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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编辑✎往史里说

1500年被认为是欧洲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其中包含了多个层面的变化。

首先，从文化的角度看，文艺复兴是一个重要变化。随着印刷术的引入，书籍的制作成本大幅降低，人们开始更广泛地阅读和获取知识。

阅读的人数增多，他们的兴趣也开始超越圣经、神学和逻辑，转向古典时期，尤其是古罗马留下的拉丁语文学、历史和哲学作品。

其次，从宗教信仰的角度来看，宗教改革是另一个重要的层面。

十六世纪时，阿尔卑斯山以北的教士独立于罗马教廷进行神学思考，并引发了教会的大分裂。这导致天主教和新教之间发生了血腥的争端。

再从经济的角度来看，航海大发现是一个重要变化。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航海探险使得原本在世界经济版图上相对落后的欧洲，找到了通往亚洲经济发达地区的直接航线，并发现了资源丰富的美洲大陆。

最后，从军事的角度来看，火枪火炮的应用是一个重要变化。攻城需要依赖火炮的威力，而中世纪的重装骑士则被带枪的步兵所取代。这导致了军事技术的革命和政治格局的变革。

综上所述，1500年所包含的变化涉及文化、宗教、经济和军事等多个方面，对欧洲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500年本身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这些变化是在长时间的演变过程中逐渐发生的。

人们之所以将1500年视为欧洲历史的转折点，是因为回顾历史时能更清晰地看到这些变化的开始和影响。

文艺复兴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300年左右，并一直延续到近1600年。

宗教改革始于1517年，与相关的战争一直持续到1650年左右。

航海探险在1500年之前就已经进行了上百年，即使在通往亚洲之后，欧洲经济仍然相对落后，直到19世纪才开始具备与亚洲竞争的能力。

军事革命的影响也需要经历几个世纪的演变。火药最早出现在欧洲约在1300年左右，直到1500年前后，火炮才开始在战场上发挥作用。

但是意大利很快出现了能抵挡火炮攻击的星形要塞。随后，火枪火炮的制造技术逐渐改进，军队规模不断扩大，直到17世纪末，以火枪为主要装备的大规模步兵队列开始出现。

军事革新推动了王权的增长，并导致了几个大规模的政治实体的形成，包括法兰西、西班牙、英格兰、奥地利、普鲁士等列强。

然而，整个欧洲仍然处于政治分裂的状态，只是列强之间的冲突规模更大，伤亡更惨重。

特别是宗教改革引发的教会分裂，使贵族之间的矛盾和不同教派之间的敌对关系紧密相连，使诸侯领地之间的争斗恶化为信仰冲突。

贵族和王权的激烈斗争

中央集权的过程却并不顺利，官僚制度的建立需要涉及官员的选拔、监督和协调。

在工业化之前，交通和通讯都不便利，而且国家机器的运作效率受到山高皇帝远的限制。

贵族的势力虽然无法正面对抗王权，但在19世纪之前，欧洲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建立一个由文官主导的官僚机构。

无论是征税还是征役，国王都依赖于各地贵族的支持和配合。面对高于他们的王权，贵族天然地有抵触情绪。

租税流入国库，青壮劳力被国家征用，给贵族的利益和权力带来了重大影响。中央集权的建立进一步带来了更大规模的战争，需要更沉重的赋税来支撑。

在天灾和人祸的刺激下，这种矛盾经常导致贵族的反叛和民众的骚乱。

最著名的例子是17世纪上半叶的三十年战争，起因是奥地利贵族的反叛，相应的宗教和领土争议将欧洲列强卷入其中，即使最初参战的王公贵族已经去世，战争还是未能停止。

最终战争结束，也是因为贵族的反叛，参战国家西班牙和法兰西都筋疲力尽，内部都被贵族反叛搞得烦不堪言，这才有了达成国家间停战的意愿，以解决各自内部的危机。

在我国的历史上，类似的问题也经常出现。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就发出过对“苛政猛于虎”的感叹。

儒家思想强调“仁政”，主张省刑罚、薄税敛、宽厚待民，将天下太平列为政治理想。

相反，秦始皇和隋炀帝等历史上的君主采取劳民伤财的政策，压重税，苛待百姓，奢侈浪费，实行严苛的刑法，频繁征战，成为文人们警示后世君王的反面典型。

儒家认识到了国家机器内在的危害，并提出了一套理论主张来限制王权的过度扩张。

他们主张君主要以仁德来治国，注重百姓的福祉，谨慎行使权力，不滥用刑罚，不过度征税，不好大喜功。

同时，他们还强调君主应当有贤德之士为官，以确保政府的廉正和公正。这些理论主张对后来的帝王和政府行为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并成为中国历史中的重要政治思想。

在欧洲的中央集权发展过程中，政治制度尚未建立文官体系，依赖于贵族的人事安排。直到17至18世纪，政治理论才开始脱离圣经框架进行思考。

欧洲的君主们将追求战争中的荣耀视为他们的天赋责任，没有追求“天下太平”的理念。

对君权的抵制主要来自贵族对封建特权的坚持，包括佩戴武器的权利、财产受到尊重、纳税需经过商议并得到同意，以及在领地内拥有管辖权而不受君主主权侵犯等。

贵族心中的理想是封建分裂状态，因此他们的不满可以导致严重的政治危机，例如17世纪的英格兰内战以及18世纪的法国大革命，都是贵族反抗税收并领导起义的结果。

从领主变为地主的贵族

进入1500年后，贵族的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中世纪初期，城堡不仅是贵族权力的象征，也是他们的居所。

