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为国父，孙中山将自己的一生都投入到了中国的现代化事业中，留下了种种设想与预言，其中有很多设想都已经或者即将成真，如“未来中国将会有16万公里的铁路和160万公里的公路”，一百多年后的今天，我国的公路长度早已超过了500万公里，铁路营运里程也达到了15.5万公里，距离孙中山先生的预言仅差5000公里。

民国时的铁路网

今天的铁路干线网络

但其中还有一些预言，却一直没有机会得到验证，比如孙中山在与章太炎的谈话中就曾说到“谋本部则武昌，谋藩服则西安，谋大洲则伊犁”：想保住中国就定都武昌，想四夷臣服就定都西安，而如果想要谋求亚洲，那就必须得定都伊犁。

孙中山先生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设想？这个设想又究竟有没有可行性呢？

很多人对孙中山先生的三个设想非常不以为然，认为第一个设想就已经非常荒谬了，武昌既不是四大文明古都，也称不上极尽繁华，在当时顶多算是一个区域中心，但如果就此认为，仅仅是因为辛亥革命最早发生在武昌，所以孙中山先生才对武昌情有独钟，无疑是对孙先生的不尊重，孙中山先生之所以要定都武昌，和一句古话有关，那就是“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

在孙中山看来，当时的百姓已经因为连年战争疲惫不堪，国家到了需要休养生息的时候了，必须一战定下百年的太平。可无论是定都北京、南京、上海还是广州，都会因为位置太偏而无法“代表”中国，不可能真正让四方平定下来，只会导致军阀割据。

武昌则不一样，武昌位于江汉平原东部，号称“九省通衢”、“四冲六达”，与所有省份的“分寸感”都拿捏的恰到好处，以武昌为中心画圆圈，内圈有长沙、合肥、郑州、西安，外圈有济南、北京、太原、兰州、成都、昆明、南京、广州、上海等，几乎囊括了当时所有的大型城市。

在孙中山眼中，如果只是想保住中国本部，让百姓能够小康，那最好的选择就是将首都定在两个圆的圆心上，也就是武昌。有强大的中央坐镇武昌，“惠此中国”，军阀们便会因为距离武昌太近而不敢轻举妄动，这样也就能“以绥四方”了。可仅仅保住中国本部，目标还是太“小气”了，所以孙中山先生提出了第二个设想，那便是“谋藩服则西安”。

虽然当时中国因为长年的军阀混战，积贫积弱，似乎没有能力与列强硬碰硬，但中国不可能一直弱小下去，也不可能一直忍气吞声，总有一天会重新挺直腰板，因此孙中山认为如果中国人有信心恢复以往大一统的话，那就最好定都在西安。

西安是西北的经济中心，历史悠久、文化发达，而且又坐落在关中平原上，四面都是高山大川，内部却是沃野千里，号称八百里秦川，本身就有定都的资格。最重要的是，定都西安可以用实际行动在国际上向列强表态，中国绝不会只满足于保留传统汉地，对于西北和西南的领土，中国一分都不会再割让出去，已经被割让出去的领土，中国也会一点点拿回来，这对于当时觊觎新疆的俄国和觊觎西藏的英国来说，无疑会起到非常强烈的震慑作用。

第三个设想是定都伊犁，虽然看起来最不靠谱，但这其实是孙先生内心最渴望实现的那一个，因为这三个定都设想其实分别代表了孙中山自革命以来的悲观、淡然与乐观三种不同的情绪。

对他来说，最悲观的设想就是中国所有的边疆地区都被瓜分，只保留了传统本部，沦为二流国家，这个时候，定都武昌是最好的选择，只有这样，才能从容应对来自四面八方潮水般的威胁。

淡然的心态则是希望中国能够重新强大起来，恢复传统中国的大一统，四夷臣服，将所有的领土牢牢抓在手中。

而在最乐观的设想中，中国将会以一个大国的身份重新崛起，拥有发达的工业、强大的军队、开化的百姓，到那时，中国将不会仅仅满足于恢复过去的领土，而是谋求在整个亚洲的影响力。

虽然伊犁位于新疆天山北部，周围都是山脉和沙漠，但伊犁自身的地理条件非常出色，境内有283条河流和超过一千万亩的良田，和西安一样，都是外有高山大川，内有良田万顷，易守难攻。

而且伊犁位于亚洲大陆的中心地带，如果以伊犁为圆心，以东北为半径做圆的话，西亚、南亚、中亚、甚至东欧都将被囊括在这个圆内，孙中山想要定都伊犁的背后的意思不言自明。到时，中国追求的可能就不是将列强驱逐出中国，而是亲自去消灭他们了。

但是，以今天的眼光看，定都伊犁有非常明显的缺陷，最重要的就是没有考虑过海权的问题。海权对一个现代国家无疑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决定着能否守住门和走出去。定都的选择越往西，离亚欧大陆的中心的确会越来越近，可离海洋却会越来越远，武昌离东海有700多公里，西安到黄海有900多公里，而从伊犁到渤海，仅直线距离就超过了3000公里，这对于经略东亚来说，无疑是一个非常大的劣势。

当然，孙先生之所以如此安排，也是当时的局势决定的，相对于从海上而来的威胁，中国刚刚丧失了外东北、外西北等大片领土，俄国甚至有更进一步的野心，英国也在西南虎视眈眈，因此，将首都尽可能建在内陆，不再丧失土地，甚至角逐亚洲，谋求更大的领地，是当时有识之士的迫切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