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看标题，很多人都嗤之以鼻：万历还叫憋屈？在位48年，享尽富贵，三十年不上朝，朝九晚五。如果这也叫憋屈，那我也希望有这样的憋屈。

先别急，听小编慢慢道来。

万历的少年时代

万历是穆宗第三子，两个哥哥早夭，因而他的出生给裕王府带来了欢乐，但是因为“二龙不相见”的箴言，嘉靖不太喜欢裕王这个儿子，也就顺带着不待见万历这个孙子。

史载，万历出生后，没人敢报告给嘉靖，更不敢为之起名字，直到5岁时，万历才有了朱翊钧这个名字。

都说隔辈亲，但万历无疑没有享受到这个待遇，又加上裕王一直生活在压抑恐惧之中，对这个儿子也疏于关爱，所以万历自小就缺少父爱，并因此养成了倔强又自闭的性格。

万历十岁时，隆庆帝驾崩，此后十年，一切军政大事由张居正裁决，万历只不过是一个被攥在别人手里可以随意加盖的橡皮图章而已。

而且，为了将儿子培养成一代明君，两宫太后（嫡母陈太后和生母李太后）对他甚为严苛，“帝或不读书，即召使长跪。……五更至帝寝所，呼曰‘帝起’，敕左右掖帝坐，取水为盥面，挚之登辇以出”。《明史》中说，论读书之刻苦，明朝皇帝中，除太祖外，没有像神宗这样的。

可以说，万历少年时就与现在的学霸一样，深夜睡，凌晨起，没有多少乐趣可言。

阴差阳错的“一夜情”

在这样压抑的环境中，万历迎来了他的“一夜情”。

万历九年冬，也就是张居正去世前一年，19岁的万历有一天去给生母慈圣太后请安，当时李太后正好不在。有一个为他端茶递水的年轻宫女引起了他的注意。也许是雄性荷尔蒙的长期压抑，亦或这个宫女长得颇为性感，总之，万历一时欲火中烧，愣是没忍住，把这位宫女给“就地正法”了。

而令万历万万没想到的是，17岁的王氏宫女竟暗结珠胎，怀了龙种。

这件事被李太后知道后，把万历找来盘问，他矢口否认。直到太后取出《内起居注》，万历才被迫“供认不讳”。

一向对儿子管教甚严的慈圣太后并没有因此责备万历，反而因有了抱孙子的喜悦。王氏宫女也不负所望，于次年八月成功的诞下了皇长子朱常洛。

但是，万历却对这个阴差阳错得来的儿子非常不感冒，特别是在他不久后爱上了先被称为淑妃后被封为贵妃的郑氏，并与她生下了爱的结晶——皇三子朱常洵之后。

人生难得一知音

万历一生不知道宠幸过多少如花似玉的女人，但是，他最钟爱且终生不渝的女子只有一个，那便是在万历十年被册封为淑嫔的郑氏。

郑氏生得天姿国色，闭月羞花。但她之所以能赢得万历的欢心，并不单纯是因为美貌，更多是她的聪明伶俐、善解人意以及通晓诗文。

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别的妃嫔对皇帝从来都是百依百顺，而郑氏却不是，她看透了万历虽然贵为天子，但内心中，其实还只是一个不那么成熟甚至有些害羞的小男人，他也需要理解、包容，乃至支持。

所以，从一开始，她就在万历面前无拘无束，无所顾忌，尽情的展现一个女子在男人面前应有的矜持、平等与自尊。这使得万历和她在一起总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

可以说，郑氏成功的走进了万历的内心。

于是，不到三年，郑氏便连升三级，由淑嫔晋升为贵妃，成为后宫中仅次于皇后的第二夫人。

而且，万历还爱屋及乌，对三子朱常洛疼爱有加，甚至一直想立他为太子。

可惜，大臣们却固执地坚持“立嫡以长”，不惜一切地支持皇长子朱常洛。就这样，君臣双方互不相让，一场旷日持久的“国本之争”就此到来。

大臣们疯狂叫板

万历十四年，万历刚刚将郑氏晋封为贵妃，朝中大臣们便争先恐后的抨击皇帝，要他顺应民意，立长子朱常洛为太子！

万历并不是不想早立太子，而是不想立自己从来就不喜欢的长子。但大臣们仿佛故意与他作对，老是哪壶不开提哪壶，这让万历非常的窝火！

万历虽然怒火中烧，但自小的儒家教育还是使他强压怒火，没有采取过激的手段，而是与大臣们打着商量：“皇子年幼，常洛也还只有4岁，过两三年再册立不迟。”

