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烟新思路-行为数据驱动的控烟方法（1）

一、吸烟行为数据的意义

吸烟行为数据源自吸烟者个体，是基于吸烟者自身的通常情况产生的数据。吸烟行为数据包括数量、间隔、时间、位置、动态变化。

众所周知，当人形成吸烟习惯之后，很容易失去对吸烟的理性，从而弱化对吸烟行为的控制。我们认为既有吸烟习惯人群均处于不同程度的非理性行为中。

这种非理性，首先使吸烟者在吸烟与健康风险的矛盾中丧失科学观；其次使吸烟者经常性的发生超量吸烟行为，在某种境遇下完全失去行为控制力；再次会使吸烟者主观上排斥正确的理念和劝诫，甚至排斥政策法规；最后，在时代的背景下，这种非理性使吸烟者频繁的自我欺骗与自我怀疑，极大的干扰了控烟的意愿与实行。

《中国防治慢病中长期规划（2017-25）》中将吸烟行为定义为“很大程度上的心理依赖行为。”，一针见血的点明吸烟行为的本质------一种心理导向的负面行为习惯。

我们结合认知行为疗法的理论与应用，证实了“重构吸烟者对自身吸烟行为的认知可以有效影响吸烟行为”。这其中最关键的要素是在一定周期内精准、实时、连续的采集吸烟行为数据。

（1）吸烟行为数据在个体层面的价值

吸烟者在形成吸烟习惯之前必然经历三个行为阶段，我们将其概括为：”尝试期、偶然期和规律期“。调查发现，即使吸烟者已经进入规律期，仍然可以有效控制吸烟行为。处于规律期中的吸烟者在没有客观因素影响的时候，吸烟量有限并且可控。

但是，吸烟者一经进入“习惯期”，其对吸烟行为的认知水平和控制力就会急转直下。行为习惯的产生与发展和人的生活紧密相关，当吸烟行为融入吸烟者的生活，即意味着吸烟与其他的行为或者生活元素建立了联系，此后吸烟者就不再以理性支配吸烟行为，取而代之的是“趋向肆意”的主观选择。

烟草对人身健康的慢性侵害，又大大降低了吸烟者的警觉。几乎所有的吸烟者均存在不同程度的超量吸烟情况（应酬、际遇、工作、游艺等），而90%以上吸烟习惯者除非出现明显的健康问题，不会改变其吸烟行为。

认知行为理论强调个体的思维和行为之间的相互关系。该理论认为通过改变个体的思维和认知方式，可以改变其行为和情绪。认知行为疗法也强调了个体的自我效能感，即个体对自己能够成功完成任务的信念。这种信念对于控制吸烟尤为重要。

人们的行为是通过对环境的认知和解释来产生的，吸烟行为的非理性，正是源于吸烟者错误的认知行为进而错误的解释行为。

我们发现大多数吸烟者以“盒”这个概念衡量自己的吸烟行为，某种程度讲这也是一种理性认知。即使这种认知的水平很低，吸烟者仍然可以通过“盒”约束行为。比如形成“一天一盒”的消费习惯，一定程度的限制了吸烟量。

由此也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行为数据，超过九成的吸烟习惯者在有关吸烟行为的问询中以“一天N盒”作为回答。之所以“独特”，是因为吸烟行为的单位原本是“支”。值得注意的是：在吸烟者形成习惯之前通常以“支”衡量吸烟行为，并且对自身的吸烟行为水平和变化有清晰认知。

我们认为高质量的行为数据可以从根本上扭转目前的吸烟者的认知偏差，进而影响吸烟者调整行为。准确、实时、持续的吸烟行为数据会使吸烟者切实地了解自己的吸烟行为，驱动吸烟者修正吸烟行为。

吸烟者通过吸烟行为数据可以清晰的衡量当前行为，为约束行为、制止行为扩大创造条件；通过观察行为的波动和变化，吸烟者还可以了解自身与吸烟行为之间的关系（比如真实的吸烟需求），这对未来的行为修正至关重要；而基于自身的数据分析（既往、当前、未来）将有效影响吸烟者的心理，甚至起到震慑作用，激发其控烟意愿。

我们的社会经历了长期的戒断式控烟方法实践，“戒烟准备”是戒断式方法的主要内容。这种准备虽然多样，但时至今日仍停留在心理建设上。以行为数据驱动的控烟方法则不仅关注心理层面，更强调认知与行为的共同作用，形成由“数据⇒认知⇒心理⇒行为”循环作用的“DCPB螺旋”上升模式。

