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年代，北戴河是与夏威夷齐名的避暑胜地，被称为“东亚避暑之冠”。

与其他由外国人开发的避暑地（如莫干山、庐山）不同，北戴河避暑地从诞生之初，便融入了中国人的智慧与努力。这一切与一个人、一个组织有关。

传教士们的眼光

19世纪末，英国工程师金达来到北戴河海滨。这天烈日当头，他一见大海便头也不回地扎了进去。一番畅游后，他发现这片海滩沙软潮平。以英国人的敏感，他认定这里将来必有发展。但金达在中国尚不具置地的权力，只好怂恿铁路包工头天津人杨季琳先行此举。杨季琳很快在北戴河海滨建了一座房屋，租给来这里避暑游玩的外国人住。这是北戴河海滨第一幢度假屋。

1895年前后，正在天津、唐山等地传教的英国传教士甘林，邂逅了北戴河海滨，他也立即被这里的美丽风光吸引，在莲蓬山（又叫联峰山）东边的鸡冠山上盖了房。随后，俄国传教士也在金山嘴盖了住房与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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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山嘴地处联峰山余脉，因其直插入海，形似鸟嘴而得名。供图/QUANJING

甘林等人声称北戴河海滨具备筑港的条件，这引起了清政府的惊慌。因为当时入侵中国的列强，每每利用教案，要挟清政府强借军港。更有英国美以美会传教士李德立，在庐山强租土地并划地出售的先例，有鉴于此，清政府对外国传教士在北戴河海滨的活动深感忧虑，便特命正在筹建秦皇岛港的督办、热河矿务大臣张翼，抓紧对秦皇岛沿海地带进行勘察。

清政府圈定了戴河口至秦皇岛沿海20公里地段，作为中国拥有主权的秦皇岛沿海港址的初选区域。与此同时，张翼还密派干员，抢先购买与沿海连接的金山嘴、戴河口的平地荒滩。

▲ 北戴河的山海风光，非常适合度假。

1898年，清政府宣布秦皇岛开埠，外国人纷纷要求到此购地。张翼以矿务局的名义，先买下了全部土地的十分之八九。北戴河海滨开发的主动权，终于被清政府抢先一步抓在手里。

甘林的别墅楼建成于1896年。搬入新居那天，很多朋友前来祝贺。有一位女子骑毛驴而来，她未及下鞍便停在别墅旁的树荫下休息。一位画家就顺手画了一张画，图中的西洋女子头戴一顶坚沿白帽，左手控缰，右手举伞，悠闲自在地骑在一头鞍饰整齐的毛驴上。这幅画后来被金达所得，他把它印制成英文招贴广告，在各火车站和外国人居所处张贴，北戴河海滨大规模的建屋避暑序幕由此拉开。

▲ 清朝末年发给外国人的出租地契。

与庐山不同的是，北戴河是中国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由清政府确定的自主对外开放的避暑地。清政府勘定：赤土山以东至秦皇岛作为通商口岸，戴河以东至金山嘴沿海内三里，以及往东北至秦皇岛对面鸽子窝一带，作为各国人士避暑地，准许中外人员相杂居住。

中外人士蜂拥而至。很快，各国教会人员在此筑屋已达数十所，他们多数人暑期住在这里，平时则回教区或在华工作地，雇佣华人为其看守别墅。临榆县衙门对海滨别墅鞭长莫及，无暇顾及，这些外国人便以通商口岸为借口，于1898年建立起他们自己的自治团体组织和联络机构——石岭会。

▲ 德国人汉纳根曾作为李鸿章的副官训练过中国海军，别墅楼建在石岭会区域内，尽享海风吹拂。

石岭会成立前，外国商民并无永租土地权，石岭会成立后，他们一方面以监理会名义大肆收购土地，把区域内的土地几乎租购殆尽，另一方面又倾泄其所租土地，大量吸引会员。凡愿为该会会员，承认其会章者，都有向该会租地买房的权利。

1914年，更大的掠夺开始酝酿：在石岭会区域内盖有最堂皇别墅的德国人汉纳根，公然刊布红皮书，建议仿照上海租界设立工部局。工部局是租界地内的行政机关，它下设有巡捕，专门维持地方治安，保护外国人的利益。汉纳根鼓吹在北戴河设工部局，其实就是想把北戴河变成租界地。对此，那些在北戴河修屋建宅的中国显贵，毫无对策又软弱无力，面对石岭会喧宾夺主的局面，只能忍气吞声。

“通缉犯”的秘境

当外国人在北戴河租地建屋之风越刮越烈之际，袁世凯在举国反对复辟的痛骂声中死去。一位被列为祸首而遭政府通缉的人来到了北戴河，他被这里的秀美山水吸引，有心在此度过余生。他的到来，让北戴河海滨度假地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这人便是素以“稳健干练、事必果行”著称的朱启钤。