以首辅申时行为代表的大臣们据理力争：“看我们的祖宗，当年英宗两岁时就被立为太子，而武宗还不到1岁！”

万历知道说不过他们，于是便装聋作哑，一声不吭，后来干脆躺在龙椅上哈欠连天，闭上眼睛打起盹来。

后来，万历见大臣们依然不依不饶，言辞激烈，便使出杀鸡儆猴的一招，他将叫的最欢的户部给事中姜应麟贬到大同去做典史。

但令他没想到的是，就在他严惩姜应麟的第二天，吏部员外郎沈理便上书支持姜应麟。万历二话没说，立即撤了他的职。但很快，刑部山西司主事孙如法、河南道御史杨绍程等也纷纷上书声援，而且言辞更为激烈，万历一怒之下，又将这些人撤职的撤职，法办的法办，一律严惩不贷。

都说明朝是史上最有骨气的王朝，这不仅体现在不割地，不和亲，君王死社稷，还在于明朝大臣的骨气也是史上最硬的。无论是洪武朝还是嘉靖朝，皇帝的廷仗从来没有打断大臣们的脊梁，万历朝更不例外。万历的高压政策非但没有及时有效地平息事态，相反，“立储之议”愈演愈烈。

万历高挂免战牌

越来越多的大臣介入到“国本之争”中来，大家众口一词，推波助澜，指责皇帝的不当行为，要求尽快立皇长子为储君。

万历情知法不责众，众怒难犯，于是没有再对上书的大臣予以惩处，而是干脆对此装聋作哑，不理不睬。

尽管万历有意息事宁人，一再高挂“免战牌”，但一帮激进的大臣却依旧不依不饶，只要逮住机会便争先恐后地到皇帝阵前“叫阵”乃至“骂阵”，想尽办法寻衅滋事，逼皇帝“迎战”。

万历十四年九月，万历借口龙体欠安，向群臣告假，将近一个月没有上朝。礼部主事卢洪春趁机上疏，言辞犀利地指斥万历的私生活。

万历十五年腊月，大理寺左评事维于仁又上了一疏，疏中痛斥万历“酗酒”、“恋色”、“贪财”、“尚气”，言辞之激烈、情绪之愤慨，简直到了破口大骂的地步。

即使在今天看来，作为人臣，卢洪春、维于仁们的话也说得极为过分。但万历虽然每次都气得吐血，却并未因此大开杀戒，而是满腹委屈地替自己辩解，顶多也就是将卢洪春、维于仁等革职了事。

万历为何如此“软弱”？

平心而论，万历绝对不是一个坏皇帝。他的缺陷在于性格过于软弱，关键时刻总是优柔寡断，首鼠两端，在重大问题特别是立储的问题上，既没有当断则断一言九鼎的魄力和勇气，又没有虚怀若谷从谏如流的胸襟与气度。所以，穷其一生，朱翊钧都是一个憋屈，乃至悲剧式的人物。

不妨想象一下，如果把万历换成康熙，或者换成他的爷爷嘉靖，“国本之争”不仅不会拖那么久，而且，也绝不会是那样一种结果，甚至，“国本之争”根本就不会出现。

可是，万历既没有康熙那种一言九鼎、唯我独尊的霸气，也没有他爷爷那种为达目的在所不惜的狠劲儿，在立储问题上，他甚至至死都不敢旗帜鲜明地阐明自己的立场和态度，在母亲和大臣们的一再逼迫下，老是闪烁其词，言不由衷。其所作所为，甭说不像是个君临天下的天子，甚至，不像是一个敢作敢当的血性男儿，也难怪郑氏曾讥讽他像个性格柔弱、做事患得患失的“老太太”!

