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74年5月1日，山东菏泽展览馆正式开业，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混着一个并不起眼的农妇。

当人群跟着讲解员，来到一个被展览起来的针线包面前时，这位农妇突然眼前一亮，大声说：“这是我的东西！”

周围游客一听，还以为这农妇在做白日梦——因为这个针线包，是三十多年前，一位情报员用来传递情报的工具，如此重要的东西，怎么会和这样一个不起眼的农妇扯上关系呢？

于是，他们连连抱怨，想让农妇不要再讲话，好让他们专心听讲解员介绍文物。

但农妇却没看出别人的不满，还在充满怀念的诉说着自己和这个针线包的过往。

“这还是我小时候，我妈给我们姊妹三个缝的针线包呢，我是老三，针线包里还缝了三道红线。”

“哎，可惜45年那会儿就丢了，我找了好久都没找到。”

“这个针线包，是怎么到你们这里的？”

农妇一边自顾自的说着，讲解员的心跳也随之加快——这农妇所说的内容，竟然完全符合这个针线包的所有特征！

随着农妇回忆的越来越多，周围的听众，包括讲解员在内，这才后知后觉的意识到——这位看上去不起眼的苍老农妇，实际上就是三十多年前，那位屡立奇功的传奇情报员！

半生凄苦

1905年，晚清风雨飘摇。

而这一年，朱文起出生在山东定陶县的一个小村庄里，家里三个姊妹，还有几个兄弟，一家十几口人，赖以生存的只有三亩薄田。

为了生活下去，在农忙结束之后，朱文起的父亲就会背上背篓，走街串巷的当起货郎。

而朱文起的母亲，则会拿起一根竹制拐棍，抱上朱文起，外出乞讨。

在这样含辛茹苦的拉扯下，朱文起逐渐长大了，她没有读过书，一生不认识一个字，十五岁那年，被父母用两块大洋，嫁给了隔壁村的游兰馨。

结婚之后，朱文起的生活逐渐有了起色，因为游家人要比朱家富裕一些，虽然家里同样有十几个孩子，但家里的地要比朱家多上一些，从那以后，朱文起就不用外出乞讨了。

两人婚后五年，生下了三个孩子，从二十岁到三十五岁，朱文起学着自己长辈那样，开始含辛茹苦的拉扯起了三个孩子，生活虽然清贫，但还算平静。

但天有不测风云，在朱文起三十五岁那年，定陶县遇上了一场大旱，地里全年颗粒无收，树皮、枯草全被人挖着吃了个一干二净，而朱文起的丈夫游兰馨，也在这场饥荒中，被活生生饿死了。

丈夫去世之后，朱文起失去了家里的顶梁柱，这时的朱文起，本想随丈夫一走了之，但看着三个嗷嗷待哺的孩子，朱文起还是硬扛了下来。

为了讨生活，朱文起拾起了拐棍，学着自己母亲的样子，靠着乞讨养活自己的三个孩子，而亡父游兰馨的兄弟，也念在他们孤儿寡母生活不易，时常对她们加以接济。

1941年的一个冬天，朱文起早早地带着孩子休息，一家四口盖着一张被子，挤挤挨挨的互相取暖。

与此同时，中共定陶支部的据点，正燃着一盏煤油灯，几名干部神情肃穆，盯着桌上的一张地图。

“交通员牺牲了，但情报工作还得继续做，你们谁有推荐的人选？”

前段时间，一名卧底交通员不幸暴露，被日军残忍的杀害了。

交通员的牺牲，让地下情报工作受到了很大的影响，目前情势严峻，寻找新的情报员，迫在眉睫。

但不是任何一个人，都能从事情报工作的，在日军的凶狠扫荡之下，能够胜任这份工作的，一定要有这几个特质：首先就是胆子大，遇事不能慌；其次就是信念坚定，不能临阵胆怯；最后就是机灵，一定要会随机应变。

这么苛刻的条件，又有谁能达到呢？

在思索了许久之后，游文斋突然眼前一亮，举荐了一个人：“我看我四婶就不错，适合干这份工作！”

游文斋的四婶，就是朱文起。

考量过朱文起的经历之后，游文斋的提议，得到了大多数人的首肯，于是，一刻也等不及的游文斋，就这样冒着大雪，连夜跑到了朱文起的家里。

等他敲了半天门之后，朱文起这才警惕的开了一条门缝，双方一见面，游文斋就压低了声音，问朱文起：四婶子，我想请你帮个忙。

朱文起一听就笑了，连连摆手：咱们都是一家子，直接说就行，着急不着急？着急的话，我这就去跟你走。

眼看朱文起那么爽快，游文斋心里也松了一下，但当情报员，毕竟是走钢丝的工作，游文斋怕朱文起不愿意。

于是，他犹犹豫豫的说：我想让你当情报员，给我军送情报。

一听这话，朱文起的表情顿时严肃起来，问游文斋：你确定？我一个字都不认识，你让我当情报员？

游文斋见状，严肃的点了点头：不认字不要紧，胆子大就行，我们之前的情报员，被鬼子给活埋了。

一听这话，朱文起的脸上立刻涌现出无穷的愤怒，但她的脸上，没有半分惧怕——因为就在几年前，她的父母也被鬼子给杀害了。

“好，既然你说我行，那我说什么也得给你当好这个情报员！”