行为数据驱动的控烟模式与传统控烟理念显著的区别在于“友好与稳定”，这一模式可以更完善的辅助吸烟者达成戒断准备，并大幅提高“永久戒断”的成功率。

吸烟行为数据源自吸烟者当前行为，与吸烟者的控烟意愿无关，期望了解自身行为水平的吸烟者均适用此模式。基于数据驱动模式展开的方法也不是传统意义的“控烟”，而是赋予吸烟者对吸烟行为的控制力，这不仅契合认知行为理论，更契合人性。

在不与吸烟行为产生激烈冲突的同时，调动吸烟者的主观能动性，增强其自我效能感，然后才是行为上的调整。吸烟者在这一过程中或许进展有限，但每一次行为上的改变都建立在认知与心理的变化之上，最大程度的巩固了控烟成果。

数据是理性的重要参照物，对吸烟者更是如此。“吸烟有害健康”已有三十年历史，烟草至今仍每年导致全球800万人失去生命，所带来的病痛折磨、医疗负担和社会问题更加触目惊心。在这种反常至极的形势下，我们更需要相信人类的智慧，但首先要让吸烟者回归理性。

（2）吸烟行为数据在社会层面的价值

吸烟行为数据源自个体，面相整体。其价值不仅体现在个体层面的控烟方法上，也将为其他控烟领域带来不同以往的驱动力。高质量的吸烟行为数据将明显增强以下三个重要领域的效能。

1、医疗系统

吸烟行为数据对医疗系统也具有重要意义。医疗系统经过多年的研究与临床实践，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戒烟、控烟方案，通过收集和分析吸烟行为数据，医疗系统可以更好地了解吸烟者的吸烟情况，包括吸烟量、吸烟频率等信息，从而帮助医生制定个性化的戒烟计划和治疗方案。

吸烟行为数据还可以用于研究吸烟对健康的影响，样本更多、周期更长的行为数据可以帮助医疗系统提高科研效率，提供更好的临床方案、健康指导和预防措施。

2、社会学科

在“常规劝诫”早已饱和的今天，社会需要更具实际意义的控烟方法，同时也需要差异化的引导吸烟者修正行为。吸烟行为数据将使家庭成员之间的协作更加紧密，并有降低二手烟危害的可能。比如当吸烟者面对与家人在一起时的吸烟数据，以及数据分析和推演，难免会触动或者自责。

通过收集和分析吸烟行为数据，社会可以更精确地了解吸烟群体，并进一步加强了解个体的吸烟行为模式、频率、持续时间等，以及个人特征，如年龄、性别、教育水平等。无论是家庭、交易或者媒体，都可以运用行为数据影响吸烟者。

3、行政部门

如果可以广泛采集吸烟行为数据，势必对行政部门的控烟策略产生积极作用。通过收集和分析吸烟行为数据，政府可以制定更有效的控烟政策和法规。吸烟行为数据可以提供决策者们所需的客观事实依据，帮助了解不同地方、群体、年龄的群众的吸烟情况，使控烟策略更有针对性，响应时间更短，以达到减少吸烟行为和改善人民健康的目标。

综上所述，吸烟行为数据的意义不仅限于个体的认知和行为调整，也涉及到医疗系统、社会以及行政策略等多个层面。收集和分析高质量吸烟行为数据对于吸烟控制和干预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决策价值。

名词解释：

“尝试期”：指非吸烟人群初次接触烟草制品，并且身体还没有适应或适应过程尚未完成的阶段。

“偶然期”：指吸烟者对烟草制品产生耐受，开始更主动的使用烟草制品的阶段。

“规律期”：指吸烟者有一定规律的吸烟阶段，与之前的明显差异是吸烟者开始按照既定规律而非需求使用烟草制品。

DCPB螺旋：data、cognition、psychology、behavior。

二、吸烟行为数据的缺失

（1）吸烟行为数据的需求

高质量的吸烟行为数据可以帮助吸烟者评估自身行为，影响吸烟者的决策，还可以增强目前控烟方法和产品的效能，如果实现大范围采集更能增益各个控烟领域。

今天的吸烟群体不同以往，决大多数吸烟者知道吸烟的危害，很多吸烟者甚至比不吸烟的人还了解吸烟危害。我们发现“传统控烟”在今天明显力有不逮，戒断方法和产品无论有么有效，都与很多吸烟者有“一墙之隔”。