拖到最后还是输

综观整个“国本之争”，从始到终，万历都像个拙劣的拳击手，面对对手的频繁出击总是左躲右闪，虽无招架之力，却又死要面子，不肯认输。

从今天来看，在册立太子的问题上，和文官集团的争斗，从一开始，万历就犯了策略性错误。

面对大臣的指责与非议，他不敢公开表明自己的真实想法，而且还口是心非，言不由衷的说了一些诸如“立储自有长幼”的违心之言，这无疑是把自己的路给堵死了。

而这，也正好中了文官集团的圈套，因为，群臣们希望的就是，皇帝自己作出这样的承诺。

所以，“国本之争”的第一回合，年轻的万历就陷入了被动。

起初万历还未醒悟，直到看到大臣们动辄引用他所说的“立储自有长幼”来堵他的嘴，方知自己犯了大错。

因而，在群臣们后来一步步逼他就范时，他虽然不情愿，但又不好食言，于是，在无可奈何中，只好采取拖延战术。

万历十八年，申时行、王锡爵等率群臣再次向神宗上疏，请立朱常洛为太子。万历看后，并不见答。生性刚直的王锡爵又上书，万历仍是不予理睬。

此后一年，万历对来自文官集团请立太子的奏疏全部不予批示，但上书奏请者依然有增无减。

面对雪片般飞来的奏章，迫于压力，万历无奈，最后只好自己定出期限，说立储一事应到万历二十年也即皇长子11岁时议行，要诸臣安心等待。

不过，他告诫群臣：“若再有人生事，就等皇长子15岁时再行大礼。”算是为自己留了一条退路，也为文官集团挖了一道陷阱。

果然，就在万历自定的限期即将临近之时，“陷阱”被触发了。

原来，由于担心万历出尔反尔，中途变卦，工部主事张有德上书请求把册立太子的议程先行安排好。可想而知，此疏一上，就被万历抓住了把柄，说大臣节外生枝，于是顺水推舟，单方面毁约了。

一场册立大礼就这样胎死腹中，万历虽然心中窃喜，但他表面上却装作非常恼怒：“朕有言在先，如有打搅，便要延期。”

万历说得非常坚决，也非常冠冕堂皇。

可是大臣们并不甘心，万历二十年，诸臣又一起上疏，呈请皇帝教皇长子为君之道，而这等同于认可朱常洛的太子之位。

但这回，万历学精了，他看穿了大臣们给自己设的圈套，不再上当，于是便严词拒绝说：“太子未立，教什么为君之道？”

正好，有一个叫李献可的礼部给是中撞到了枪口上，他忙中出错，误将“弘治”年号写成了“弘洪”，万历便借题发挥，将李献可贬职外调，并将跟着上疏的言官每人罚俸一年。

不知是万历觉得老是这样被动地拖着不是个办法，还是郑贵妃在幕后给他出的主意，万历二十一年，万历下诏给内阁首辅王锡爵，说他想“三王并封”，即将皇长子、皇三子、皇五子俱都封王，三个儿子一视同仁、不分尊卑，而目的是不露痕迹的降低皇长子的地位。

王锡爵一时没有看透此中玄机，立即遵诏拟旨。谁知谕旨刚下，群臣就纷纷反对，而且意见出奇的一致，他们责问万历：“陛下用意何在？”

光禄寺丞朱维京的话说得非常尖锐，说皇帝是“拿天下当儿戏”。邢科给事中王如坚的上疏说得更为直白，也更加难听，他历数皇帝从万历十四年开始，如何一次次失信，拖到今天，竟然要“三五并封”，他反问万历：“当年陛下六岁即被立为太子，为什么没有和潞王一起册封呢？”

由于王锡爵遵诏拟旨，群臣都以为这位内阁首辅与皇帝合谋，故而群情激愤，将王锡爵围在朝房里一顿臭骂。王锡爵痛悔失算，自知名声大损，于是上疏自劾，请求辞官。万历自然不肯。

为了自证清白，过了一个月，王锡爵便再次上疏请立太子。万历依旧不理不睬。可是，以气节自负的王锡爵的犟劲上来了，这一年，他为此事先后六次上奏，执意要向神宗讨个“说法”。

就像挤牙膏、压弹簧一样，在大臣们的集体抗争下，万历终于开始一步步退让和妥协，他先是收回“三王并封”的谕旨，不久又向大臣们保证，如果皇后在两年内没有生子，就册立皇长子为太子。

万历二十一年，一颗彗星划过大明夜空。善于审时度势的王锡爵觉得有机可乘，故意将彗星出现与册立太子之事联系到一起，大做文章。

万历这时的心理防线已经濒临崩溃，终于在万历二十二年，为皇长子朱常洛举行了“预教之典”。

万历为何不再坚持？

从万历十四年大臣们首次提出立储，到万历二十九年，朱常洛正式被册立为东宫太子，万历与大臣们整整拉锯了十五年，坚持了这么长时间，万历为什么会突然改变了主意，放弃了自己最喜爱的皇三子？

