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代皇帝溥仪：28岁甘为日本傀儡，11年后被囚苏联，死活不愿回国

人们不会忘记，1894年爆发的第一次中日战争，新兴的资本主义的日本打败了腐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清朝。

人们更不会忘记，1931年9月18日夜，日寇炮轰沈阳，攻占北大营，8个月后就侵占了东北全境。

为了欺骗世界舆论，日寇又策划在东北建立一个“傀儡国”，他们认为爱新觉罗·溥仪是充当“儿皇帝”的最佳人选。

为了拉拢收买溥仪，他们双管齐下，软硬兼施。

一方面，让公开的或伪装的间谍和汉奸劝说他到东北去投靠日本；另一方面，用炸弹、恐吓信或电话制造紧张气氛，使他终日惶惶不安。

这些人里有社会名流罗振玉、郑孝胥、胡嗣瑗等，有他贴身的随侍祁继忠（婉容的情人），还有没有露面的汉奸赵欣伯、张景惠和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

夜深了，溥仪还在书房里来回踱步，他走得很慢，像是没有上满弦的钟摆。

祁继忠像一个幽灵似地走到溥仪身旁，毕恭毕敬说：“禀皇上，刚刚又接到电话……”

溥仪惊问：“谁打的？”

“只说了一句‘你们当心点’就挂上了。”

薄仪双眉紧锁，叹了口气，问：“前天送来炸弹的那赵欣伯的情况你了解吗？”

祁继忠想了想，说：

“我已经打听了。赵欣伯是河北宛平人，今年40岁上下。北洋大学毕业，后到日本留学，就读于明治大学法科。大正14年获日本文部省颁发的博土学位。回国后在东北担任保安司令部顾问。据说，这人很了不起。”

薄仪微微点头，走到椅子前，伸手扶住椅背，默默地陷入了沉思。

祁继忠斜眼瞧了瞧溥仪，小声问：“皇上，还有什么事情要奴才去做？”

溥仪有些不耐烦了，说：“你去休息吧！”

“嗻！”

祁继忠蹑手蹑脚地退出去，轻轻把门关上。

要说这个祁继忠也不是等闲人物。

他本是溥仪的仆人，只因能讨好溥仪，受到了主子的宠爱。

后来，溥仪曾将他送到日本去，在士官学校学习。

这个惯会见风使舵的家伙有许多丑闻，逐渐传入溥仪耳中。

溥仪很生气，就借祁继忠在日本和一位同学吵架的过错，请日本人把他从学校里开除出去。

祁继忠满不在乎，骂道：“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果然，他经日本人介绍，到华北当上了伪军军官。不久就升为军少将。

至于祁继忠佩服的赵欣伯更是一代奸佞。

在伪满州国政府要人录中，记载着他的“功绩”：

“自满洲事变以来即亲出面当难局，为奉天市长努力维持奉天之治安，对于建设新国家更为特别奔走，寝不安席，食不味，诚为新国家之最有殊勋者也。”

还有些人将他称之为“满洲国的产婆”。

1931年11月10日傍晚，在日本人的精心安排下，26岁溥仪踌躇满志地悄悄混出了天津静园的大门，踏上了秘密奔赴东北的路途。

这是一条艰险的路。

因为广大的抗日军民如果发现他逃往东北出卖祖国，是饶不了他的；因为皇族内部也有人千方百计阻止他投靠日寇；还因为日本侵略者内部对溥仪的态度也有分歧。

这是一条可耻的路。

他在自己不光彩的一生中又增加了一个“汉奸”的头衔，也违背了离开紫禁城时对鹿钟麟说的话：“我愿意从今天起就当个平民。”

在日军的护送下，溥仪来到了白河上的一个码头，上了一只不大的没有灯光的汽船。

这只船是日军司令部的运输船，名字叫做“比治山丸”，船长是西长次郎。

西长次郎向身穿日军军服的溥仪敬礼，说：“这里属英租界。你的臣子郑孝胥和他儿子郑垂在船舱里等候您。”

溥仪走进船舱，果然，郑孝胥父子早已等候在那里。

行过礼以后，郑孝胥说：“皇上放心，一切都会顺利的。这船上有一支小小日军部队，由军曹诹访绩率领，一路护送。”

为了安全，日军在船上堆了沙袋和钢板，若遇到中国军队阻拦，就打一仗，闯出去。

除此之外，他们还在船上准备了一大桶汽油，如果打不赢，就放火点燃汽油，人和船同归于尽，决不让溥仪等人证落入中国或其他人手中。

船启动了。溥仪心中有些激动，他想，这船将把他运向福星高照的彼岸！那里有他梦寐以求的皇位宝座，有他施展才华的乐土……

船在黑暗中行了两个小时，突然，崖上传来了清晰的吆喝声：

“停船——”

