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战30天在头条写日记#

在阅读此文之前，麻烦您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现在请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小平同志向大会作重要讲话”。

在1975年9月15日上午九点的大寨，一句话落的华国锋激起的是掌声雷动，带头鼓掌的正是陈永贵。

这是继1962年七千人大会之后，各级领导干部来的最多的一次，而其安排者，是说出那句“凡是能去的，都要到昔阳县参加会议”的毛主席。

这个决定，是对大寨及其带头人陈永贵的肯定，与会的小平同志虽然发表了讲话，却是依旧谦虚的说“我这个人对农业基本是外行，内行还得看陈永贵和华国锋”。

一个是土生土长的山西昔阳人，一个来自山西交城，两个岁数相差不大的革命者，是如何率领中国农业昂首阔进？在昔日战友辞别之时，华国锋反复嘟囔嘀咕的，究竟又是什么？

震后的逆行者

1976年7月28日，河北省唐山市真的经历了“地动山摇”。

7.8级强地震掀翻了钢筋水泥筑建的高楼，也破灭了一个又一个的家庭。

到处是坍塌之后的尘土，地面上有人在哭，更多的却是被埋在地下，唐山市的地表和内里像是来了个颠倒，在这个绝对称不上安全的时刻，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永贵成了第一个赶赴灾区的领导人。

疮痍、悲怆、苦痛……

情绪的交织像一只只蚂蚁侵蚀着陈永贵的心，可他用极短的时间冷静了下来，开始自己白天去基层慰问，晚上就住在在废墟上搭建的帐篷里主持会议，安排震后救灾的各项工作。

急，怕，所有人都是这样，但生活的基本需求还是要尽快满足。

通过空投粮食，灾区人民的吃饭问题得到了缓解，只是水该怎么办？

陈永贵说“有问题，我来解决”，看着人们喝池坑里的积水，陈永贵觉得这比割自己的肉还难受，于是他一通电话直接打给了华国锋。

“华国锋同志，唐山市在饮用水方面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希望能够尽快帮忙解决这个问题”。

华国锋很是重视，第一时间给纪登奎打去了电话，要求不管踏平怎样的阻隔，势必要在最短的时间内，保证灾区人民的饮水。

中国速度本就迅猛，在真正遇到事情的情况之下，更是异常，从8月1日开始，唐山市区每天都能恢复一枉水源，不过一周，饮水问题就已经初步解决。

而与陈永贵并肩而战，稍微松了口气的，是在8月4日抵达的华国锋。

他此次前来是毛主席的允准，更是中央领导对人民群众的关怀。

抵达的当天华国锋就让陈永贵带着自己慰问了开滦煤矿、唐山钢铁公司和部门市区，在矿场的简易帐篷里，华国锋询问生活用水的难题是否已经解决，想着事实胜于雄辩，矿上的领导直接端上了两碗水。

“领导们，条件特殊，暂时找不到招待用的杯子，你们先用碗将就一下吧”。

华国锋和陈永贵是双双接过，水很凉，却有些浑浊，想着是水井刚刚修复的问题。

这样的水是不干净的，但陈永贵和华国锋却是双双一饮而尽，空碗随手放下的瞬间，相视的二人是爽朗一笑。

真好，灾区人民的基本生活得到了保障，而华国锋与陈永贵这两位为农业做出过巨大贡献的人，也再一次达成了合作。

很多人说华国锋说是“政治上的一匹黑马”，推动其出名的正是在农业上的贡献。

1949年10月1日是新中国宣告成立的大日子，在这之前的6月，华国锋领命来到了毛主席的家乡湖南。

彼时的长沙还未和平解放，国民党虽然已经大厦倾塌，可其留下的18股武装土匪却是祸乱一方，再加上一些人依旧奉行封建剥削的老一套，湘阴就像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

华国锋没有怕，他用“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学习稳住人心，也用自己冲在最前面，时常脚上一双草鞋，夜里一盏马灯的形象打探清楚全县的基本情况。

接下来的，就是改变。

土改工作在1950年的冬天开始，等着华国锋的是顺利，是农民的欢呼和感恩戴德，可不管被推至怎样的高度，他永远都是一句“这不是我的功劳，功劳在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

草鞋走出来的正确之路

等到1951年的7月，华国锋来到了湘潭，毛主席的故乡。

因着主席故居的存在，韶山冲已经修好了一条简易的公路，可华国锋并不愿意走。

他说“公路方便的是人，藏在后面的才是真正的民生”。

华国锋想要真相，于是带着几个干部背着背包走了几十里的山路才到了韶山冲，一路上发现的问题，他也在抵达之后第一时间安排人处理。

1949年的时候，华国锋只有29岁，可等出了湖南，他已是56，在毛主席的家乡，他呆了整整二十七年。

华国锋亲眼见证了湖南土改的地覆天翻，目睹了农民生活的蒸蒸日上，可他最大的功劳，其实与袁隆平有关。

1966年，袁隆平在自己发表的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中首次描述了这一病态特征。

