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三十五年对噶尔丹用兵，耗费牛羊20万头；雍正七年西北用兵，费羊50万头；乾隆二十二年，第一次平准，费羊30万头。

看到这组数据让人觉得很奇怪，就拿乾隆朝第一次平准为例，当时两路人马总兵力不过才三万多人，平均下来每个兵就要吃掉10头羊。

其他朝代打仗前线士兵能吃饱饭就已经不错了，为何清代对外用兵，几乎每一次都要采购大量的牛羊，难道说八旗士兵每天不吃牛羊肉，就打不赢仗吗？

事实还真不是这样的，御史结合相关的史料，与诸位仔细聊一聊这一话题。

清代军粮采买

军粮在战争中的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

清代的军粮来源有二，一是仓储之粮，主要是指用兵地区各州县的仓储。和平时期，地方各级政府，都会采购大量的粮食，以备军需或赈灾，这种战略粮食储备制度在清代执行的很严格。州县府库的存粮一般都不大，大头来自常平仓。

二是在产粮区按照市价向百姓购买，这种临时采购的方式是主流，也是各次战争中的主要军粮来源。当然，很多时候也有地方士民主动捐献的。

整体来讲，康雍乾三朝，粮食的价格并不算贵，平均下来一两银子可以买到一石大米（一石折合120斤左右）。

话虽如此，但军粮由于数量太大，花费的银两还是十分可观的。比如康熙十三年，驻防浙江、进讨耿精忠的满汉大军，仅采购军粮一项就花了140多万两，而全部的军需才210万两，也就说是，军粮占了全部军费的一大半。

当地驻军在当地采购军粮，这是最理想的情况。而要是战争发生在偏远省份，那么又是另外一种情形了。

我们知道，清代用兵最频繁的地区是西北，大致在青海、甘肃、陕西这一带。而这些省份的经济不发达，且驻军数量也是最多的。

和平时期，这三个省份都无法自给，还得让临近的四川、湖广接济。如果在战时，就得从产粮区采购。

比较典型的案例就是第二次金川之役，此战共消耗军粮300万石，其中有230万石是从邻近省份采购的。

有读者会问，采购军粮都是市场价，不存在商人哄抬粮价的情况。反正朝廷有钱买不就行了。如果这样想，那么就大错特错了。

运输才是花销的大头

每逢国家用兵，为了官兵的出征、军报的传递、兵饷粮草的转运，除了利用原来的驿站之外，还要开辟新的驿路并安设驿站。

安设驿站需要人力物力，需要较多的马匹、车辆、船只、役夫。一般来说，作为交通工具，除了征调的营马、驿马不支银两外，雇用的民间马匹车船则要给雇资，役夫也要支给工食银。

比如乾隆朝第一次金川之役，河南省安设4站，每站设马1600匹，工6400匹；每站设车600辆，公2400辆，这些马、车全是雇用民间，据统计，仅是河南一省新添的4个驿站，就花费了30多万两。

需要注意的是，30多万两仅是雇用的起始费用，就像我们打出租车一样，只是起步价，如果超过里程就要额外收费。

关于运输费用，史料中也是有明确记载的：

运送军粮，口内口外，以百里为一站，口内每石给车价银一钱五分，口外给车价银四钱。若车辆难行，雇马骡驮运，无论口内口外，每石每百里给银三钱。或山路陡险，车马难行，必须人夫背负者，均以每米一石用夫三名，口内每站给夫价银五分，口粮米一升，口外每名每站给夫价银八分，口两米一升。

那么，一石军粮从内地运到前线到底需要多少银子呢？根据《平定准噶尔方略》的说法，称“每石需运费银一百余两至四十两不等”，又称“每石运费银几三十两”，这个数字确实惊人，且以每石运费30两计，那么运送10万石军粮到前线，就要花费300万两。

显然，军粮的运输费用占据着军费开支的大头，康雍乾三朝国力强盛，可即便如此，朝廷仍觉吃力，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不得不另想对策。

为了减少军粮运输之费，同时也为了避免采购军粮过多而导致物价飞涨，从康熙中期征讨准噶尔部时，启动了采买牛羊以作军食的办法。

西北地区缺粮，但因其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又是牛羊产量最高的地区。以现在的观点来看，牛羊再怎么便宜也比粮食高出很多倍。

然而在清中期时，牛羊的价格比粮食贵不了太多，乾隆年间西北用兵时，从民间采购了数十万头羊，当时的价格不论斤按只，不分大小每只8钱。后来因为羊的数量急剧下滑，价格涨到每只一两。

以牛羊为军粮还有一个好处，因为牛羊是活得，不需要装车运输，只需要几个牧民，就可以将几百上千只牛羊赶到前线。

按照这个价格来算，大致一石大米就可以换30只羊，而且前线将士的伙食也得以大大改善，国家省了钱将士们也得了好处，可谓是一石二鸟。实际上，乾隆时期西北用兵，前线将士至少有一半的口粮，都是牛羊肉，就这伙食标准，堪称历朝历代之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