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有空军，有空中优势，为什么仍然打败仗？

国民党的那些神操作，别说有空军。就是有高达，也是白搭。

就拿淮海战役来说。制定战略方针的国防部第三厅厅长郭汝瑰是地下党。审批方案的国防部次长刘斐，也有通共嫌疑。（刘斐是不是地下党，存疑）

众所周知。白崇禧被蒋介石踢走后，主持国防部工作的顾祝同根本就不管事。郭汝瑰的计划方案，顾祝同几乎就没有不同意的。

地下党郭汝瑰制定计划，经有通共嫌疑的刘斐审批，再交给不管事的顾祝同拍板，最后下发给一线作战部队执行。

这么神奇玄幻的操作竟然真实存在，国民党还想打胜仗？

并且这还不算什么。最神奇的还在前线。

1948年11月，当黄百韬兵团被包围后，徐州剿总司令刘峙竟然惊慌失措的下令（刘峙平时什么事都不做，全仰仗副总杜聿明。但杜聿明当时在葫芦岛指挥撤军），将徐州战场所部能调动的军队，全部调到徐州外围保护他。

而非常关键的战略要地宿县，则只留下了少量部队驻守。

宿县是个啥地方？

这是联系徐州与蚌埠交通线的关键要点！

宿县掌握在国军手里，徐州与蚌埠的铁路线就能保持畅通无阻，徐州剿总近八十万国军就进可攻退可守。

而一旦宿县丢了，徐州国军就被包饺子了。

宿县的重要性，只要不是傻子，都知道。郭汝瑰制定作战计划时，就是因为担心在这个要点留兵力太少，被内行说闲话，指责自己故意给解放军留下破绽，导致自己可能暴露，专门留下一个靖绥区的兵力驻守。（相当于两个军）

结果在刘峙的骚操作下，兵力空虚的宿县等于是拱手送人，被中野轻松拿下。

淮海战场上的八十万精锐国军，就这么被中野和华野包了饺子。

中野攻占宿县后，中央当机决断，改“小淮海战役”为大决战（“小淮海战役”就是寻机歼灭徐州剿总一个兵团），计划全歼淮海战场上的所有国民党军！

眼见形势恶劣，蒋介石将到处灭火的杜聿明调回徐州。

杜回到徐州后，就建议：利用黄百韬兵团吸引华野主力的机会，集中徐州国军主力与南线的李延年、刘汝明、黄维三个兵团，来个南北对进，在宿县一带与中野决战。先歼灭或击溃中野，再回头与华野决战，解救黄百韬兵团。

按照杜聿明的这一方案，就算徐州国军抓不住中野，至少也能夺回宿县，恢复蚌埠与徐州的铁路交通线。万一徐州守不住了，到时候几十万大军也能从容南逃。

但不想，杜聿明的建议，刘峙却不同意。

一方面，他担心国军寻找中野决战，万一扑空了，没有战果，而黄百韬又被歼灭，自己要担责任。

另一方面，他还担心徐州国军南下后，徐州空虚，万一华野围攻徐州，他这个徐州总司令有危险。（刘峙作为总司令，不能离开徐州）

由于包括李弥、孙元良等人在内，也都认为杜的方案过于冒险。

于是经过南京国防部的又一番骚操作后，徐州国军最后执行的是一个最差方案。

即让李弥、邱清泉两兵团向东，去解决被围的黄百韬兵团。严令从武汉赶来的黄维兵团尽快收复宿县。留下孙元良兵团镇守徐州。

这样一搞，本来在淮海战场具有优势兵力的国军，就被拆得七零八落。兵力反倒没有优势了。

并且，八十万国军还丧失了机动性。只能团团抱在一起，龟缩于徐州。

后来，邱、李兵团16万人被华野阻滞，救不出黄百韬兵团。

约12万人的黄维兵团孤军急进，在双堆集一带又被17万余人的中野合围。（原本南线是李、刘、黄三个兵团收复宿县。结果黄维冒进被围，成了第二个黄百韬。李、刘两兵团只好改收复宿县为解救黄维）

