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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作为在汉术军阀混战中崛起、最后基本统一中国北方的曹操，尽管其思想颇为复杂，既有儒、法思想的因素，也有不同程度上显、名、道教等影响的痕迹。

但通过他所采取的诸多政治举措不难发现，在曹操施政理念中，一直都存在有重视百姓在统治中的根本地位和基础性作用的民本思想理念

这种民本思想理念表现为他致力于重建统一过程中的“为生民计”、不少措施以百姓生命和生活为关注点和着落点、对农业生产的重视等。

致力于统一社会秩序的重建

东汉末年，政治腐败除了引发不断的朝内政治斗争和黄巾大起义外，又导致了董卓之乱的产生。而在讨伐董卓暴乱中，又产生了军阀混战和割据，与其时众多军阀如袁术、袁绍、公孙璜、陶谦、吕布等“外托义兵，内图书灭，未有存主恤民者”。

不一样，同样在讨董中建立起一支军队的曹操既没有如囊绍那样“谋立幽州牧刘虞为帝。欲行废立，也不像袁术那样“管号于九江”，或如吕布、刘表、刘焉那样“群起以思移汉祚”。而是“迎天子于危亡之中而措之安土”。

进行着义为社稷而救苍生于水火的“扶衰救弱”之举动。而且就是此后，不论南征北战，还是东伐西讨，曹操在主客观上也都始终以消除军阅混战割据，“济天下为百姓请命”为主要宗旨，致力于社会的统一。

此正如曹操所说；“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当代史学家伯赞先生也说：“他一贯地把统一中国当作自己的政治使命。

虽然他没有完成统一的任务，但是他结束了汉末以来长期存在的豪族混战局面，并且从中国的西北边疆排除了游牧种族的威胁保卫了黄河平原的城市和农村，恢复了黄河南北的封建秩序”。

当然，不可否认，曹操在致力于重建统一过程中不但严格控制了汉献帝，也进行了不少政洽杀戮，如因董承事件、伏完事件和金布等谋刮事件每次被他杀死的都是几十人到上百人不等，其余被他“持法峻刻”而“以法诛之”的也不在少数。但这多是政治上的行为。

正如昌思勉先生所说：“政治上的斗争，既然和军队作战一般，则不但对于敌党的手段，有时是不得不然，即对于本党，也是如此。

因为要整顿阵容，就不能不把有害于团结的人除去，这正和军队要讲军纪一样。所以政治家的功罪，只问其根本上的主义如何，并不能撼拾着这一件事，或那一件事，用简单浅短的眼光去评论。”

因而就整体客观而论，虽然曹操的行为在政治伦理和进行的政治演变中表现出不少违背传统道德特别是儒家思想的地方，但就曹操统治的政治主旨来说，他还是在于“匡扶汉室、平定天下”，“意在克成洪业’平一宇内以为生民计”，让百姓能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

尽管曹操在建立统治过程中注重用法威服、用法肃治，但他都把士兵和百姓的生命看得较重。所谓：“夫刑，百姓之命也，而军中典狱者或非其人，而任以三军死生之事，吾甚惧之。其选明达法理者，使持典刑。

在曹操的眼里，刑罚直接关系着百姓生死，百姓穿上军装就是士兵，士兵脱下军装就是百姓，所以他慎选刑罚执行者不仅是重视士兵的生命，也是对百姓生命的重视。

再如，在打乌柜后将乌桓所占有的胡汉部落由柳城迁回内地的过程中，途经“二百里无复水又乏食”的情况下，他果断下令“杀马数千匹以为粮”，据地以取水来解渴，最后成功将这些人迁到中原。其此举正如郭沫若先生所评。“可见他重人不重马”。

确保百姓生活的平稳操重法治，一生颁发的法令比较多。在这些法令中，其中一部分即是用于直接保障百姓的生活及其稳定的。如平定袁绍后所颁布的“重豪强兼并之法”。利定额税收等措施，就是用来消除豪强的兼并和盘剥，以避免给百姓带来流离失所。

而有一些法令，如在州郡普遍推广屯田和“制新科下州郡又收租税锦维”。虽有这样的目的或不具备这样的目的甚至是用于剥削百姓，但只要在实施过程中一旦出现扰民和困民现象时，他也能立即接受谏议适时停止，以保证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

