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义德回忆：当年和王树声讨饭回延安，他长相凶，讨饭都是我出面

王树声大将在晚年的时候曾如此评价自己的革命生涯，他用了一个“逢七不顺”的词来形容自己。

所谓“逢七不顺”，王树声大将指的是年份。

王树声

王树声是湖北麻城人，在1927年的时候，湖北的麻城以及黄安爆发起义，王树声是主要的领导者，这便是著名的“黄麻起义”，而黄麻起义的结果则是以失败告终，这是被王树声视为第一个“不顺”。

在1936年末的时候，因为“红军三大主力”在陕甘宁边区会师后还需要获得苏联的补给，于是王树声作为副总指挥，带领着西路军往西出发，最终却在1937年的年初，落得一个几乎全军覆没的结果。

这是王树声的第二个不顺。

而第三个不顺，则是在1947年的时候，王树声从湖北的西北地区转移到山东，在这个过程中，王树声遭遇了诸多危机，他自称差点就牺牲了，这就是第三个不顺。

虽然每一次不顺，都有着生命危险，但给王树声印象最深刻的，其实还是1937年的这一次不顺，在这一次的危机中，王树声不仅差点被国民党的马家军给消灭了，还要被民间的路人喊打喊杀。

当王树声成功回到了延安后，毛主席都不得不感叹一句，王树声你真是命大，不过回来就好。

对于此事，作为开国中将的“杜义德”也有过表态，因为他是在1937年的时候，与王树声一同从河西回到延安的战友，杜义德是这么回忆那段时间的：

“当年和王树声返回延安的时候，沿路乞讨都是由我出面，因为王树声的长相太凶了，与很多人都发生过冲突”。

在那个战乱年代，大部分老百姓不仅不是“胆小如鼠”，在西北地区，老百姓反而是民风彪悍，因为常年闹土匪，所以面对长相凶的人，他们不会好言说话，反而还会主动出击。

这也是王树声在这一路上最大的危险来源。

那么在1937年的时候，王树声返回延安到底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呢？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这段历史岁月中。

1936年的10月，因为国民党军仍未放弃对红军的围剿策略，而红军所立足的“陕甘宁边区”物质匮乏，为了获得充足的补给，红军必须从新疆获得苏联给予的补给，由陕甘宁边区出发，打通与新疆的通道，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河西走廊”。

河西走廊并不是具体的地点，但战略上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

1936年的10月，红四方面军的红九军，红三十军以及红五军总共两万多人，渡过黄河向西出发，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以及政委陈昌浩与红三十军一同出发，而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王树声则与红九军一同出发。

因为红四方面军还有“红四军”以及“红三十一军”被彭德怀带到河东伏击胡宗南的先头部队，所以此时的红四方面军并不是完整的，这支西征军队也被称为“西路军”。

在西路军西进的过程中，红九军所负责的任务并不轻，需要打下古浪城，又因为红五军作为红三十军的侧翼一同西进，所以红九军的兵力并不是那么集中，于是乎，红九军就成了马家军猛追猛打的目标。

红九军在西进的过程中经历了三次战役，在这三次战役中，红九军杀敌勇猛，在与马家军装备差距巨大的情况下，还能打出一比一的战损比，但因为后勤的稀少，红九军的弹药根本没得补充，假如持续下去，那么红九军将要被歼灭。

于是红九军只能放弃古浪城，古浪城“得而复失”，红九军折半撤退，损失可谓是非常惨重。

在撤退时，红九军大量的高级干部牺牲，比如红九军的“参谋长”陈伯稚，主力部队二十五师的师长王海清，政委盛修铎，主力部队二十七师的政委李德明全部在战役中牺牲，这一场战斗可谓是损失惨重，王树声也只能忍着悲痛撤退。

但王树声没想到的是，这还仅仅是开始。

随着红九军的失利而来的，乃是国民党内部发生政变，1936年的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张学良以蒋介石放弃内战，再度开启合作为条件软禁了蒋介石，在西安事变时，国民党一度达到了要开启内战的程度。

而西路军则被张学良请求往东返回，牵制马家军。

西路军的东返，是西路军失败的开始。

但因为战略上的无奈，这也是“非战之罪”。

当西路军东返之后，周总理与国民党代表宋子文确立了合作协议，随后所有危机都解除了，在理论上来说，国共内战也正式告一段落，可蒋介石却刻意忽视西路军，拒绝承认以及整编西路军，让马家军对西路军进行围杀。

在这样的背景下，西路军的西进受到了巨大的阻力，在没有补给的情况下，每一天的行军都承受着没有后勤带来的压力，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徐向前与陈昌浩还发生了指挥上的矛盾。

陈昌浩坚持执行中央军委“向东回援”的命令，但徐向前则认为西路军不能放弃西进，在中央军委不了解具体情况的背景下，西路军应该拒绝执行中央军委的命令，不然的话，西路军将会遭遇巨大的危险。

而徐向前所表达的观点，正是“将在外，命有所不受”的观点，可陈昌浩却没有变通，以至于在1937年的3月时，西路军在经历了古浪、永昌、山丹、高台、倪家营子等地区的一系列战役后，以及同马家军的优势兵力进行了4个多月的英勇作战，共毙伤俘马家军约2万人的情况下。

西路军也遭到严重损失，减员至三千人。

虽然战损比仍然是一比一的程度，但红军数量极少，实际意义上的损失是要比国民党军更大的。

在这样的背景下，西路军最后召开了会议，定下了由李先念以及王树声带着剩余的西路军部队，以左右两个支队的方式前往新疆，而徐向前以及陈昌浩返回延安。

到后来，只有李先念支队剩下四百多人到达新疆，而王树声以及杜义德这支队伍，则是在穿过祁连山的时候减员到还剩下二十几个人，他们只能往东返回，在走出了祁连山后，王树声这支部队只剩下八个人了。

这一路的艰辛是旁人难以想象的，他们顶着巨大的饥饿向陕北方向前行，因为没有任何补给，所以他们只能边走边讨饭，也是在这个时候，王树声因为长相太凶，常常被人驱赶，如此一来，就导致大家都没饭吃。

还有一回，王树声还与一个饭馆老板的儿子发生冲突，幸好一旁有人拦下，才没有出什么乱子，所以从祁连山出来并且返回延安的这条路上，王树声是遭遇了很多敌视以及危机的。

为了保证大家都能吃上饭，杜义德则让王树声不要出面了，他去负责讨饭，这件事后来也被杜义德经常提起。

一直到1937年的8月，王树声与杜义德回到延安。

因为王树声乃是红四方面军的“副总指挥”，所以王树声认为西路军的失败，自己也是有责任的，当王树声看到毛主席的时候，王树声表示，不论中央给予任何处分，他都坦然接受。

毛主席则表示，只要他们能够回来，就是最好的结果了。

而这一年的西路军之败，成为了徐向前，王树声，杜义德等人心中一辈子的痛。

在往后的岁月里，也久久不能磨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