虽然史书没有给出明确答案，但种种迹象表明，这应该与三件事有关：

第一件是诺言字据消失。据说，万历曾经在郑贵妃面前赌咒发誓，答应将来立其子嗣位，而且，在郑贵妃的坚持下，万历还郑重其事地写了立朱常洵为太子的字据。

字据写好后，被郑贵妃用锦匣仔细地密封保存了起来。谁知，若干年后，当郑贵妃打开锦匣，要万历兑现诺言时，锦匣外面的封条原封未动，但字据上的文字却腐蚀殆尽，只剩一张白纸了。

万历看后，惊讶万分，感叹道：“此乃天意！”遂不再坚持。

第二件事是患难见真情。万历二十九年九月，已近不惑的万历突然生了一场重病，经常高烧不退，昏迷不醒。

人在病中特别需要亲人的呵护，但年轻的郑贵妃显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在万历重病在床的时候，她几乎很少陪伴在身边。以致万历每次醒来，都没有看到她的身影，而是发现自己从不喜爱的王皇后始终满面愁容地待在自己身边，没日没夜地服侍着他。

因此，他很不满意郑贵妃的表现。以致有一天，一时感情冲动，便决定册立朱常洛为太子。

第三件事是李太后的态度。据说，有一天慈圣太后好像很随意地问万历：“听说外廷臣子们屡请立储，为什么不早定长子为太子？”万历不假思索，当即答道：“常洛乃都人之子，不便册立。”

所谓“都人”，是宫中对地位卑贱的宫女的一种贱称。而万历的生母出身也很卑贱。当年，在隆庆皇帝还是裕王时，李太后只是裕王府的一名宫女，后来由于偶然得裕王宠幸，才生下了万历。

所以，经万历这么一说，老太后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她勃然大怒道：“别忘了，你也是都人的儿子！”万历赶紧伏地请罪，长久不敢起身。

如果说，在这之前，万历还企图以出身低贱为由不去册立长子为太子，而现在，慈圣太后只一句话，便把他想“废长立幼”的理由完全给推翻了。

在以孝治天下的封建社会，大臣们的意见可以不听，但母后的意旨却不能等闲。所以，在这以后，尽管万历处心积虑，想尽办法拖延，但自始至终，他都不敢越过母亲划定的这道红线。

说来，万历真的很可怜，在册立太子一事上，他真的就是“孤家寡人”一个，不仅整个文官集团不断的与他唱对台戏，就连自己的亲生母亲也反对他，不断给他施压。

三十年不上朝

万历四十二年冬，在群臣的压力下，万历无奈让自己最喜爱的儿子福王朱常洵前往洛阳就藩。

据说，福王临行那天，天空阴沉，时有零星雪粒落下，宫门前，郑贵妃和儿子依依惜别，泪如泉涌。

出人意料的是，平时深居后宫，已多年“罢工”不临朝，即使是太后去世也借故生病不去参加丧礼的万历皇帝，竟破天荒地一大早起床为自己的爱子送行。

福王乘轿起程的时候，万历依依不舍，将已走出宫门的福王反复召回来四次，叮嘱儿子每三年能回来一次。

当福王的背影渐渐远去，已是两鬓斑白、长须飘胸的万历皇帝百感交集，悲从中来，他竭力想掩饰自己的情绪，但浑浊的泪水还是禁不住流了下来。

此时此刻，也难怪万历会这么伤心，虽然贵为天子，但是这些年来诸事不顺，几乎什么事都受到众大臣和母后的牵制和要挟，乃至欺侮和压迫，争执了这么多年，到最后，不仅辜负了郑贵妃的一片深情，而且，连将爱子留在身边陪伴都不能做主，想想，也觉得伤心和窝囊！

也正是经过了这样一次次惨痛的打击之后，本就性格内向且孤僻的万历变得更加消沉，对朝政也更加心灰意冷、了无兴趣且无所用心了。

在百无聊赖中，万历选择了一种最为消极的反抗方式，即道家的“无为”与佛家的“遁世”。万历越来越喜欢“罢工”了，既不事朝政，不亲郊庙，不批奏章，中外缺官亦不补。其所作所为，已完全像是个看破红尘不问世事的出家人了！

你说，万历是不是史上最憋屈的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