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夫哥罗德是俄国中世纪历史上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一个城市，为研究这领域的学者们所熟知，而对俄国历史较不熟悉者则对其所知甚少。

同为中世纪俄国的城市，基辅和莫斯科都比它更为出名。俄国9-13 世纪的历史，即从第一个国家建立到蒙古人入侵这一段时间以基辅为名。

而莫斯科则给予了 15 世纪80年代到 1700年，即从金汗国在俄国土地上势力减到俄罗斯帝国建立这段俄国历史以名称，并且俄国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都被视为在莫斯科的领导下“不可避免”的统一过程。

而相对并不那么著名的诺夫哥罗德，事实上是中世纪东北欧最大的城市之一，被誉为俄国民主、商业和学识的摇篮，和“俄国的佛罗伦萨”，一名于公叶甫盖尼·特鲁别苏科伊(Eugene Trubetskoi)曾如是说。

诺夫哥罗德建城历史悠久。在俄国历史开端之时，它是第一个召唤瓦良格人来治理罗斯的部落联盟的所在地。

它也是第一个建立起来的罗斯城市，并且之后一直是西北罗斯的政治中心。起先它是俄国早期国家基辅罗斯的一部分，但是在12世纪，当基辅罗斯逐渐分裂时它同罗斯余部分离开来。

自此直至1478 年被莫斯科的伊凡三世征服，在长大 3 个多世纪的时间里，诺夫哥罗德实际上处于独立状态。

诺夫哥罗德是中世纪罗斯诸城市中的一个异类。政治上，市民议会也即维彻在罗斯各个城市中都存在，但只有在诺夫哥罗德其权力达到了巅峰。

城市王公的权威并不高。城市可以随意的召来和驱逐一名王公，而王公拥有的行政、司法、经济、军事权力也都大受限制。

同时，也没有任何一个王朝分支家族能够在诺夫哥罗德长期立足。如果说在俄国有一个地方曾经如此强烈地闪烁过民主的希望之光的话，那么一定是在诺夫哥罗德。

即使在其 1478 年被并入莫斯科公国后的几个世纪后，诺夫哥罗德对俄国的改革还一直起着灯塔作用。

在商业方面，诺夫哥罗德同中西欧尤其是汉萨同盟的正式贸易伙伴关系持续了 200多年。这不仅使诺夫哥罗德获得了巨额的财富，也推动了它建立了一个辽阔的商业殖民帝国。

这个殖民帝国统治着从芬兰湾到北乌拉尔山，及从伊尔门湖到白海及北冰洋的广阔领土，占到罗斯欧洲部分的几乎 1/3，远远大于其它任何公国。

在被并入莫斯科公国后，这个城市帝国的规模和财富又为莫斯科提供了建设新罗斯的坚实基础。

文化上，诺夫哥罗德不仅是当时罗斯面向西方世界的窗口，而且其杰出的艺术、建筑和文学成就也对俄国之后文化有深远的影响。

苏联历史学家米哈伊尔·季霍米洛夫(Michael Tikhomirov)认为“在俄国文化史上，诺夫哥罗德同基辅享有相当的地位”。

而尼古拉·金·德热夫斯基(NikolaiJ.Dejevsky)则称诺夫哥罗德为“中世纪。维克托·伯纳德茨基罗斯最具持续性和最富创造力的文化中心”(VNBermadskii)将诺夫哥罗德对俄国术的贡献比为佛罗伦萨对意大利艺术的贡献。

总之，对这个中世纪城市的研究毫无疑问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中世纪俄国历史全貌，加深对俄罗斯文明的理解。

尤其是对其与众不同的政治制度的探讨，可以为我们揭示中世纪俄国政治发展历程的一个侧面，探讨它对具有浓厚专制主义传统的俄国历史意义。

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对于诺夫哥罗德的研究已经相当深入和广泛。克努得·拉斯穆森(KnudRasmussen)曾写道:“没有任何其它中世纪罗斯城市像大诺夫哥罗德一样引起过学者们如此多的注意”。

