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立煌归国前，夫人因“战犯”名单顾虑重重，周恩来一封密信解疑

1948年1月17日，南京政府明令委任卫立煌为“东北剿”总司令，东北行辕代主任。任命一发表，蒋介石命卫立煌马上出发。

结果卫立煌到东北后，一直按兵不动。

不久，锦州张春相继失守，沈阳已无防守之力。卫立煌留在这危城无事可做。

10月30，蒋介石派飞机把卫立煌接出。

11月16日，蒋介石即发布命令：“东北剩匪总司令卫立煌立迟疑不决，坐失戎机，致失重镇，着即撤职查办。”

卫立煌受到撤职查办的处分后，孤独得住在北平东城孙厘仲的公馆里。

这时，蒋介石匆忙飞往徐州，作黄淮平原最决战的准备去了；在北平城内的国民党军政官员人人自，谁也顾不上去注意他了。

卫立煌趁这个混乱的机会包了联国民航飞机飞往广州。

他们一家及其随从住在当时广州高级的爱群酒店，一下子开了十几个房间，排场很大，绝因部分人又身穿军装，佩带手枪，这就引起保密局的注意。

特务化装成茶房前来探询，正巧卫立煌打电话给副官，让他到香港准备寓所，特务窃听到了，逐级向上报告，说卫立煌到州，要往香港逃跑。

保密局特务头子毛人凤立刻向蒋介石报告。

蒋密电广东省主席将卫立煌扣留，并派飞机把卫立煌夫妇接南京，禁闭在卫立煌的家中，不许出门，不许和人见面，不许通、通电话。

蒋介石采取这一措施，目的是让卫立煌承担丢失东北的责任，当自己的替罪羊。

当时，南京有一些人嚷嚷：“杀卫立煌以挽士气！”

蒋介石未尝不想枪毙卫立煌，但也有人认为杀了卫立煌将会引起很多军人离心离德。

于是，蒋只好把卫立煌幽禁起来，让他背着黑锅。

这时，卫立煌身迈包围了三层人，最外面是来“保护总司令”的一排宪兵，中间是十几个便衣特务。

这些特务登堂入室，竞想搬到卫立煌夫妇住的套房外间去住，遭到卫立煌的副官丁志升的严词拒绝。

最里层则是卫立煌多年的随从，有的是从外地赶来自愿保卫立煌他的。

一天夜间，特务没有上楼。

卫立煌半夜悄悄起来，找出他珍藏多年的40多封信件和十几张照片。

那是毛主席、朱总司令和其他共产党重要人物给他的亲笔信，是他与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合影，这些凝结着珍贵友谊的信和照片，曾经鼓励和指引过他。

他看了又看，实在舍不得和它们分手，但最后还是忍痛销毁了。

从前车水马龙的卫立煌公馆门前，如今十分冷落。但是还有些不怕沾惹是非的老朋友和老部下，前来看望卫立煌。有的没开日便被宪兵挡驾走了，有的交涉半天也进不了门。

有一个关麟征，是兵团级将领，一怒之下把佩挂将军领章的军装上衣脱下丢在地上说：“凭这个都进不了这个门，这个不值钱的东西，我不要它了。”

有资格进入卫宅的，只有参谋总长顾祝同。

顾祝同来的目的是催卫立煌快做准备，到台湾去。

这时，卫立煌的夫人韩权华因病正在抢救，卫立煌把顾祝同带进卧室说：“等她死了，办了后事我就走。要是能活过来，我带她一起走。”

顾祝同见韩权华奄奄一息，没说什么就走了。

1948年12月25日，新华社公布了43名国民党战争罪犯，卫立煌的名字位列其中，排在第28名。这帮了卫立煌的大忙，特务的监视也有点松了。

蒋介石宣告下野后，代总统李宗仁下令撤走了卫宅外边的宪兵，但大门以内的特务仍然没有走，他们只听毛人凤的令。

宪兵撤走，送信的人可以进门了。

特务拿到信件乱拆，其中有一封是卫立煌20年前的旧相识、江北扬州高旻寺某长老写的，建议卫立煌去高旻寺散散心。

特务把这封信交女仆送上楼去，说“有人请卫立煌总司令去当和尚”。

卫立煌心中明白，这是江北的朋友借和尚的名义劝他渡江去解放区，但此时江防严密，他只有望江兴叹。

一天，卫立煌的老朋友李明扬来看望他 开门见山地对卫立煌说：“坚决不能去台湾，我们跟了蒋先生几十年还不了解他？到了台湾一定要会对你下毒手！”