这喊声犹如一道命令，船上的人们一下子都紧张起来。

甲板上一阵骚动。溥仪心中像挂上了15只吊桶，七上八下的。

他慢慢侧过身，向窗外望去。

只见日本兵伏在沙袋后，端枪瞄雕，准备射击。

船速减慢了，好像渐渐向岸边靠去。忽然，船上所有的灯全熄灭了，机器声霎时大作，汽船像弓上发出的箭，加速向前飞驶。

岸上的部队显然中计了，当他们醒悟过来时，汽船已冲过岸口。

他们哪里知道，这小小汽船上坐着一位非凡的人物，他们更估计不到，这小小汽船载着沉重的阴谋！

船仍在飞驶。大约又走了一两个小时，灯一下子亮了。

薄仪问祁继忠：“到哪儿啦？”

祁继忠摇摇头，答：“大概是到了大沽口了吧。”

郑孝胥探头向外张望一会儿，点头说：“一点不错，到了大沽口。”

船上有了说笑声，那些日本兵取出了酒、咸白菜，嘻嘻哈哈地喝了起来。

由此可见，这次阴谋的策划者做了多么周密的安排。

这里有一件当年11月6日日本外务省外相给天津总领事桑岛的密电为证。

密电大意说：

关于扶植宣统溥仪登上皇位的事，政府以为不要过于约束溥仪的自由。这个意见曾在外务省商议过。薄仪的警卫很重要。满洲那里很需要拥戴溥仪当皇帝……

1932年3月1日，在日本策划下，溥仪在沈阳（当时称为奉天）举行了所谓的“全满洲会议”，宣告东北独立。

3月8日，溥仪在长春举行就职典礼，出任日本傀儡政权——“满洲国”执政。

1934年，又改国号为“满洲帝国”，执政改称“皇帝”。

自此，28岁的溥仪人生第三次当皇帝，此前从3岁到9岁，他两次“登极”，两次退位，如果说，前两次当皇帝，他还是少不更事的孩子，那么这第三次，就是他自愿上钩了。

这个“康德皇帝”，最终在被日本关东军摆弄了十多年之后，终于随着主子的失败而成为民族罪人、战争罪犯。

1945年日本投降后的第二天，溥仪即被苏军俘获，押往苏联。

此后在苏联期间，溥仪被囚禁，但是他自认在苏联能保住性命，还比较安心，甚至几番请求留在苏联。

不过最终都无济于事，1950年8月1日，苏联正式将溥仪送回了中国。

同溥仪一起被送回的，一共是58名伪满战俘，其中有溥仪及其亲属8名，前伪大臣13名，伪将官23名，伪校官1名，伪外交部职员13名。

其中大多数伪满战俘都是十分高兴的，自从被俘去到苏联，他们一直企盼早点结束异国他乡的囚徒生活，回到祖国家乡。

以伪满洲国总理大臣张景惠为首的36名大臣和将军，还曾在1949年5月4日联名致函毛主席，表达了迫切回国的愿望。

和这些人的心态相反，知道苏联决定把伪满战犯引渡回中国，这对溥仪来说就仿佛上刑场一般。

那段时间，收到将被引渡消息的溥仪，惶惶不可终日，每天必须卜上一卦，问问吉凶祸福。

后来在抚顺战犯管理所认罪会上，溥仪发言，详述了自己当年从苏联回国时的心态，他说：

“1950年苏联方面送我回祖国时，便认为这是把我送上了死路。因为一想到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后是怎样对待沙皇尼古拉二世的，精神就紧张；在中国历史上，每当改朝换代，前一代的高官显宦，尚不能幸免，何况曾是清朝末代皇帝的我呢？想到被推下皇帝的宝座后，张勋复辟被利用过，日寇统治东北14年中，又当上了伪执政和伪皇帝，这样的我能不被严厉处置吗？在报纸上，看到运动中，人民是怎样对待地主、恶霸的，尤其听到第一批从苏联被送回国的汉奸中，有几名伪省长级的人，被处死刑的风传，我就信以为真，更难入眠了……”

就在这惶恐不安的心情中，溥仪最终离开了苏联，被送回祖国。

回国后，溥仪被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自此开始了改造生活。

9年后，1959年9月，新中国成立十周年，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特赦一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的建议。

特赦名单很快发布，而溥仪就排在这特赦名单的第一名。

此后，溥仪经过教育改造，终于悔罪自赎，成为人民共和国的一位公民。

或者可以说，时隔几十年，溥仪终于兑现了当年离开紫禁城时对鹿钟麟说的话：“我愿意从今天起就当个平民。”

这时，溥仪才懂得自己在开蒙读本《三字经》上认识的第一个字“人”的庄严含义，也才认识到一个真正的中国人和一个“满洲国皇帝”这两者之间高低荣辱的真正区别所在。

1967年10月17日，溥仪在北京走人民医院病逝，走完了末代皇帝从皇帝到公民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