其中，学者们尤其关注诺夫哥罗德独特的政治制度，事实上每一位曾写过关于诺夫哥罗德作品的研究者都曾集中讨论过这个城市与众不同的的政治制度。

总体来看，学者们在诺夫哥罗德政治史研究中主要的争论点就是诺夫哥罗德的政体性质，也就是诺夫哥罗德政府的性质究竟是民主的还是寡头的这个问题。

其中涉及到维彻、王公、帕萨德尼克 (又译为地方行政长官，市政官) 等城市官员。18 和19 世纪的历史研究者们都侧重于强调民众的力量，突出诺夫哥罗德政治生活中的民主和自由。

以亚历山大二世时期 NI科斯特洛夫(Kostomarov)的作品为例，他在自己的作品《论伟大的诺夫哥罗德在俄国历史上的意义》(0znachenii Velikogo Novgoroda v russkoy istorii)中将诺夫哥罗德视为一个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在那里民众通过维彻表达着自己的意愿，主宰着城市的事务。

这是那个时代学者们的普遍观点。季霍米洛夫和雷巴科夫 (Rybakov)在自己的作品中《古代罗斯的城市》和《12-13 世纪的基辅罗斯和罗斯公国》(KievskaiaRusIrusskie knizhestva XII-XIlI vv)也都强调这个城市中市民对维彻的普遍参与以及维彻的作用。

他们将诺夫哥罗德视为一个基本上由商人和手工工人组成的民主共和国，同专制的莫斯科公国相对抗，而最终为后者所吞并。

查尔斯·金·霍尔珀林(Charles J HalPerin)认为把诺罗德看作是一个民主共和国的观念开始于 18 世纪，并在拉季什切夫(Radishchev)和德琴布里斯特(Decembrists)时达到顶峰。

但随着历史研究的进步，开始有不同观点涌现。19 世纪末期克柳切夫斯基在他的《俄国史教程》第二卷的第二十三和二十四讲中专门论述了诺夫哥罗德。

他将诺夫哥罗德视为一个自由的城市公社联盟，分析了王公、维彻、波雅尔贵族会议各自的功能与地位，并强调了政治制度中存在的王公与维彻的矛盾，认为诺夫哥罗德是由波雅尔大贵族统治的，其民主不过是表面的和虚假的民主。

之后，1961年 V.N伯纳德斯基出版了一部关于 15 世纪诺夫哥罗德的重要著作《15 世纪的诺夫哥罗德和诺夫哥罗德国家》(NovgorodiNovgorodskaia zemlia v XV veke)，系统地分析了诺夫哥罗德社会，并强调波雅尔贵族们对共和国政治制度施加的政治和经济影响。

而包括乔治·维尔纳茨基在内的一部分学者仍然支持季霍米尔洛夫和雷巴科夫的结论。乔治·维尔纳茨基在自己的作品《基辅罗斯》(Kievan Russia)中就将诺夫哥罗德描述为一个民主共和国，某种程度上使人联想到希腊城邦。

但 1962年V.L.亚宁出版了《诺夫哥罗德的帕萨德尼克》 Novgorodskie Posadniki,Moscow.1962)这部著作，加上之前他写作的一部关于罗斯印章的专著及关于诺夫哥罗德社会组织等方面的文章，极大地冲击了 18 及 19 世纪以来对诺夫哥罗德政治历史的传统观点。

基于对文献资料和出土文物的综合分析，亚宁认为诺夫哥罗德是一个贵族寡头共和国，而非一个民主共和国。

民众在城市政治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并不如之前想象得那么重要。例如，他将 1255-1259 年间的动乱事件视为一场由少数不能进入波雅尔寡头政体的波雅尔发起的冲突，而不像季霍米洛夫等许多历史学家一样，将此事件视为波雅尔贵族同诺夫哥罗德民众之间的一场斗争。

在之后发表的文章中亚宁对维彻的组成和功能问题也提出了不同见解。他认为学界普遍持有的，即认为1331年的里加(Riga) 史料中提到的300 金腰带人员(CCC guldene或300zolotykh Posiasakh)是指代维彻的领主会议成员这一观点是不正确的。