鉴于此，李明扬劝卫立煌赶快逃跑，一出南京城就能脱离危险。

李明扬走后，卫立煌全家商议，最终制定出了逃跑计划。

先是由张学诚副官对特务施加压力，逼特务撤走。

特务知道卫宅从厨师到勤杂人员都是经过战争的军人，副官和卫士都是年轻力壮的射击手，动起武来，自己不是对手，就搬出正房住到较远的汽车房去，这样，活动余地就大多了。

转眼到了旧历除夕，卫宅到晚八点还不开晚饭。

家在南京的特务自动回家去吃年夜饭，只剩四个家在江北的特务，等到十点还不见开饭，正饿得难受，丁志升副官出来唱白脸问他们怎么不回家过年，特务说没钱买车票，丁副官答应帮他们忙，吃完夜饭把他们打发走了。

特务一走，卫宅立刻行动起来，卫立煌动手化装，身穿棉袍，头戴瓜皮帽，足登老棉鞋，最重要的是把留了几十年的一撮胡须剃掉，带上眼镜，贴上头风膏药，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的样子。

到凌晨4时，带了几个随从坐上汽车，由南京直奔上海。

初一这一天，卫宅外表一如往常。

有个特务前来看看动静，以为卫立煌还在楼上看报，不会出什么差错，没坐稳就又回自己家去了。

另一个特务在路上碰到卫立煌的长子卫道杰去看电影，问了几句，就没去卫立煌家。

到了下午，总统府文官长吴忠信打电话来，说蒋介石催卫立煌快去台湾。

这时，接电话的是夫人韩权华，韩权华十分镇定地回答，卫立煌去合肥接老太太了，等老太太来了就一齐走，这样的回答也没引起吴的怀疑。

过了两天，韩权华也到了上海，和卫立煌一起登上英国轮船，前往香港。

卫立煌寓居香港，小心谨慎，很少和人来往，因为那时国民党特务在香港非常猖獗。

他对国内的时局仍然很关心，一连给陈铁写过8封信，叫陈当机立断，他不知那时陈铁在贵州已与中共地下党接上头准备起义了。

1949年9月，卫立煌的至交兄弟杨杰被特务暗杀，卫立煌更加深居简出，大多数时间都在家阅读书报。

有人向卫立煌建议：可以介绍卫立煌到北京参加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卫立煌最终谢绝了，在他看来，自己现在去北京，蒋介石正好把丢失东北的责任推在他身上，反而给蒋以宣传的材料。

但他还是郑重说道：“我是一个中国人，我将来一定要回新中国。”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卫立煌高兴得了不得，买了几瓶好酒自己低斟浅酌。

他也不管自己是不是“战争罪犯”，拿起笔起草了一份电报，通过香港有关组织，发到北京向毛主席致贺。

蒋介石部下的将领，尤其是嫡系部队的将领，大多数跟随他逃到台湾，卫立煌偏偏不去，使蒋非常不快。

他几次派吴忠信去当说客。卫立煌当着吴的面历数30年来蒋如何无情无义，好话说尽，坏事做绝。

这样几次三番下来，吴忠信被卫立煌怼得开口不得。

根据当年随卫立煌到香港的副官柴生春回忆，卫立煌在香港心情是忐忑不安的。

他一面怕蒋介石派人下毒手，一面向往着新中国，却又怕人民对他不谅解。他常说：老柴啊，我真想回去看看，一来怕腿痛发作，二来怕1948年去东北的真心没有事实表现，得不到人家的谅解。

而除卫立煌本人以外，夫人韩权华也一直心有余悸，对于丈夫的名字排在当年43名国民党战犯名单上第28名一事，她打心底里担忧，自然对归国一事不放心。

也就在这时，契机和曙光开始慢慢出现了。

1955年1月24日，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长发表了《关于国政府干涉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声明》。

香港有几家蒋记服纸不但诬蔑这个声明的本身，还攻击张治中、傅作义、蔡延错等人为此发表的谈话是“传声筒”，“奉命表态”。

卫立煌当着一些朋友面说：

“真是岂有此理！是非自有真理，我在香港也要发表和张治中同样的意见，我奉了谁的命呢？没看谁要求我这样说，我的话完全是出自一个中国人的内心，爱国的中国人都应该这么说，解放台湾，完成统一大业有什么不好！”

