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三轮改革开放高潮

从1949年10月1日举办开国大典那一刻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正式成立，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从此迈入新中国的历史新纪元。开国伊始，百废待兴，为加快新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步伐，伟大领袖毛主席以其不世出的雄才伟略，先后掀起两轮改革开放高潮（五十年代的首轮、七十年代的第二轮），并深谋远虑开创了后来由邓小平主导的第三轮改革开放。

建国前已奏响改革开放前奏

毛主席早在延安时期就开始了改革开放的思考、决策和实践。

土地改革奏响改革前奏。解放前，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一直延续着封建土地制度，占农村人口不到百分之五的地主，占有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土地；而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农民，却只占有百分之二三十的土地。地主凭借占有的土地，残酷剥削和压迫农民；广大农民终年辛勤劳动，却逃不开悲惨生活。1949年9月，中国共产党在西柏坡举行全国土地会议，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同年十月十日由中共中央公布。《中国土地法大纲》明确规定：“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废除一切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废除一切祠堂、庙宇、寺院、学校、机关及团体的土地所有权”“废除一切乡村中在土地制度改革以前的债务”，还规定了彻底平分土地的基本原则等。1947年11月，中共中央重新印发了1933年毛主席主持制定的《怎样分析阶级》和《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两个重要文件。1948年1月，毛主席在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其中专门写道:“十地改革在群众尚未认真发动和尚未展开斗争的地方，必须反对右倾；在群众已经认真发动和已经展开斗争的地方，必须防止左倾。”随后，毛主席又在晋绥干部会议上对土改总的指导思想作了更加完整的表述：“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时期，在土地改革工作中的总路线和总政策。”于是，土改运动在各个解放区迅速兴起。在晋察冀、晋冀鲁豫和华东解放区，凡是过去封建土地制度已经全部或大部分被废除、土改基础较好的地区，均实行抽补、调剂政策，以解决贫雇农土地不足问题；在土改工作薄弱地区，则没收地主、富农多余土地、房屋、耕畜、家具，按人口平均分配。在陕甘宁、晋绥和东北解放区，以自然村为单位，将土地打乱，按人口重新平均分配。在新开辟的解放区，也用老区、半老区平分土地的做法，迅速开展开仓济贫、分土地、分浮财运动。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猛烈冲击着几千年来的封建土地制度，特别是在一亿人口的老区和半老区，基本消灭了封建土地制度，打碎了几千年来套在农民身上的封建枷锁，是几千年来农村旧有生产关系的翻天覆地的伟大改革。

对外贸易奏响开放前奏。早在解放战争时期，毛主席就十分注重对外开放政策的探索。1946年5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解放区经济建设和财政金融贸易的基本方针》规定：“我们应有计划地组织农民生产对外贸易的原料和制造品。有些出口的原料尽量制成成品或半成品再出口”。1946年6月，中共中央《关于解放区外交方针的指示》指出，在不损害中国主权的前提下，“允许外国人来经商、开矿及建立工厂或与中国人合作来经营厂矿”。1949年初春，毛泽东与斯大林派来的代表米高扬举行会谈时谈到“暂时不动香港”的外交政策:“恐怕利用这两地的原来地位，特别是香港，对我们发展海外关系、进出口贸易更为有利些。”

改革开放前奏影响空前。土改运动使亿万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获得了解放，并由此迸发出难以估量的革命热情。他们踊跃参军参战，担负巨大的战争勤务，并以粮草、被服等物资支持自己的子弟兵。土地改革运动为夺取全国胜利，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力、物力支持。对外开放探索，不仅把对外开放作为对外战略的重要内容，而且在延安进行对外开放政策的重要实践，客观上提升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对外开放的认识，也为新中国成立之后对外开放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宝贵参考。

新中国首轮改革开放高潮

建国后，毛主席随即掀起了以“一化三改”为核心内容的新中国首轮改革开放高潮，“一化”就是集中力量搞工业化建设，重在“开放；”“三改”就是加快推进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重在“改革”。1953年春全国土地改革基本完成，同年8月毛主席在一个批示中指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应该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

首当其冲的就是改革。根据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三大改造”迅速迈开了步伐。为进一步提高农业生产力，逐步克服农业同工商业发展不相适应的矛盾，中共中央引导农民组识起来，走集体化的道路。1955年，全国掀起农业合作化高潮，第二年90%以上的农户参加了农业生产合作社，与此同时90%以上的手工业者也参加了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在农业合作化高潮的推动下，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迅通展开，从以加工订货为主逐步向公私合营过渡。1956年初，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出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的浪潮，并迅速席卷全国。