朱启钤首次来北戴河是1916年，那次他住在自己任津浦铁路北段总办时结识的德国工程师白克纳家中。第二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白克纳作为交战国公民被遣返回国，朱启钤便用8000元买下了他的别墅。但这幢别墅在石岭会区域内，朱启钤不愿与洋人为邻，不久，他便用1359元买下了莲蓬山原公园路一带的土地，自己设计了一座别墅，取名“蠡天小筑”。

▲ 朱启钤的“蠡天小筑”。

蠡天小筑于1918年建成，整幢建筑成曲尺状，构造实用大方，朴实耐看。它的东南有一座洋式小亭，垒石为柱，彩石为瓦，兼有中西合璧之风。

朱启钤同时在西边，帮北洋政府陆军总长段芝贵也建了一座别墅，但段芝贵嫌这座别墅偏小，便以8722元的价钱卖给了朱启钤，因为“蠡天小筑”在东，这座别墅在西，于是朱家便有了东西两院别墅。

▲ 段芝贵的“段家楼”。

此后，朱启钤每年夏天都来海滨避暑。他看到石岭会侵犯地方行政权，而地方官放任不管的情形，义愤填膺。当时，能在北戴河海滨建屋度假的中国人，非官即贵，朱启钤与他们都颇为熟络。于是他便牵头，召集这些上层人物，商量建立一个中国人自己的管理组织“公益会”。

1919年4月，他们集资修好了雨天泥潦难行的西山马路。接下来，他们开始制定会章，并兴建莲花石公园。有了这些基础，“公益会”的设立便提上了日程。

▲ 1924年黎元洪、徐世章、朱启钤、张学良（从右至左）等部分成员合影。

建一个民间的自治组织，必须给政府部门打报告。1919年6月16日，朱启钤、段芝贵、周学熙、吴鼎昌等16位业主，向北洋政府内务部和直隶省呈送了要求组织北戴河海滨公益会的申请文件。他们在呈文中写道：“盖山川草木之菁英，实为国民高尚之精神所寄，而公共事业之兴举与否，尤为居民自治能力之表示也。”

筹备组成员认为，西方人的石岭会，主要是作为一种私人感情联络的组织，而眼下居民数量增多，百业待兴，交通卫生又每况愈下，海滨区的生活设施条件亟需改善，建立中国人自己的管理组织是大有可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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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鸽子窝位于地层断裂所形成的临海悬崖上，常有成群鸽子朝暮相聚于石缝之中，故名鸽子窝。

在呈报申请文件的同时，筹备组还草拟了公益会章程。公益会采用的是西方的董事会管理制度，其成员的入会方式、岗位职能、责任和义务、工作方法、会议形式等各方面，章程中都有明确的规定和具体的谋划。

很快，内务部批准了他们的申请。一个以办理海滨公益事业为宗旨，专注于交通、卫生、慈善、土地调查等事项的第一个中国人避暑地自治组织，就这样建立起来了。朱启钤任会长，北洋政府陆军总长段芝贵、北洋政府两度财政总长周学熙，都成为公益会的董事。

▲ 北戴河海滨窗公益会会址。

3个月后，朱启钤借临榆县知事向内务部呈文，呼吁对北戴河地方志中记载的名胜古迹加以保护，把它们建设成公园供人游览。那时候，莲花石一带已被公益会提前开辟为公园，联峰山道路的修筑也在进行中，鸽子窝是他们的第二座公园目标。莲花石和鸽子窝风光宜人，朱启钤此举，意在抢先一步，辟成公园保护地，外国人就无法租赁购买这些地方。否则，石岭会可能就捷足先登了。

公益会的开拓之路

1920年前后，在北戴河有房产的外国人又成立了“东岭会”“庙湾会”和“灯塔会”三个自治团体，他们在自己刊行的小报上，主张各国居民联合各自的自治团体，想把北戴河建成“万国居留地”。

这时，曾在庐山倒卖土地并大获成功的李德立，也来到北戴河。1923年，他以“庙湾会”的名义，召集各国避暑人士包括公益会会员到他的私人住宅开会。李德立旧调重弹，他提议，由海滨各自治会向政府联合请愿，索要市政自治权，以便将来“操纵一切权利”。

▲ 1920年，传教士家庭在北戴河海滨合影。

李德立自庐山开发成功以来，一直沾沾自喜，优越感十足，但这次他在北戴河却遇到了对手。公益会当即表示反对，又将李德立的阴谋迅速报告给了政府。最终，李德立欲在北戴河复制庐山经验的如意算盘，彻底落空。

北戴河的海滨是东西走向的长形沙滩，东部以东山为大本营，住在那里的多数是比较温和的教会家庭。西部以联峰山为中心点，在那里盖屋居住的多是中国的达官显贵，以及一些社会名流。中部以石岭为中心点，住在那里的人多数是商人，特别是在中国经商的德国和俄国商人，他们的生活放荡奢靡，经常醉酒后策马狂奔，折断公园花木，惹是生非，过去无人监管，不了了之，但自有了公益会，这些行为就只能等着被警告和罚款了。

