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阅读此文前，麻烦您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与分享，又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古代王朝总是易代？

纵观中国历史，寿命长的王朝固然存在，但它们总是逃不过从草创到兴盛，再到衰落的历史圆周率。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事实上，早在大一统王朝建立之前，韩非子就已经对此做出了预言。

他用一篇不到两千字《孤愤》推演了此后数千年封建王朝的命运。

也正是因为这篇文章，韩非子备受始皇帝的推崇。

那韩非子到底写了什么呢？

《孤愤》

《孤愤》这篇文章不过两千字，收录于《韩非子》之中。

一听这名字，可能很多人都想不通，为什么韩非子要把讨论王朝兴衰的一篇文章取名为《孤愤》呢？

历来的注释家，往往把这其中的“孤”理解为“孤独”，顾名思义那就是“孤独的愤怒”。

但不难看出，这一解释还是有些牵强的。

研究先秦法家的学者史进就提出了另一个解释：“孤”其实指的是先秦时期的法家。

他认为，法家作为诸子中的后进力量，它代表的是新兴的地主阶级的利益，相较于其他诸子就是一种新生事物，必然会遭到早已成名的其余诸子，尤其是与旧贵族联合起来的儒家的打压。

早在春秋时期，孔老夫子就公开反对晋国把范宣子创制的法律铸在鼎上，并游说国君杀害了当时的改革家少正卯。

众所周知，孔老夫子是十分重视“礼”的。

在这里，“鼎”可以被视作“礼”的象征。

而这个范宣子，严格来说还不算是法家的代表人物，只是崇尚法律的一位改革者。

从这里就可以看出，以孔老夫子为首的儒家其实是极力反对“法”大于“礼”的。

发展到战国时期，孔老夫子虽已逝去，但儒家学派却日益壮大，直击在政治上得势的法家。

比如说，变法的商鞅虽然给秦国带来了一定的财富，打下了坚实的国力。

然而，他依然没敌过儒家学派和旧贵族的联合攻击，最终惨死。

韩非子对于前辈们的遭遇，虽然有所了解，但还处在一种比较懵懂的时候，直到他自己企图在韩国实现政治抱负。

起初，韩非子以为韩国肯定可以通过变法的方式实现法治。

但是，不管韩非子如何向韩王上书表明法治对国家的好处，可韩王就是始终犹豫，无法下最后的决心。

就在韩王犹豫之间，当时代表旧贵族利益的、掌握朝政大权的人就在朝堂之上公开威胁韩王，大意是只要你听从韩非子的建议，那么我们就会推翻你。

与此同时，他们还找上韩非子以商鞅变法被杀害的事实恐吓韩非子。

到这，韩非子才真正明白了法家所处的历史地位：统治者觉得有利可图，就借法家的手整治朝廷；

当社会力量拒绝被过分整治的时候，统治者又把法家推上来当替罪羔羊。

在这种情况下，写下《孤愤》的韩非子，想要表达的不单单是一种关乎个人的孤独，而是整个法家的孤寂。

尽管如此，韩非子也没放弃对旧势力的抨击。

于是，《孤愤》溢出的就不再是一种无力的孤愤，而是带着满腔愤怒对历史的叩问。

魔力

据《史记》记载，时为秦王的嬴政通过李斯读到了《孤愤》这篇文章，顿时大喜，忙问李斯这是谁的文章。

李斯回答说，这是韩非子所写的。

于是，嬴政当即下令攻打韩国。

虽然像李斯这类人物，也属于法家一派，但也不至于让嬴政喜出望外到如此地步。

那么，《孤愤》究竟给了嬴政什么样的心理震撼呢？

《孤愤》一文讲的内容其实非常简单：两类人。

韩非子纵览历史，将治理国家的人分成了“能法之人”和“重人”。

所谓“能法之人”，指的是拥有远见、能够细察事物发展本质的人，也就是像韩非子这一般的人。

而“重人”则是指，只为谋取私利，不为国家的人。

韩非子认为，这两类人是水火不相容的两类人，因为前者为公，后者为私，根本利益是相冲突的。

比如在君臣关系这一方面，为公的“能法之人”就会避免与君王形成一种亲密的关系，为的就是秉公办事。

“重人”就不一样了，为了给自己谋取私利，他们会不断地亲近统治者，企图获得统治者的信任。

一旦赢得信任，那么他们就能为所欲为了。

除此之外，为了进一步地扩大私利，“重人”还会任人唯亲，以血缘关系代替能力问题。