然而，随着城堡在军事上的失去作用，贵族家庭搬出了城堡，迁居到庄园中修建的宅邸。

这些新建的宅邸外观上可能保留了一些城堡的特点，甚至被命名为“某某城堡”，但它们的内部设计注重居住舒适，而不是防御外敌入侵。

在中世纪初期，欧洲的物品相对稀缺，贵族家中的摆设简陋，而城堡作为防御工事，并不适合摆放东西。

贵族身份的显露最好的方式是他们身边随从和仆从的数量。无论男主人还是女主人，无论走到哪里，都会被一群随从团团围绕，甚至在吃饭、睡觉、上厕所和洗澡时都会在大家的注视下进行。

到了早期现代时期，经济和社会更加发达，贵族的宅邸有了更多的家具摆设，他们的着装也变得更为讲究。

此时，贵族身份的彰显更注重家庭的排场，主人与仆人之间要保持一定的距离，宅邸内主人和仆人的区域要严格分开，贵族们才开始有了“隐私”的概念。

中世纪时期，贵族的日常生活主要是“自给自足”。这意味着他们从自己的庄园中获得食物、衣物和其他生活用品。

然而，随着现代早期的到来，贵族的生活开始与市场更为密切。他们开始将庄园中生产的物品带到市场上出售，并从市场上购买食物、物品和服装。

这个转变在17世纪发生，被西方学者称为“消费的开始”。这种消费需要金钱和闲暇。

因此只有上层社会才能追求这种讲究的生活。换句话说，贵族的生活从“自给自足”转变为依靠市场购买所需的物品。

火枪和火炮在欧洲战场上取代了骑士，贵族在政治上也发生了角色转变。贵族不再战斗，但仍担任国王军队中的军官。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才有所改变。火药的发明导致了中央集权和王权的扩张，贵族不再能拥有私人军队，但他们的政治影响力并未削弱。

直到19世纪工业化之后，欧洲各国的文官制度才相对成熟，此前国家政策的实施仍然需要贵族的协助。

官员的选拔主要考虑出身、家族势力和关系，重要职位仍然由上层贵族担任，次要职位则从受过教育的中下层贵族中选拔。

有资本的商人也可以购买土地、购买官职，几代后就能够成为贵族阶层，摆脱暴发户的名声。

而穷人家的孩子要通过读书进入官场几乎是不可能的，欧洲没有学以致用的习俗。

私人军队被废除后，贵族仍然拥有土地，这是工业化前最稳定、最受尊重的财产，也是最重要的经济资源。

在中世纪，作为封建领主的贵族不仅拥有土地，还向农民收取地租、税金和强迫劳役，对他们具有统治和司法权力。

在一些地方（尤其是东欧），这些特权一直延续到19世纪。在政治上比较现代化的西欧，国王掌握了税收权，直接向农民征收劳役，鼓励民众将纠纷提交国王法庭解决。

尽管中央集权的形成削弱了贵族的领地权，但他们在经济上仍享有特权，可以豁免税收和使用税收代替劳役。

在经济发达的地区，如英格兰，土地可以买卖，不再与领主的权力绑定在一起。

以前的贵族通过联姻、国王的奖赏甚至私人战斗来获取土地，但在封建制度结束后，他们可以通过买卖土地来扩大田产。

天灾或人祸导致农民无法偿还债务时，他们的土地通常会被贵族收购。类似土地兼并的现象在历史上也有，但官府和知识分子担心没有土地的农民会成为社会不稳定的隐患。

传统中国的政治由读书人主导，其观点与地主阶级并不完全一致。为了国家的稳定，朝廷甚至会限制土地兼并。

然而，在欧洲，主导政治的王公贵族是兼并的最大受益者，而且战争在欧洲是常态，人们没有追求和平的理念，土地兼并被视为自然而然的事情。

因此，在封建制度结束后，土地反而更加集中在贵族手中。在现代早期，贵族作为统治者的理由是他们专门从事军事征战，是人民的保护者。

随着时间的推移，大部分贵族不再是战士，而只是收取地租的地主。因此，为了维持他们的政治特权，他们采用新的说法，认为作为地主，他们具有独立性，收入来自地租，不需要亲自从事劳动，不需要依赖他人或为生活担忧。

他们有闲暇时间，可以管理人民。由于血统和中世纪的传统，他们受到尊重，贵族的统治被视为理所当然。

因此，近代欧洲也有一种说法是“劳心者治人”，但其内涵与中国的传统观念不同：在中国，你需要读圣贤书，关心国家和民众；而在欧洲，你需要拥有高贵的血统和土地所有权。

欧洲也有读圣贤书的学者，学习的是圣经和古典著作，但他们的政治地位不如贵族，并且大多数是远离世俗生活的教士，属于欧洲另外一个权力体系，即基督教会。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