在香港的中共地下工作人员闻知此事，便来和卫立煌见面，持他的爱国行动，鼓励他仗义执言，同时建议他把意见写文章公开发表，然后返回大陆，以防特务迫害。

此事传到北京，周总理当即给出了反应。

他首先大为赞同卫立煌仗义执言发表文章，并开始鼓励和安排让卫立煌返回大陆一事。

其次，在了解到卫立煌的夫人韩权华心有顾虑一事后，周恩来总理和夫人邓颖超当即邀请了韩恂华到中南海西花厅吃饭。

因为韩恂华正是韩权华的六姐，她们姐妹出自天津也有名的“八大家”之一的“天成号韩家”，而韩恂华当年中学时代同邓颖超曾是同学，是觉悟社的一员。

因着这一层关系，周恩来和邓颖超特意嘱韩恂华给韩权华写信：请妹妹放心归来。

而后，一向心细如丝的周恩来又同时请在邓大姐身边工作的、韩权华的侄女韩德荘执笔给卫立煌写了一封密信。

信中只简简单单一句话：“在太原结识的朋友，请姑父和姑母回来。”

原来早在抗日战争初期，周恩来就曾在太原同卫立煌有过一次彻夜长谈，之所以给卫立煌写这封，也是这个缘故。

周恩来嘱咐韩德荘：“卫先生看到这段文字，就会明白。”

果不其然，卫立煌见信十分高兴，当即明白过来，是周总理叫他回去。

当时，前往洽谈的同志也曾问韩权华：“有顾虑吗？”

韩权华坦率地说：“有，我们现在的地位，无论对于哪一方面说来都不好。一面是遭撤职，在逃的犯人；一面则是没有归案的‘战犯’。”

卫立煌却说：“不要紧，革命不分先后，这些都会改变的。”

韩权华还担心，大陆上不劳动者不得食，自己有病，劳动不了。

于是，前往洽谈的同志又详细介绍了大陆人民的生活情形。

卫立煌只一言：“我愿用我的余年报效国家，别的什么也不想。”

话音落下后不久，卫立煌一行就踏上归途。

1955年3月15日，一行人到达广州，受到中共华南局和广东省党政当局的欢迎。

自此，卫立煌成为第一个从海外归来的国民党高级将领。

卫立煌当即向毛主席、周总理和朱德副主席发电报，报告他已经回到了大陆，同时将他写的《告台湾袍泽朋友书》交新华社发表。

毛主席回电，对卫立煌表示欢迎，希望他早日来到北京。

卫立煌和夫人沿途略作参观游览，然后到无锡太湖旁边休息。

4月4日，北京来电话说周总理即将出国，临行前想见见卫立煌及夫人。当晚，他们就乘车北上。

4月6日，周总理接见了他们，并设家宴招待。

周总理和卫立煌重叙两次国共合作时期的旧谊，邓大姐和韩权华原是青年时期的同学，共忆往事，十分亲切。

当周总理从万隆会议归来后，又与陈毅副总理宴请卫立煌。

席间，陈毅副总理特别针对韩权华离香港时的想法，解释从前宣布战犯名单时，为什么把卫立煌也列入其中……

1955年6月，卫立煌夫妇迁入新居，安度幸福的晚年。

卫立煌以自己的行动，赢得了人民的尊重。

不久，党和政府给了他很高的荣誉。

他先后担任了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并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

为实现他利用余年报效国家的愿望，他努力学习，为人民作贡献。

1960年1月17日，卫立煌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

夫人韩权华则被安排为国务院参事室参事。

1975年时，韩权华又被选为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直到1985年1月30日，韩权华因病去世，终年82岁。

而卫立煌三子卫道然，则在父亲逝世后不久，听从周恩来总理的建议，做出了和父亲如出一辙的选择，毅然偕夫人周仪方回国。

卫道然年少时就跟随父亲南征北战，后在香港远东航空学院毕业。

回国后，他一直在北京市汽修公司工作，先后任技术员、工程师、高级工程师。

1979年，卫道然为解决进口勘探车液压自动变速器难题，荣获石化部锦旗表彰。

历史最终见证了这一切，卫立煌将军为有功之臣，他的家人也得到了妥善的安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