▲ 东岭会教堂别墅，屋顶由彩石片铺砌。

过去外国人还时常逞强，想要欺负中国人，这下再也行不通，因为有公益会出来干预管制了。有意思的是，公益会还禁止外媒报道随意诋毁本会，即便有外国领事想要对公益会的行事做派提出异议，也必须先对公益会的成绩赞颂一番，才有资格坐下来就事论事。

公益会的发起人为16人，一年后开成立大会时，已达46人，至1924年更是发展到105人，梁启超、黎元洪、顾维钧等名流政要，都当过它的成员。这种感召力，当然也是实力的表现。

当时公益会的经济来源，主要靠会员解囊。朱启钤每年捐1000元，董事和干事也照此捐献。后因北洋交通系的四大巨头，都是公益会的发起人，他们争取到了北宁铁路局每年补助4800元；朱启钤入股的天津洋灰公司和投资的金城银行，每年也分别捐资1600元和277元。

▲ 图为任袁世凯登基大典筹备处处长时的朱启钤。供图／Fotoe

在朱启钤任会长的10年间，捐款最多的就是他和张翼之子张叔诚。此外，出租闲置房屋和公共浴场，出售图书、风景明信片和花木，也是积累资金的方式。曾在袁世凯北洋常备军中任文案的管洛声，不仅参与发起公益会，还投入精力编撰了北戴河海滨第一部志书《北戴河海滨志略》。公益会把他编撰的志书印刷装订成册，在海滨出售，不仅创了收，还为今人留下了一部宝贵的历史读物。

北戴河海滨本是丘陵地貌。因此，修建道路就成为公益会每年的重要工程。经过连年修整，竟为我们今天留下了长22.4公里、连接各处景点、有30余条支干道路的海滨路网，其中还有附属桥梁涵洞160多座。这样的建设能力，出自一个民间组织之手，在当时的中国实是罕有其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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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的北戴河欢乐湾附近别墅群。供图/图虫创意·钰林

公益会成立前，临海沙滩上的公共浴室多用临时性的苇席搭建，有碍观瞻。公益会为了保护海滩风景，他们禁止临滩建屋，并说服本会会员，交出私人建筑和地皮，开辟了第一公共浴场。后来，公益会又用拆下的德军旧兵房木材，建了第二公共浴场。浴场各更衣室内配备冲水箱和浴衣毛巾，供游人租赁使用。国人不必再到洋人的水域内尴尬戏水。

当时北京大学教授陈衡哲在她的北戴河游记中写道：“感谢他们为我们保存了一点自尊心。我们在公益会的浴场游泳时，心里觉得自由，觉得比在中部浴场游泳时快乐多了。并且那里设有水上巡警，他们追随着你，使你没有沉没的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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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晨的北戴河海滨，海天一色。供图/图虫创意·红莓花儿开

陈衡哲道出了20世纪初国人受到的不公待遇。英籍华裔女作家韩素音，她在石岭会浴场游泳时，就遭遇过这样的事情：“一天下午，我和一个身穿黑色游泳衣、像具雕塑的高个子女人吵了一架。她随便占用我们的更衣室。我进去后气得把她的衣服全都扔了出来，堆在沙滩上。那个女人正趴在沙滩上，见状威风凛凛地站了起来，冲着我骂道：‘你这个黄皮肤狗娘养的中国臭杂种！’”她来回地一边走一边骂，叫骂声盖过了海涛声。

宽敞的海滩都要打架，可以想见拥挤的诊所会出现什么情况。最初，北戴河海滨没有医院，当地居民治病不得不来到石岭会教堂看病取药。公益会成立之初，在原德国兵营地投资建起了“莲峰医院”。每年暑期一到，由北京中央医院分批派遣医生、护士到海滨服务，解决了业主看病难的问题。

▲ 如今的北戴河海滨，近处别墅区为昔日石岭会靠海区域。

1928年，随着北洋政府主导时期的结束，局势发生了诸多变化，全国各地倡言收回租界，取消领事裁判权，中外杂居的避暑地的角色也在转变。公益会会员的个人情况也多有变动，南京政府成立，吴鼎昌等北洋政府要员即将南下，公益会的活动渐趋放缓。

至于建设经费，在14年的经营中已经消耗颇多，开始日益吃紧，道路养护、林木保养、治安维护等方面都出现勉强维持的状况，捐助者筋疲力尽。在这样的情况下，第二任会长朱庆澜便于1930年夏，向省政府呈送报告，提议把北戴河海滨避暑地建设成特别区，设立国家自治机构。

▲ 今天的北戴河的黄金海滩，至今仍然吸引着大家前往。

1932年6月，省政府采纳了公益会的意见，北戴河避暑地转变为北戴河海滨自治区，公益会则执行区议会的职权。可以说，当时中国的地方管理，为中外人士共同称道者，北戴河首屈一指。

1935年，日本宪兵侵入北戴河，海滨的大多数别墅被日本人霸占。抗战全面爆发后，这里变成了日本人的军营。北洋政府时期北戴河别墅建设的鼎盛繁荣，从此一去不返，直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

撰文、供图 | 孙志升

编辑 | z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