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反共悍将，淮海战役逃跑被判刑十年，到台湾后结局很凄惨

#暑期创作大赛#1949年1月10日，历时六十五天的淮海战役以杜聿明的徐州“剿总”及所属邱清泉、李弥两个兵团在陈官庄地区的覆灭宣告结束。

消息传到蚌埠，和杜聿明并任“徐州”剿总副帅的李延年如同惊弓之鸟，赶紧指挥所属各军乘车向南撤往滁县。火车站上人喊马嘶，争先恐后，一片混乱。

夕阳西下，最后一列超载的兵车在津浦铁路的淮河大桥上隆隆驶过，李延年仍不放心，唯恐解放军的飞毛腿比火车跑得更快，又命工兵马上将大桥炸毁。

从这一天起，李延年这个曾以反共坚决而倍受蒋介石欣赏的悍将，精神上完全垮了。他再也不敢同解放军交兵，一路闻风先遁，由蚌埠逃到滁县，由滁县逃到浦镇，再由浦镇逃到南京。

充当京沪杭警备总司令的汤恩伯还以为拣了个能征惯战的宝货，忙保举他兼任“警总”的副总司令。

岂料李延年捏定一个“逃”字诀，汤恩伯刚溜出南京逃往上海，他也立刻带着部属转入京杭道逃向杭州。

紧随其后的丁力之回忆说：“但见逃亡部队的各种车辆，非但首尾相接，并且是并驾齐驱。其慌乱惊恐的情形，只要看一看车上物件的零乱，躺在车中的人的表情，听一听那长鸣的汽车喇叭声和司机的咒骂声，就可以见其一斑了。”

当他们先后逃离杭州、丽水，来到碧湖一带时，才发现公路桥梁已毁，只好抛弃所有车辆行李，转入浙南的枫岭山区，在崇山峻岭与日晒雨淋中连日行走。

山中粮食本来就很缺乏，且又经过前行的部队搜罗，以致走在后面的人，有时只能在前边部队宿营过的民房中，找到一些丢弃的地瓜干，或是在附近田里挖一点马铃薯充饥。

5月下旬，饱尝颠沛流离之苦的李延年，终于逃到了福州。和汤恩伯当初的认识一样，担任福建绥靖公署主任的朱绍良也像是快要沉溺于海水中的人，突然抓住了救命稻草，立即保荐他当绥署副主任。

结果当解放军于8月中旬向福州发起进攻时，朱绍良才发现李副主任的“撤退”速度和自己相比，也不过是一百步与五十步之差——他刚乘飞机逃往台湾，李延年便坐轮船逃往平潭。

平潭位于福建东部的大海上，由六十多个岛屿组成，负责“防务”的是李天霞的第七十三军，本属第九编练司令部司令张雪中的庵下，但李延年一到，自然又该认他为顶头上司。

当时陈诚已出任“东南军政长官”，特意乘军舰从台湾来平潭视察，面令二李一定要拼死守住平潭。

李延年的“第六兵团”司令部只是空壳子，连他本人在内还不满十人，所以很识相地在一个叫观音澳的小岛上起伙，真正掌有部队的实力派则是在县城开衙的李天霞。

然而陈诚既然绝口不提让李延年跟他同船去台湾，他也就只好含糊其词地允诺一起“死守”，结局自然是从蚌埠开始的一系列动作的惯性延续。

1949年9月16日，李延年同他的光杆“司令部”乘“鹜江号”轮船逃往马祖岛，在北芋塘停泊一夜后即开往台湾，而李天霞所乘的“天平号”因系直接由平潭赴台湾，要比他早一天到达。

（左五为李延年）

李延年和李天霞一到台湾，立即被陈诚以“擅自撤退”罪名扣押。

据丁力之事后辩称，当时是李天霞由县城所在的海坛岛逃至观音澳，随后以该岛地方太小、不便容纳众多军部人员为由，坚请李延年和他的“司令部”转移到停泊在港内的“鹜江号”轮船上，等李延年刚离开观音澳，李天霞就带着他的“军部”毫无留恋地登上“天平轮”直航台湾了。

但是在随后举行的军法审判中，李天霞坚称撤出平潭是奉了李延年的命令，李延年对此亦承认不讳。

与此同时，李延年的“兵团司令部”参谋长孙鸣玉也作为最重要的见证人，指证确实是李延年命令李天霞撤出平潭岛的。

“罪名”落实，李延年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李天霞则以同罪被判刑八年。

尝过数年铁窗生活的滋味后，李延年由其老上司蒋鼎文及担任“澎湖防卫”司令官的山东老乡刘安祺等人作保，以有病为由出狱就医。

让其大开眼界的是，“同案犯”李天霞已当上了“澎湖防卫”副司令官，而孙鸣玉一直在“陆军总部战计会”里担任委员……

国民党兵败大陆之际，逃往台湾的军政大员成百上千，果真有几个被以“擅自撤退”问罪加刑的？或许有一段史实能作参考：

1944年春夏，李延年指挥六个集团军在潼关以东和日寇作战，因其只是集团军总司令的实职，故特地向蒋介石请来可对师长级以下将领先斩后奏的“尚方宝剑”，随后果然失利，以“不战而退”的罪名，将既是浙江籍又是黄埔系的双料保险货傅维藩师长处决于华阴庙前。

陈诚

此举引起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陈诚的严重不满，认为李延年只服从蒋介石而目无直属长官。

因此在李延年接受审判时，陈诚力主处以死刑，终因蒋介石念及李延年的反共前功，把他判了十年徒刑。

出狱后的李延年，并没有否极泰来，而是开始了人生中最凄惨的日子。

抗战时期，他把山东流亡的一个女学生毕小姐弄到军部里充译电员，随后霸占为小老婆，一直带到台湾。等到李延年出狱时，毕小姐早已和别人同居。

李延年身边多年一直伴有两个混蛋：副官处长李荫堂和兵站总监朱功修，掌握了人事经济大权，投其所好，专门为李延年搞钱搞女人。

众人都在背后称这两人为“费仲”、“尤浑”，把他们比作商纣王左右的两个奸臣。

等李延年出狱后，这一对宝货也早就带上李的金条及贵重物品离台出走了。

李延年最终流落在台北乡村里，因谋生无门，生活极其困难，常以馒头、盐水、辣椒糊口，甚至沦落到向昔日部下乞讨、借钱的地步。

1974年11月17日，李延年在穷愁潦倒中死去，由跟随他多年的副官徐连三买了口棺材，草草收殓了事。这位反共悍将就这样结束了凄凉悲催的下半生。

参考资料：《中国国民党二百上将传》（兰州大学出版社）、《淮海大战》（山西人民出版社）、《黄埔军校将帅沉浮录》（中国社会出版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