可以说，正是因为一直有着为民利益、为农经济的考虑，曹操统一北方的过程也是北方农业得到恢复和发展的过程。

尽管汉末征战频繁、事务股多，但作为一方实际最高行政领导者，曹操一直都没有忽视对老弱病残这一群体的关注。譬如，建安二十二年，底大降大雪，这给百姓生活尤其是老弱病残者带来诸多不便。

于是二十三年初曹操即下令日：“去冬天降疫肪，民有凋伤，军兴于外，垦田损少，吾甚忧之，其令更民男女： 女七十已上无夫子，若年十二已下无父母兄弟，及目无所见，手不能作，足不能行，而无妻子父兄产业者原食终身。

幼者至十二止，贫穷不能自赌者，随口给贷。老毫须待养者，年九十已上，复不事，家一人。”

虽然曹操这个政令表现出来的对天灾下的弱势群体的救助并不是很彻底，但在社会上普遍田少粮乏的情况下，他依然能积极采取适宜措施来拯贫、救和安老，对丧失劳动能力者提供切实地基本生活保障，这不能说不是他以民为本的一项实在举措。

多方面重视农业生产

汉末战争、天灾不仅造成统治秩序混乱，也导致社会经济全面崩溃。其时大量人口或因瘟疫死亡，或因灾祸丧生，或遭战争屠杀。

因之田地被大片抛荒，以至“自遭荒乱，率皆乏谷。”在这种情况下，曹操实行了屯田。虽然屯田最初主要是为了解决军粮问题而采取的措施但其后曹操将其推广至州郡，这可以说是他有意识的在汉末社会生产严遭破坏情况下予以积极恢复的行为。

屯田的成功和普推广，固然存在有对屯田客的加重剥削，但它却使锋销之余的大批流民有了最低程度的安定生活保障，有力地促进了北方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正如王光照先生所说：“曹魏屯田，亦有它解决两汉以来，尤其是东汉末年大批流民问题的历史作用。·无疑也有益于当时农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此后曹操一直都把恢复和发展农业经济放在施政的重要地位，积极采纳有利于安民兴农的建议，“采取一些恢复农业生产的措施，使农民获得生产和生活条件”。如，“建安初，关中百姓流人荆州者十余万家，及闻本上安宁，皆企望思归，而无以自业。”

曹操接受卫觊的建议，管理盐业买卖，“造谒者仆射监盐官，移司隶校尉居弘农。”实行还利于民，结果“流人果还，关中丰实。”使这一地区不但经济得到发展，秩序稳定下来，人口也得以迅速增长。

不仅如此，曹操在选用治理一方的那守时也特为注重选用有才干并能安民重农、发展农业经济者。如建安初，庐江一带“那县残破”，曹操即挑选刘馥为扬州刺史。而刘馥也不负所望，“单马造合肥”，励精图治，“数年中恩化大行，百姓乐其政，流民越江山而归者以万数。

于是聚诸生立学校，广屯田，兴治芍破及茄破、七门、吴塘诸场以溉稻田，官民有畜。"再如他选用杜警为河东太守。

杜畿不但解决了河东叛乱，且很快稳定了河东的社会秩序，使“百姓勤农，家家丰实”，并在曹操平定韩遂、马超叛乱和征伐汉中时，充足地供给了军队所需军粮。其余如对钟、杜夔、郑萍等的选用也都起到了相同的作用。

生于汉末，发迹于乱世的曹操，他身上既有两汉以来所传承的各种传统思想文化熏陶的因子，也有社会中下层习俗等对他不同程度的影响，同时还凝聚有对汉末政治腐败、社会混乱现实的切身体会。

在众多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曹操在汉末军阀混战的争霸中尽管非常希望能迅速从百姓身上掠夺和榨取军国所需及建立其稳固的统治。

但他又不能不从现实出发，在借鉴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于重建统一中努力把关注民生、重视农业、国富民乐、以民为本作为政治思想中的重要理念去实施、去追求。可以说从曹操“举义兵以诛暴乱”到据一方再到最后完成对北方基本统一的过程中。

他固然因进行统一战争和巩固政权不得不致一部分生命消失，但另一方面他也在切合实际地做使百姓避免因为战争、天灾带来的流离、死亡等建设性的工作。从这个角度来说曹操建立和巩固其统治的过程其实也正是其民本思想理念不断付诸实施和表现的过程。

《参考文献》

房玄龄等撰.晋书.北京:中华书局.

元镇.董逃行.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北京:中华书局,

洪连撰,容斋随笔.北京:中华书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