两人隔着大门，暗中将此事敲定了下来。

情报工作

按照规定，情报员必须是由党员来担任的，于是不久之后，游文斋就将此事上报给了地委，当地支部也很快将朱文起发展为了党员，并在数日之后，交给了朱文起第一份情报任务——将一张写有情报的字条，交给鲁西南地委的一个据点。

按照路线，朱文起需要步行走十多公里，中途还会路过一个日军卡哨，这个卡哨，就是最难过的一关。

为了安全护送情报，执行任务的那天，朱文起起了个大早，四点多就走出了家门。

那张写有情报的纸条很薄，但朱文起并没有把它藏在身上，而是反其道而行之，将其放在了自己随身的针线包夹层中，随后又把针线包，放进了自己乞讨用的篮子里，最后，再往篮子里放了一些枯树皮和草根。

挎着这个被多层伪装过的篮子，朱文起镇定的走进了日军的检查站。

果不其然，在见到朱文起的那一刻，看守在这里的日军和伪军立刻警觉起来，对朱文起进行了搜身。

情报不在身上，朱文起自然神态镇定，而在检查过朱文起的衣物之后，日军又将目光落在了朱文起的篮子上。

见状，朱文起非常配合的将里面的枯树皮和草根倒了出来，又拿出了针线包，将里面的针逃了出来，讨好的对日军说：这是我纳鞋底用的东西，别给我收走行吗？

朱文起常年乞讨，面容沧桑，虽然当时只有三十六岁，但看上去和五六十岁差不了多少。

日军看她沧桑可怜，反而起了欺负人的心思，直接从朱文起的手里抢走了针，随后满怀恶意的将朱文起赶了出来。

朱文起表面上敢怒不敢言，委委屈屈的走出了日军检查站，随后紧紧地抱着针线包，来到了约定好的交接地点。

第一次任务圆满成功之后，组织开始看重起了朱文起，认为她胆子大又够机灵，非常适合做这份工作。

从那以后，朱文起开始频繁穿梭于各个据点之中，传递了一份又一份的重要情报。

由于朱文起长相沧桑，又多年乞讨，这样的一个形象很难引起别人的注意，甚至避之不及，所以，朱文起做了三四年的情报工作，一直稳稳当当，从来没有出过什么纰漏。

屡立奇功

1943年，定陶当地一个名叫王子杰的土匪，公开投靠了日伪，为了除掉这个大汉奸，一位名叫秦锡爵的地下工作者，卧底在了王子杰的部下。

当时党组织的安排，是想让秦锡爵与鲁西南地委内外合作，将王子杰彻底击破，而传递情报这份艰巨的工作，就落在了朱文起的身上。

为了能够不打草惊蛇的接近秦锡爵，朱文起灵机一动，谎称自己是秦锡爵母亲派来的媒婆，要给秦锡爵提亲。

就这样，朱文起顺利和秦锡爵见了面，并通过事先约定好的暗号，当着王子杰的面，敲定了行动的时间。

朱文起的胆大心细，让这次情报交接没有出现半点纰漏，行动大获成功，而在这次行动中立下汗马功劳的朱文起，也被授予了特等功的荣耀，而这一年，朱文起只有40岁。

全国解放之后，朱文起便不再从事情报工作，进入了当地的妇联。

这样一个大字不识的中年农妇，靠着为国家、人民做贡献的精神，最后硬是学会了读书写字，很快就凭借着出色的工作能力，成为了县里妇联的一把手。

但让朱文起始终耿耿于怀的是，那个母亲留给她的，陪伴她完成了多次情报工作的针线包，不知道什么时候丢失了。

1955年，刚满五十岁的朱文起相应号召，主动辞去了自己在妇联的工作，回到了自己老家，再次成为了一名普普通通的农民。

此时，朱文起的三个孩子也已经长大成人了，他们对自己的母亲非常孝顺，但即便是如此，他们也不知道，自己的母亲在乞讨养活他们的同时，也有着那样一段光辉且不为人知的过往。

1974年，菏泽展览馆正式开业，朱文起听说之后，本想去凑个热闹，可不料想，竟然在这家展览馆里，看到了自己丢失了数十年的针线包。

随后，朱文起询问了展馆的工作人员，这才得知：当初，她的针线包意外丢失之后，竟然辗转流落到了当时的菏泽军区分区司令员，张耀汉的手里。

捡到这个针线包之后，张耀汉本想将其归还给朱文起，但那时的他已经和朱文起失联，始终得不到对方的踪迹。

于是，张耀汉便将这个针线包保留了下来，寻找无望之下，捐赠给了展览馆。

1982年10月，朱文起因病去世，享年77岁，而她留下的那个针线包，始终再向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无声地讲述着那段过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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