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泽永：我的舅父陈布雷（1）

1979年10月，曾经担任重庆国共谈判中共代表团顾问的冯乃超，建议我给陈布雷写一篇传记性的文章。

他信上说：

“你对陈布雷比较熟悉，找资料可能有较多的线索。为这一走错了路的知识分子写个传如何？

给蒋介石拿笔杆子，想来不会愉快，我不知什么原因，似乎觉得他当时是感到痛苦的……对中国老一辈的知识分子的分化过程，应作一番客观的分析，单看进步的一方面的人们是不够的。”

四个月后，他给我的信中，又提到此事：

“《民国史》编写的任务，我想各校都有分担责任。《陈布雷传》你独立写一篇何尝不可？要有决心上图书馆（报库）里泡一段时间。这样也可能是一种锻炼。”

可是，我却迄今未能完成这个任务。

布雷先生虽是我的舅父，我的父亲翁达（祖望）在陈的身边担任秘书工作多年，但我对陈了解不多，不深透，他是一个极为复杂的人物。

这几年中，我写过几篇有关陈布雷的短文，发表后引起相当普遍的注意，但全面性的传记却一直未敢动笔。

现在，我就权以本文替代那至今未能完成的陈布雷传记的撰写任务罢。

陈布雷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陈布雷是一个文人，“一介书生”，一生写了很多文章。22岁（1911年，宣统辛亥）时，他方毕业于浙江高等学堂，即就任上海《天铎报》撰述。

当时规定的任务是，每天写短评两则，每十天写社论三篇。以后，他在上海《商报》任编辑主任时，写的文章更多。

在《天铎报》时，一部分评论用“布雷”署名；后来，在《商报》写的社论，则大都改用“畏垒”署名。

可是，到了后半生，他主要是为蒋介石代笔写文章，用自己的名字写的文章就极少了。偶有，多半也是为至亲契友写的寿序、悼文之类。

这本《回忆录》是从他1890年（光绪十六年）出生写起，到1939年五十岁（虚岁）为止，以年为经，以事为纬，记述了他家庭生活、求学经过以及办报和从政的经历。

原稿是用老式红格十行本墨笔写的（他习惯用这种簿子）。分两册：

第一册，是1936年夏他在庐山写的，写到1921年；第二册，是1940年在重庆老鹰寓所养病时续写的（正是他五十生辰后一年）。

出版时合成一册，二十开本，共九十五页，约七万字，还附了十帧照片，人们可以从这一本《回忆录》约略了解他的一生，可惜写得早，抗战胜利后就没有接续撰写，以致不能包括他一生最后九年的记录。

《回忆录》前，陈夫人王允默写的“前记”中，虽述及“至五十岁以后所记，以及论文、书札、小品等作，亦在整理搜集中，一俟有成，即当陆续付梓”。但后来很快全国就解放了。

据我所知，陈夫人对陈一生中发表的重要文章，大抵剪贴成册（据说有两本）。同时，陈自己从1935年3月起，天天都写日记。未尝中辍，到他去世为止，也有十三年半，十行簿至少得几十本。

这些材料，在“文化大革命”抄家风中全被抄走，一度以为已经散失，现已查明，存国家第二历史档案馆。

就史料说，应该是件幸事。因为这是第一手材料，不仅对研究陈布雷本人十分有用，即从研究中国现代史角度看，也是很有价值的。

不少人说，陈布雷的封建意识相当浓厚，这是事实。

他出生在一个封建地主家庭，父亲依仁府君有两个兄长。兄长生了一子（陈训正，字屺怀）二女；仲兄无子。

依仁府君却有七子七女，陈布雷居长（后来过继给二房了）。陈对父母极尽孝道，事事向父请示。父有命，从不敢违。

14岁时，父命应童子试，尽管心里极不愿意，还是去应试了。17岁时，他在慈溪县中学堂求学，奉父命转学于宁波府中学堂。次年，因故在宁中辍学，得友人介绍，而投考浙江高等学堂预科，也是请示父命而成行的。