这一点，就直击了嬴政的软肋。

要知道，在嬴政刚继位的时候，整个朝廷基本是由吕不韦一人掌控。

吕不韦之所以能如此肆无忌惮，恰恰是因为他与嬴政之间的特殊关系。

有野心的嬴政看到吕不韦这般作为，自然是一口怒气憋在心里等待时机爆发。

偏偏这个时候又跑来了一个嫪毐，企图凭借自己与太后之间的关系篡权、发动叛乱，以至于整个秦国只知道吕不韦和嫪毐，不知君王。

不难看出，嬴政几乎是饱受“重人”的夹击之苦，看到韩非子如此深刻的分析，自然是产生了强大的共鸣。

但仅凭借这些，韩非子还不足以让嬴政下令攻打韩国。

更重要的还在于，在《孤愤》中，韩非子道出了王朝兴衰的秘密。

要知道，《孤愤》一文写就的时间不过是先秦时期。

在当时，除了已过去的商周时代，整个社会都处于分崩离析的状态。

面对社会该如何发展的问题，诸子百家要不然主张回到“圣王”时代，要不然就干脆避开社会矛盾不谈。

只有韩非子，勇敢地绘出了一幅合理的蓝图。

兴衰

仅细察了春秋、战国数百年的历史，韩非子就发现了一种根本的对立：为公的“能法之人”与为私的“重人”。

在这里，为私的“重人”已经不是简单地为个人谋取利益，而是延展到与之相关的家族。

说到底，“重人”隐射的其实是建基于世袭制的旧贵族。

尽管在诸侯割据的时代，“重人”总是居于上风，如企图变法的吴起被楚国贵族用箭射死的。

又如商鞅被秦国贵族诬告，最后车裂而死。

但这些都只是为了迎接最后胜利的“血的代价”。

韩非子认为，历史最终还是会站在“能法之人”这边，任人唯亲、世袭制、旧贵族的时代已经过去。

因此，要想把握历史的走向，君王就应该拒绝分封制，实行严格的刑罚制度，尽可能地把国家中遗留的“重人”给消灭掉。

战国末期，许多宗室贵族不但把持着封地的统治权，还以此为基础主宰了齐国、楚国等诸侯国的宰相职务，如齐国的田忌、田婴、田文等。

这些“重人”凭借着分封制发展起来，随后在整个国家之中处处安排自己的爪牙，将国家的统治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

一旦出现新兴的势力，他们就会团结在一起不遗余力地扑灭新兴势力。

因此，一个国家要想长久地发展下去，必须将这些“重人”给除掉。

除此之外，尽管在韩非子的设定中，“能法之人”不大可能为了私利而纠结在一起，但为了防止“能法之人”也发展成为新的团体，韩非子强调统治者必须拥有不断纳新的胆识。

韩非子清楚地认识到，代表旧贵族势力的“重人”一开始也并不是对国家完全有害的存在。

但在国家的发展中，“重人”们便开始固步自封，死抱着旧有的体制不放手，进而形成了一股顽固的传统势力，使得新兴势力的革新遇到了很大阻力。

因此，韩非子认为在“新”与“旧”之间，统治者应当毫不犹豫地支持“新”的发展，绝不可以因为旧势力的强烈反对，就放弃对新兴势力的培养。

毕竟，只有新生的力量代表的才是历史的走向。

不得不说，韩非子这番见解确实道出了古代王朝兴衰的真谛。

回想一下，古代王朝基本秉持着初生、成长、成熟、衰败的演变规律。

而一旦王朝的发展到了成熟的阶段，也就意味着旧势力已然发展到了高峰阶段，就不大可能对国家的未来做出什么贡献了。

这个时候，就需要有一股新兴力量来革新。

比如说发生在唐顺宗时期的“永贞革新”，就是因为旧势力已经腐败到了一定的地步，必须革除。

当然，唐顺宗没有坚守革新，最后还是向旧势力屈服，以至于革新失败了。

而像张居正的改革，就直接把要死不活的明朝给“起死回生”了，足足续了将近一百年的寿命。

从这个方面来看，韩非子说得不无道理。

而秦朝的灭亡，让我们看到了这一理论的一种极端论证，就是把皇权捧得太高，把一个国家的决策和发展全系在一人身上，当龙椅上坐的人德不配位，王朝自然逃不掉覆灭的命运。

因为皇帝本人就成了危害最大的“重人”，皇权的暴政也就应运而生了。

所以即便韩非子解开了封建王朝的病根，但依旧救不了这个制度，因为封建制度本身就是一个剜不干净的毒瘤，迟早会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

看到这里您有什么想说的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