会或小型社区群。中国幅员辽阔，地区差异较大。建立生育友好型社会对许多人来说是一个综合模式。各地区要结合实际、因地制宜，创建具有本地特色的干预模式。国家和社会层面努力的关键是排除障碍、统筹安排、纠正不足，持续推进涵盖婚恋、生育、育儿、教育等方面的“一揽子协议”，形成优生优育、优生学和优生学。政策协同。如果2025年出生率能够回升至1.4的“高”出生率，就需要非常有效的促进生育措施。例如，鼓励生育的公共支出应占GDP的5%左右；以及其他类似的支持措施，例如大幅增加参加托儿服务的人数比例，达到北欧发达国家50%左右的水平。

其次，分娩的另一个福利友好的方面是商业友好。2023年7月1日起，携程投入10亿元支持员工生育。携程在全球范围内工作满3年以上的员工，每年为每个新出生的孩子提供1万元人民币的现金补贴，一直发放到孩子年满5岁。一岁后到期。新推出的日托福利旨在支持员工生育子女的经济支持，使他们不会因生育而牺牲职业目标和成就。这展现了一家生育友好型企业的雄心、愿景和责任。好消息是，生育创业者（企业家）队伍越来越强大，群体效应即将到来。归根结底，创建生育友好型社会的基础是如何看待低生育危机以及建立什么样的生育价值观。生育友好性包括容忍少生孩子，也包括鼓励和支持多生孩子以及优生学。生殖多样性的立场和选择，只要合理、负责任，就值得尊重。当然，我们并不是赞扬极低的生育率，但我们必须为低生育时代新的人口问题做好准备，因为低生育率目标的实现并不意味着中国人口问题的结束，而是涉及到中国人口问题的变化。为此，国家必须构建促进生育的认识共同体（价值共同体）、社会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大力推进生育文化、政策和福利。

选自|《人民论坛》杂志八月（第1部分）

原名|低生育危机与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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