1910年夏，是他结婚后一年，在浙高正科还未毕业，却值浙省议送官费生10名赴欧美。他得到了浙高老师、岳父杨逊斋（号敏曾，历史学家，后任北大国史教授）的赞同和鼓励，在已考国文、英文、数学三门主课后，由于父亲以家庭原因去信劝阻，他也就遵命，放弃了这一机会。

1911年6月，他在浙江高等学堂毕业后，在《天铎报》担任半年撰述，很快以长于撰论出名。

当时，戴季陶创办《民权报》，叶楚伧创办《太平洋报》，陈陶遗接盘《申报》，都对陈有相约之意，陈自己不敢做主，请命于父。

思想保守的父亲，认为上海“洋场”，非青年所宜久居，正值从兄参与发起创设宁波效实中学（1912年，即民国元年3月），所聘教师多是上年浙高毕业的同学如文科的董世桢（贞柯）、理科的冯度（威博）、王子让等。

陈又从父兄之意，受效实中学英文、史地教员之聘，而放弃继续办报之机会。

1914年7月，依仁公忽病故，遗子女多人，陈哀痛逾恒，且根据其父遗愿，毅然摆脱一切，家居达五年之久，专门经纪家务，并继父志处理家族事务以及乡里公益事业等。

尽管这同他个性格格不入，但还是一心一意地去做了。而且，在父丧后两年中，还谢绝在甬兼课之约，显然还有“重孝”不出的用心。

1916年，效实同事虑陈乡居苦闷致病，力请兼课，始每周去甬任课若干小时。直至1918年，发妻杨氏以产后子痫症去世，始于次年辞去族中事务，而去上海。

后来，他做了蒋介石的幕僚长，其忠心耿耿的程度，亦为近世文人中所罕见。正如他的遗书中所说：

“我心纯洁率直，忠于我公之外，毫无其他私心。”最后以“感激轻生”自了，他对蒋可说达到愚忠的程度。

还有一件小事，时间在1933年夏。陈布雷回到浙江慈溪官桥家乡，为其祖母祝百龄“冥诞”。

有一天，慈溪县县长来拜会，陈闻悉立即换衣，穿上长袍马褂出迎，其实，他那时已两任浙江省教育厅长，还担任过一年教育部次长，而来者不过是一个县长，但他丝毫没有一点自大或轻视之气，相反，却是恭陪交谈。

县长告辞时，陈直送至大门，弄得县长“诚惶诚恐”。过后，家人问他何必这样谦恭，他说：“县长是地方‘父母官’，我回了家同是‘治下民’，自应加以礼敬。”可见，到这时代，他还是恪守封建礼教而不稍苟且。

陈布雷自早年起实在又是一个思想活跃、具有革新精神的人。他热爱新闻事业，且把前半生的二度记者生涯，视作一生的“黄金时代”。

其后进了官场，仍对报人生活梦魂系之，这说明他是一个不甘寂寞的人。

少年时代，他曾参加过“覆满同志会”秘密团体，课余喜读《新民丛报》、《新小说》、《警钟报》、《浙江潮》等刊物。

17岁那年，入宁波府中学堂方两月，因发表演说中批评校内旧生生活腐化，竟激起学校风潮，后来，他不得已自动退学，但进步的教师和学生都同情他、支持他。

18岁，他进了浙江高等学堂预科，4月，杭州各校举行联合运动会，他任会场新闻编辑，这是他对新闻工作的第一次尝试。

当时，国文老师沈士远常以《复报》、《民报》、《新世纪》密示同学，陈与同学们在课堂中，往往倡言“光复汉物，驱逐胡虏”而毫无顾忌。这年秋，他充任学生代表参加“浙路拒款会”，反对借英款筑沪杭甬铁路，组织宣传，并集队请愿。1910年，清廷尚未倒台，他就与同学相约，剪去了辫子。