这一领域无论是国内外，都是一块未开垦的处女地，一旦中国率先研究成功，独领风骚的技术领先是次要的，重要的是中国人不会再为粮食发愁了。

国家科委还有湖南省科委都对袁隆平的工作表达了极大的支持，可自古亘今，做第一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所有人的眼光都在看着，袁老虽然想过创造一种新的不育材料打破徘徊局面，不过短时间内并未取得显著成果。

就在这一节骨眼，湖南省第二次农业学大寨经验交流会在常德召开，主持会议的正是华国锋。

他知道所有人都在盯着袁隆平，于是点名要让其参加会议，介绍杂交水稻的情况。

袁老是不安的，不顺利的科研让他不知道自己能分享些什么，是华国锋的一系列举动安抚了他。

他把华国锋的位置安排在了主席台，但袁隆平一脸歉意的对参会代表说“我愧对于省领导和大家对我期望”的时候，华国锋也是紧接着说了一句话。

“周总理经常问我关于杂交水稻科研的事情，大家都相信你，觉得你会成功”。

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人想做籍籍无名者，成功之前的黑暗道路，所有人都希望有一束光能够打在自己的身上。

万众期待在一定程度上转化为压力的袁老再一次感受到了某大的鼓舞，内心也开始一遍遍的告诉自己——一定要把杂交水稻的科研工作给搞下去。

事实证明，袁老做到了，在1973年的10月，我国籼型杂交水稻“三系”配套成功，这时的华国锋已经被调至国务院工作，可他的初心依旧是“以最大的干劲、最快的速度”。

正因这样，当1975年杂交水稻申请全国大面积推广，湖南送来“华国锋同志亲收”的信的时候，华国锋也是直接拍板中央会拿出150万元支持推广。

这一百五十万稳住了杂交水稻全面推广的形势，即便是到了晚年再谈这段往事，袁老也始终认为如果没有华国锋的支持，杂交水稻的大面积推广肯定是非常困难的。

某种程度上来说，华国锋用自己的远见卓绝让所有中国人都能填饱肚子，而与之同领域奋斗的大寨陈永贵也早早成为了行业楷模。

七灾八难下的战胜

1963年，是大寨的水逆之年。

特大洪水、两次风灾、两次风灾、一次雹灾、一次霜冻、一段干旱……

所有能从大自然中想到的祸事，大寨可谓是体验了个遍，可这个小小的村子，不仅没有在一重接一重中倒下，甚至将粮食的亩产量做到了704斤，没要国家一分救济不说，甚至还缴纳了24万斤商品粮。

正是这一次在泥巴中作画的壮举，在全国掀起了学大寨的高潮。

到年底的时候，时任中南局书记的李一清来到大寨，见到了陈永贵，回去的时候他说：陈永贵虽然是个农民，但他的身上有一股强大的魅力，我在他身上看到了农民之外的东西。

这种感觉，著名作家赵树理也有。

他仅仅是听了一次陈永贵的讲话，就兴奋到第一时间跑到山西省委书记的办公室，雀跃的说“我今天发现了一个人才，陈永贵在讲话中没有一处讲到毛主席，却处处都是毛主席的思想”。

陈永贵不是个等闲之辈，正因这样，在1964年12月26日会议结束的时候，周总理才会特意叫住他。

“今天不用到大灶吃饭了，毛主席生日，特意叮嘱要把你叫去”。

一个是国家的主席，一个是淳朴却谦虚自称自己只会种菜的农民，坐在同席的时候，两个人都很快乐。

等到1967年的五一劳动节，毛主席还特意命人将陈永贵请到自己身边，拉着手是连声的说“永贵好，永贵好”。

为人民服务的作为将陈永贵推向了越来越高的位置，到1975年1月，他已经是国务院的副总理，与之同样的，还有兼具公安部部长一职的华国锋。

两个曾经和土地打交道多年的异地战友在政职场上重逢，华国锋觉得陈永贵是实至名归，他本人却依旧惴惴不安，即便没有拿过国家一毛钱的工资，陈永贵也依旧觉得只是会种地一些的自己不能坐在这么高的位置上。

因为太过惶恐，陈永贵还是在1980年的9月辞去了副总理的职务，他又回归了自己最舒服的生活状态，只是职务可以请辞，身体的警钟却无法撤回。

1985年夏天，陈永贵被确诊为肺癌，乐观的他没有垂头丧气，反而开始安慰别人生死有命。

华国锋不止一次去医院看望过他，陈永贵很感激，可这份感激和激动，却依旧无法让他的身体回天。

1986年3月26日，陈永贵离开了。

华国锋参加了追悼会，鞠躬三次之后又绕着陈永贵的遗体转了一圈，口中嘟囔着的是“陈永贵、华国锋，陈永贵、华国锋……”

喃喃自语的是两个名字，感人情深的却是一段深厚情谊，在籍籍无名之时，他们双方都在做着脚踏实地之事，在华国锋最需要信心的时候，是陈永贵坚定的站在他的后面。

世界上从来不缺并无血亲却胜似亲人的深厚友谊，而我党倒下的每一位精英人才也依旧铭记在所有人的心中。

农业学大寨的口号好似还回荡在耳边，昂扬的新中国也始终会在这声音中，迈向更好的星光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