过考证 15 世纪的史料及领主会议会场主教宫殿可容纳人数，再加上其它考古学研究，亚宁指出这 300 人是区和城市维彻的控制者。

这一结论基本上改变了之前史学界认为维彻是自由的诺夫哥罗德民众组成的民主机构的传统看法。

亚宁认为诺夫哥罗德并非是主要由商人和手工工人居住的城市，而是一个由富有波雅尔及居住于他们地产上，并在经济上依附于他们的城市手工工人组成的城市。

同时，波雅尔们善于操纵并利用城市民众的不满。当民众发生动乱和召开维彻时，一般会导致一个波雅尔派系对另一个派系力量的增强。

总而言之，亚宁将诺夫哥罗德政府描述为一个贵族寡头统治政体，拥有大量土地的波雅尔家族统治着城市。这些家族的成员控制着维彻，同时也是城市的政府主要官员。

V.N伯纳德斯基，劳伦斯·朗格尔(Lawrence Langer)，乔尔·拉巴(Joel Raba).亨利克·伯恩鲍姆(Henrik Birmbaum)是那些支持亚宁观点的学者。

其中最显著的代表是亨利克·伯恩鲍姆，他 1981 年的专著(Lord Novgorod the Great: Essays in theHistory and Culture of a Medieval City State. Part I: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和1996年的著作(Novgorod in focusSelected essays)在德热夫斯基、亚宁等人研究的基础上。

对城市的源起和生活方式进行了描述，对城市重要的政治人物王公、帕萨德尼克等进行了考察，并探讨了诺夫哥罗德共和国的性质及其衰亡原因。

除了政体性质外，学者们也比较关注诺夫哥罗德的主教。不同于其它东正教的罗斯城市，诺夫哥罗德主教不仅是城市的精神领袖，而且也在政治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

尼古拉·金·德热夫斯基于 2007 年出版的著作《中世纪早期的诺夫哥罗德:一个城市共同体的崛起和成长》Novgorod in the early Middle Ages:the riseand growth ofanurban community)对早期诺夫哥罗德的历史进行了探讨，认为主教们在促成诺夫哥罗德城市统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影响。

这种影响主要是意识形态方面的作用，并认为这一点是协调诺夫哥罗德历史研究的令人满意的基础米哈伊尔·波尔 (Michael CPaul)也是近年对诺夫哥罗德政治史著文较多的一名学者，他文章的重心主要放在探讨诺夫哥罗德主教的政治作用方面。

他认为诺夫哥罗德主教并非如之前一些西方学者所认为的是城市的“首脑”或“元首”，主教的兴趣一直更侧重于宗教事务，而非城市政治事务。

在今天看来，18-19 世纪对诺夫哥罗德的研究存在着理想化的倾向。这一方面是由于史料的缺乏，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对诺夫哥罗德系统化的考古学发掘仅仅始于1932 年，这对今天诺夫哥罗德各方面研究都至关重要。

而学者季霍米洛夫和雷巴科夫(Rybakov)将诺夫哥罗德视为一个民主共和国的结论也存在将西方城市发展的标准模式直接置于诺夫哥罗德之上的缺陷。

亚宁的著作基于考古学和史料的分析，将对诺夫哥罗德及基辅和蒙古时期罗斯城市问题的研究从西方模式下解放出来，修正了季霍米洛夫等人作品的缺点。

但亚宁也低估了诺夫哥罗德对外贸易，及这种对外贸易同波雅尔经济的关系的重要性，另外波雅尔、商人和手工工人之间的关系在亚尼的作品中也不清晰。

同时他也没有否定季霍米尔洛夫认为基辅罗斯作为对农村手工艺品需要反应而崛起的理论，或是克柳切夫斯基对贸易重要性的坚持。

综上所述，国外史学界近年来对于诺夫哥罗德政治历史的研究取得了较大的成果，但迄今为止未能出现一部较为完善的全方位论述诺夫哥罗德政治历史的著作，而且各个时段的研究也存在着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