1911年10月，武汉义师发动，他一连写了十篇《谈鄂》，在《天铎报》上发表，鼓吹革命，并参加在上海张园举行的民众大会，发表演说。

次年3月，宁波成立同盟会支部，他立即报名加入，参加成立大会之日，还与徐家光、林斗南（名瑞甫，曾任商校校长）为选举事，展开激烈辩论。

陈自己说，当时“年少气盛，自视不可一世，尤喜演说，每逢集会，辄自登台，好评骘人”，后来受到他的老师冯君木的批评，说：“少年时炫露才华，祗自形其浅薄。”

他对冯师素极敬佩，从此，他就遵师教而“不再在大庭广众中轻率发言”了。

陈布雷那时期的反帝反军阀的立场是鲜明的。1923年，曹锟进行贿选，他不避艰危，力持正论，在为《商报》写的社论中抨击受贿者为“猪仔”议员。

1924年7月，他在《商报》本埠新闻栏写评论，抨击公共租界当局援用不合法的所谓《出版律》，遭工部局控告，被传至会审公廨出庭受审多次，几被投入狱，经延律师辩护，总算罚款了事。

1925年，上海发生了五卅惨案，工部局警察头目爱佛生在学生爱国游行时，突令开枪，打死南京路上游行的工人、学生多人。

6月1日，全市掀起罢工、罢课、罢市风潮。那时，陈作为《商报》记者，不仅每天撰写反对英帝日帝暴行、鼓舞群众的评论，而且，还深入群众团体，进行采访，奔走呼号。

这里，留有陈当时写给其四弟训慈（时在宁波效实中学任教）的家书中有关的一页，抄录如下：

以上把目前要讲的家务琐事大略讲完。最后要告弟知道者，兄写这封信，是在极繁乱极悲痛的心境下写的。

这回学生运动，英捕竟开枪杀人！远道闻者尚且发指，何况我们亲在上海目击喋血前后之种种愁惨情形呢？兄近日要哭，直弄到无处哭。

有时也想，并哭的自由也没有吗？无宁冒险放声一哭。但幕后又似有声音传来说：“这不是你自己的家里！你是人家的雇佣！怎么能要哭便哭！”

呜呼四弟，如兄者已近中年，残血犹热，这真是人生未有之痛楚呢！上海民众颇有觉醒，而总商会诸老成，犹怕担干系，怕说话，窃恐祸犹未已，流血者亦正未有艾。速告琯卿，赶快进行爱国之宣传。呜呼四弟，人间何世？痛！痛！！痛！！！

这是家书（信末未写年月，时间当在那年6月10日左右），与当时《商报》社论相印证，更可见其爱国、反侵略的真实性。

信中提到的“琯卿”，即当时宁波国家主义派的领袖李琯卿，似可见他的思想尚未能摆脱“国家主义”的窠臼。

但据甬上教育界中人说，陈当年连续发表在《商报》的社论中，对五卅与以后各处惨案，均竭力主张“惩凶”与撤销领事裁判权等等，支持粤港工作长期反英罢工，直至万县惨案的反英。欢呼九江、汉口的收回租界，基本上与中国共产党提出来的民族民主革命主张相一致。

不过，五卅阶段，陈的持论又主张“缩小对象”，逐渐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反帝革命运动的指导思想不尽一致了。

他对当时以虞洽卿等为代表的“总商会诸老成，犹怕担干系，怕说话”虽也有反感（见《回忆录》），但是，未能看穿当时上海和各地大资产阶级在革命高潮中早有动摇性和妥协性。

在帝国主义买办威胁和利诱下，上海总商会和“各马路商界总联合会”终于单独宣布停止罢市，与工商学联合会唱反调，破坏了反帝统一战线。

这一段时间，陈的反帝反军阀以及同情工农的立场相当鲜明，因此，他的文章深受上海中产阶级及广大市民的喜爱，《商报》社论脍炙人口，甚至当时共产党刊物《向导》也常转载他的文章，有意罗致他，但终因他的阶级意识的局限，未能再前进一步，而竟无形中退缩持平。