全世界范围明确定义“吸烟有害健康”已经超过三十年，有关吸烟行为的研究则更久远。相关领域工作者们为控制烟草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和艰辛，从证实烟草的危害到挑战烟草企业；从科研医疗到临床实践；从政策法规到教育宣传；从控烟方法到控烟产品，如今的控烟事业已经发展形成了一套科学的、近乎完整的体系。

在政府、科研、医疗、教育、媒体、商业的共同作用下，控烟体系无时不刻的积极运作。然而，吸烟者的“特殊思维模式”极大的抵消了控烟体系的努力。比如：中国卫健委公布的数据显示，在中国至少患有一种慢病（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等）的男性吸烟率与健康男性的吸烟率相差无几。这意味着中国男性吸烟群体不仅忽视烟草危害，甚至当危险降临仍不为所动。与此同时，处于病痛中或者亚健康状态的吸烟者却不遗余力的寻求医疗改善健康。

在越来越越注重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的时代背景中，这种情况显然是不合常理的，站在“上帝视角”看甚至有些讽刺。全社会调动巨量的资源去解决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这证明了吸烟行为的非理性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同时也揭示出吸烟者的局部需求与其整体诉求之间的激烈矛盾。

今天的世界不缺少戒烟方法和产品，今天的烟草不再是以往那种“普通消费品”，今天的吸烟群体也不可能忽略吸烟对个人、对家庭、还有对社会造成的风险与负担。我们看到当“吸烟有害”被公之于世后吸烟人口急剧下降；当“二手烟危害“被证明后女性吸烟者数量骤减；我们还看到禁烟政策与法规的强度明显影响吸烟率；烟草价格也影响着吸烟者。这些事实无不在证明唤醒吸烟者的理性可以深刻的改变其认知与心理，进而改变吸烟行为。我们相信今天的吸烟群体同样如此，一旦新的“唤醒模式”出现，即会迅速影响其吸烟行为。

（2）吸烟行为数据的现状

为了实现修正认知、影响行为的目的，吸烟行为数据不仅需要呈现吸烟者行为水平，还要有追踪吸烟行为的功能。为此数据必需是在一定周期内精准、实时、连续的采集而来。反之，如果行为数据模糊、间断或者与己无关，不仅无法帮助吸烟者认知行为，还有可能被其错误解读。

不幸的是，在漫长的烟草历史中吸烟者所能获取的行为数据质量非常之低。在中国有五年以上烟龄的吸烟者中，75%的人无法量化其近一个月的吸烟量，超过90%的人没有明确的吸烟间隔，95%的人不会将吸烟消费纳入日常计算。“巧合”的是：烟草导致的健康风险在吸烟超过五年后明显升高。

吸烟者对自身吸烟行为的了解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主观思维，所得到的信息高度依赖自我认知能力。而自我认知能力本就会受到社会环境、文化背景、个人心理、记忆偏差等方面的影响，再加之当代吸烟者普遍的“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思维模式，其通过自身获取高质量行为数据的可能性近乎于零。

就目前的情况而言，医疗模式最有可能大范围的帮助吸烟者获取高质量的吸烟行为数据。医疗系统具备充足的专业性和影响力，可以使吸烟者正视自己的吸烟行为并保持聚焦。比如《中国临床戒烟指南》针对烟草依赖慢病定制了详尽的临床方案，其中“评估、诊断、干预、随访”环节均以采集并分析吸烟行为数据为基础。

然而，医疗临床方法取得的吸烟行为数据仍然会受吸烟者的个人因素影响，除了以“问询”为主的治疗方法仍旧无法回避自我认知的问题外，缺乏行为数据采集工具也是重要原因。即使每一名患者都有充足的控烟意愿，尽最大努力配合治疗，也无法避免记录行为中可能的错漏。在吸烟者处于特殊境遇之中的吸烟行为更是无能为力。

总之，由于个人因素的影响和数据采集方法的停滞，现在的吸烟行为数据过于依赖吸烟者的自我认知能力，记录不准确、滞后，并且有偏差记录的可能。这样的数据质量并不能驱动“DCPB螺旋”，也让现有的控烟方法缺乏差异性和灵活性。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