实施首轮对外开放。二战结束以后，美苏两大阵营进入了冷战时期。1949年11月，在美国提议下，包括美国、英国、日本、法国、澳大利亚在内的17个国家在巴黎成立了“巴黎统筹委员会”，限制成员国向社会主义国家出口战略物资和高技术，上万种产品列入禁运清单。尤其是朝鲜战争期间，更是对中国实施了严格的禁运与封锁，很多技术设备被西方主要国家列入禁运范围。在此背景下，我们采取“钻空子”和“一边倒”政策打开对外开放的大门。“钻空子”政策：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大量囤积橡胶等军用物资，同时橡胶被“巴统”列为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禁运的重要物资，世界橡胶价格下跌30%，大米输出国出口量锐减也导致大米价格猛涨，美国要求锡兰（现斯里兰卡）以市场价支付大米。刚从殖民统治中获得独立的锡兰面临欧美打压，橡胶价格暴跌，加上遭遇大旱灾、粮食歉收，国家经济深陷困境。1952年，中国与当时尚没有建交的锡兰政府签订了《米胶协议》），中国每年以27万吨大米换取锡兰5万吨橡胶。“米胶协定”的签署，开创了新中国同尚未建交且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签订政府贸易协定的先河，以货易货的方式既避开了西方国家的层层封锁，又缓解了新中国外汇储备不足导致进口受限的难题，为中国带来了宝贵的战略性资源。“一边倒”政策：建国之初的第一个“黄金十年”，尤其是“一五”期间，我国集中力量对同为社会主义阵营的苏联和东欧各国实行开放，引进苏联技术援建的“156项工程”，并以此为中心大力实施694个大中型工业建设项目，瓦解了西方对中国的技术封锁，使新中国从一个完全的农业国跃入工业时代。

新中国首轮改革开放成就惊人。仅“一五”期间，全国基本建设就完成总投资550亿元，新增加固定资产460亿元，相当于1952年底全国固定资产原值的1.9倍。五年内施工的工矿建设项目达一万多个，其中大中型项目有921个，比计划规定的项目增加227个。苏联帮助中国建设的156个建设项目，到1957年底，有135个施工建设，有68个全部建成和部分建成投产。工业方面，中国过去没有的一些工业，包括飞机、汽车、发电设备、重型机器、新式机床、精密仪表、电解铝、无缝钢管、合金钢、塑料、无线电等，从无到有地建设起来，从而改变了我国工业残缺不全的状况。1957年工业总产值超过原计划21%，比1952年增长128.5%。1957年的钢产量为535万吨，比1952年增长近3倍，原煤为1.31亿吨，比1952年增长98.6%，发电量为193亿度，比1952年增长164．4%。机床产量达2.8万台，比1949年增长17.7倍；棉布为50.6亿尺，比1952年增长3296，糖86万吨，比1952年增长92%。农业生产获得较大的发展，1957年农业总产值完成原计划101%，比1952年增长25%；粮食产量达到3900亿斤，比1952年增长19%；棉花产量为3280万担，比1952年增长25.8%。五年内全国扩大耕地面积5867万亩，新增灌溉面积21.810万亩，相当于1952年全部灌溉面积的69%。另外，交通运输、民生改善等方面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新中国第二轮改革开放高潮

新中国第二轮改革开放从上个世纪60年代开启，到上个世纪70年代形成高潮。

改革方面构建了完整的国家制度和体制。通过《党章》和《宪法》，明确规定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服”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国家的根本性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是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社会主义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是国家的根本经济制度，“不劳动者不得食”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是国家的根本分配制度。特别是农村，构建了比较成熟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1960年1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指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是现阶段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要求“坚决反对和彻底纠正一平二调的错误”，指出“一平二调的'共产风’，严重破坏以生产队为基础的公社三级所有制，破坏农业生产力，必须坚决反对，彻底纠正”。凡是公社、县及县以上企业、事业单位平调生产队的土地及其他财务，“都必须认真清理、坚决退还”，“都必须在今年(1960年)内，至迟在明年春耕地以偿付清楚”。同时明确了“劳动、土地、耕畜、农具必须坚决实行'四固定’，固定给生产小队使用，并且登记造册，任何人不得随便调用。”1962年9月，中共中央第十次全体会议讨论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后简称《六十条》)，进一步明确了“生产队范围内的土地，都归生产队所有。生产队所有的土地，包括社员的自留地、自留山、宅基地等等，一律不准出租和买卖。”“集体所有的山林、水面和草原，凡是归生产队所有比较有利的，都归生产队所有。”“生产队所有的土地，不经过县级以上人民委员会的审查和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不得占用。”确立并巩固了集体土地“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制度格局。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是社会主义社会通往共同富裕的坚固桥梁。集体经济的强大，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集中力量办大事，是人民公社的显著特点。劈山开路，兴修水利，大搞农田水利建设，以及推行农业机械化，单靠个体经济或几家几户的合作是根本办不到的。目前仍很红火的南街村、华西村、刘庄村、周家庄、大寨等显示了这一集体化道路制度性安排的强大生命力。