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陈布雷在五卅前后已早有认识。五卅事件原由日本资本家在上海办的纱厂枪杀华工而起，以后又勾结英捕屠杀游行学生酿成惨案，工潮中，《商报》发表了反日侵略与抵制日货自救的社论。

到了1928年，国民党“北伐军”进攻济南，日本军阀横出阻挠，陈师鲁境，辱我官吏（蔡公时），死我民众，宇内激昂。陈在报上撰《暴日应惩》社论，后来，在《时事新报》、《国闻周报》等报刊上，又陆续发表了好些反日文章。

其后，日帝侵华日亟，自九一八不战而失东北三省，至一二八淞沪战役等，陈自也忧愤日深。可是，他那时已进入国民党官场，就不能随心发表自己的意见；

以后，在南京供职，更进而只能执笔为蒋介石说话了。他常对亲友提及，抗战开始时，他奉命写的蒋介石在庐山谈话稿和1938年奉命写的《驳斥近卫声明的宣言》的长文，是他多年来最称心之作。

前者是宣布抗战开始，号召“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的生存”；而后者则是反击日本首相近卫文麿的诱降，表示中华民族坚持团结抗战到底的决心。

这两篇文章和他自己的思想和希望完全合拍，所以写来得心应手，写成后心情舒畅，事后还津津乐道。

1944年是抗日战争最关键时刻，陈布雷一家曾出现四人竞相投军的感人场面。第一个报名是他侄儿陈迨（现在台湾），1943年末在重庆南开中学与同学数人率先报名投效中国远征军。陈知悉后，即挥笔题了一段勖勉的话，如下：

你是我家第一个请缨入伍的志愿兵，门楣有光，我祖我父亦将含笑。长风万里，壮哉此行，练得好身手，学得好技术，报效国家，复仇雪耻。我以满腔热烈的情绪，期待尔凯旋归来。

稍后，三子陈适，五子陈迈，也先后报名从军。当时，蒋介石提出“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在大中学生中招募青年投军。陈适在同济大学学测量，报名参加炮兵；陈迈在交通大学学土木工程，报名参加工兵。

陈适怕父亲阻拦，事先未告诉父母，陈迈也踌躇再三，未敢启齿。没想到，陈布雷知道儿子报名投军，非常欣慰，马上写了一首五言长诗勖勉。题为《送迈儿从军至璧山》，原诗如下：

儿名曰阿迈，儿字曰季前；儿今从军去，能为弟兄先。当时命名意，相合何适然！儿性纯驯笃，赋秉得之天；

一旦奋壮志，猛着祖生鞭！问儿何所望？破虏靖烽烟。问儿何所忆？乡土陷腥膻。问儿何所乐？驱敌东海边。

国家有急难，吾宁计安便？貔貅十万众，联臂自翩翩。誓为先驱卒，不愧先泽贤。再拜别父母，会看儿凯旋。汝父嘉尔志，汝母有欢颜；

人生大幸事，忠孝得两全。贻儿以短襦，戎装裹鲜妍。愿儿身壮健，祝儿金石坚；

勖儿无他语，报国及盛年。我心殊欢悦，我有笔如椽，盾鼻染余墨，为写送行篇。

这首诗通俗晓畅，毫无矫揉造作，民族精神贯穿全诗，爱国之心跃然纸上，诗中连用三个“问儿”，很自然地会使人联想到在民间一向流传的《木兰辞》。

陈的幼子陈远（现在北京，改名陈砾），那时还在南开中学初中求学。这个自幼关心国家大事的少年，尚未到入伍年龄，竟然瞒着父母也去报了名。

在体格检查时，唯恐体重不足，暗地里塞了好几块石头在口袋里。自然后来仍未能获得通过，使他很感失望。

父母获悉后，劝他过两年再报名。当年国民党上层官员的子弟是没有人会高兴去当兵的，即使是小职员、小商人的子弟也很少肯投军，逃避当兵的事倒是到处可闻。

从这里，可知陈布雷对子女是重视爱国主义教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