开放方面实施了著名的“四三方案”。这是“文革”期间最大的引进工程，也是继“一五计划”引进156项工程后第二次引进外国先进技术设备规模最大、种类最多的方案。20世纪70年代，国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遭遇经济危机，产能受到巨大影响。同时，70年代初，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一时间欧美国家纷纷与中国建交，中国的外交取得重大突破。在这样的背景下，毛主席、周总理等领导人抓住机遇（外国危机，急于寻找市场、技术价格较低），制定了三、五年内引进价值43亿美元的外国设备的方案，通称“四三方案”。最终，国家利用“四三方案”引进的设备，结合国产设备配套，建设了26个大型工业项目，投资约200亿元人民币，至1982年全部投产，成为八十年代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除去“四三方案”外，我国还在70年代做出了一系列引进方案：从美国引进彩色显像管成套生产技术项目；利用外汇贷款购买新旧船舶，组建远洋船队；购买英国三叉戟飞机，增强民航运输能力等。1977年与西方国家谈成了222个项目，进口总额51.4亿美元。

新中国第三轮改革开放水到渠成

陈锦华在《国事忆述 》就曾谈到新中国三次大规模引进成套技术设备，第一次是五十年代的“156项目”，技术和装备主要来源于苏联，东欧也有些；第二次是七十年代的“四三方案”，技术和装备主要来源于西方国家；第三次是在八十年代初，也是主要从西方引进。这第三轮改革开放，本质上就是毛主席高瞻远瞩、伟大布局的战略红利。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通过对历史背景和大量数据的分析，得出一个结论：毛泽东时期的现代化，以依靠中国人民的自己力量为特点，是人类现代化历史上最辉煌的一页。台湾大学教授颜元叔在台湾《海峡评论》上撰文指出：“大陆的人说，他们一辈子吃了两辈子的苦。痛心的话，悲痛的话，却也是令人肃然起敬的话。试问：不是一辈子吃了两辈子的苦，一辈子怎得两辈子甚至三辈子的成就?”事实无可置疑地表明：新中国头30年，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巨大成就，为新的历史时期提供了物质基础，如果没有这一基础，今天的成就是难以设想的。

为新一轮改革开放开创了国际环境。新中国一贯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区别不同国家对我国的不同态度，同世界各国建立新型外交关系，极大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1964年中法建交，打破了西方国家封锁中国的链条。1971年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1972年促使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打开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大门。到1976年，在当时世界上独立的130多个国家中，同我国建交的达到110个，在国际上树立了我国独立自主的尊严形象，赢得了朋友，赢得了声誉，为新一轮改革开放奠定了外交基础。

为新一轮改革开放奠定了工业基础。毛主席享有“中国工业之父”的美誉，使中国二十多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上百年才走完的工业化道路，成为世界主要工业强国，实现了从农业国到工业强国的历史性跨越。经过28年高速发展，中国建立了世界上最为完整的工业体系，毛泽东去世前夕几乎所有西方有的中国都有了。1980年，中国的工业规模已超过老牌工业强国英、法两国，直逼老三西德。GPD年均增长13%，如果按市场经济算法将普及基础教育、大型公用工程建设、其它社会福利计入劳动力成本，GPD增长应该在18%-20%；中国的工业总产值增长了30倍（“文革”期间工业平均发展速度也在10%以上），其中重工业增长了90倍；钢铁产量从140万吨增长到3180万吨；煤炭产量从6600万吨增长到61700万吨；水泥产量从300万吨增长到6500万吨；电力从70亿千瓦/小时增长到2560千瓦/小时；原油产量从空白变成了10400万吨。

为新一轮改革开放筑牢了“三农”堤坝。毛主席提出了农业“八字宪法”，尤其是打造了“水利、优良品种和化肥”三大要素，促进了农作物产量的大幅度提高，保证了现在中国粮食和副食品的充足供应，人民衣食无忧。毛主席深知科学技术对发展现代农业的重要性，极力提倡选种、改进耕作方式，并提出了涉及“土、肥、水、种、密、保、管、工”八个方面的农业“八字宪法”，对实现科学种田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毛主席指出“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全国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修建8万4千座水库、17万公里河堤，新增3亿亩灌溉面积，把灌溉动力从12.8万马力增加到7122万马力，根本解决了产粮区旱灾问题，为粮食增产打下了基础。中美关系改善后，毛泽东就着手从国外购买化肥生产设备，1973年在全国修建十三个大型化肥厂，这些化肥厂于1977年以后陆续投产，化肥从无到有达到1000万吨，完成了粮食增产第二个基础。杂交水稻培育成功于1974年，小麦良种培育也始于那时，优良品种解决了粮食增产最重要要素，使粮食产量提高了30%以上，这是1979到1985年中国粮食总产量几乎年年大幅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新中国三十年之后的“三农”，基本上就是坐享其成才免遭溃坝；现在老本几乎吃尽、三农问题也越来越严重，“乡村振兴”战略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来的。

为新一轮改革开放启动了科技引擎。新中国前三十年集中力量搞科技攻关，取得丰硕成果。搞出了“两弹一星”、核潜艇、各种喷气式飞机、汽车、火车、轮船以及新中国四大发明“杂交水稻、汉字激光照排、人工合成胰岛素、复方蒿甲醚”；现已进入世界先进行列的航天技术，就是从1956年起步的。邓小平正是站在这样的制高点上才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他还明确指出：“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