1948年11月23日，黄百韬兵团被歼灭。

此时对于国军而言，陇海路方向已无奇迹。

为了在南线创造机会，同时也为了解救黄维兵团。蒋介石让二儿子蒋纬国亲率战车团去淮海战场助阵，同时严令李延年、刘汝明两部去给黄维解围。

但是士气低落的李、刘兵团，根本打不动中野的防线，最终又缩了回去。

至此，津浦路方向也无奇迹出现之可能。

摆在刘、杜、以及三十万大军面前的路，只剩一条，那就是跑路。跑出一个算一个。

刘峙为了保命，先带着大笔金银财宝坐飞机跑到了蚌埠。留下杜聿明带着大部队走。

那么，杜聿明具体要怎么逃呢？

当时有三个方案。一是向东，从连云港走海路退到江南；二是走两淮，穿过淮海地区的河沟烂泥后，退到江南；三是沿津浦路西侧的大路向淮河撤退。

这三条线路，第一条由于短时间内寻不到大量船，所以没有操作性；第二条线路并不适用机械化部队，也不适合；相比之下，唯一适合的就是第三条线路。

所以杜聿明的决定，便是从徐州西南方向的永城、涡阳撤退。抵达淮河后，三个兵团再背靠淮河，回过头去寻找中野决战。

应该说，杜聿明的方案又是当时徐州国军最可行的一条路。

但当三十万徐州国军按照杜的计划，刚刚退出徐州不久后，蒋介石的骚操作来了。他空投指令，要求杜聿明集团停止撤退，掉头往双堆集方向，去解黄维兵团之围。

再加上徐州国军主力撤退过程中，邱清泉第二兵团的第45师被围（负责掩护主力撤退的殿后部队），邱清泉听后，暴跳如雷，气的拍桌子，脑子发热，极力主张回去救45师，忘了45师本来就是掩护主力撤退的牺牲品，如果现在主力再去救45师，就会变成主力掩护45师，大家一起玩完。

杜聿明不敢不服从蒋介石命令，也不好意思寒了邱清泉的心。便只好带着三十万大军在反复折腾中，救出了45师，但同时也因为贻误战机，被华野合围在了离徐州不到70公里的陈官庄。

堪称是典型的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后来的事，大家都知道。

孙元良本性发作，先率部突围。结果孙兵团全军覆没，孙元良只身逃出包围圈。李、邱兵团继续被围困。

在这期间，黄维放狠话“我这12万大军放着这里，中野也啃不动”。结果中野、华野合力，几天就吃掉了黄维兵团。

几周后，总攻开始。邱、李兵团被全歼。淮海战役以完胜结束。

自此。在被吃掉一个黄百韬兵团后，因国民党高层的各种骚操作，徐州的孙元良、邱清泉、李弥，三个主力兵团也被全部歼灭。算是陪了个干干净净。顺便还倒贴了一个华中的黄维兵团。

淮海战役，当然不能代表整个解放战争。

但通过这个缩影我们不难看出，国民党一直都存在干啥都不行，擅长窝里斗，相互拆台的毛病。

同时，作为最高统帅的蒋介石，用人准则也有问题。蒋用人，首先考虑的是忠诚，能力反而是其次。哪怕是在决定国民党前途的战略决战，蒋介石也不用白崇禧，仍然要用刘峙这种“忠猪”来守北大门。就是因为他不信任被他贴上二五仔标签的人。

如果刘峙完全不管事，只当纸片人，那也倒还罢了。但他却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几次骚操作，间接或直接葬送了几十万国军。

在这种三军统帅任人唯亲，前线总司令成天混日子，几个兵团司令或狂妄自大（邱、黄都是自负且目中无人之辈），或毫无斗志（以孙元良为代表），或勾心斗角（黄百韬被围与邱清泉、李弥和他勾心斗角还有些关系），且战略制定者还是地下党的情况下。

别说国民党没高达，就算有高达又怎么样？

像刘峙那样的人，只会派人开着高达，替他往各地走私紧俏物资，赚黄金白银，然后都揣自己兜里。

高达在国民党手上，用不到它该用的地方。

更何况，国军根本没高达。

当年的国军，总计约920架战机。这个规模的空军，如果只投入到一个战场，比如山东或东北，勉强还能形成所谓的局部“空中优势”。但投放到全国，那就是“洒洒水”了。根本就不够看。

装备上，也就那么回事。有优势，但没有碾压性优势。

政治、经济、文化、舆论宣发，也不行。坐拥最富裕的江南财赋重地，却离了美国援助就维持不下去。

组织力，也不行。如此这样，国民党怎么可能不输呢？

解放战争，输的必然是国民党。只是大家没想到，貌似强大的国民党只坚持四年就输了。

关于解放战争的胜败，看中共对国民党军队改造就能看出国民党必败无疑

中国共产党对起义士兵的改造，侧重于人权的启蒙、人格的觉醒，从某种意义上讲，其着力点在于感性的顿悟。与改造士兵相比，对起义军官的改造，则更多着力于理性的觉悟。在所有的政治课中，社会发展史教育课对他们启发最大。

杨协中起义时是国民党第六十军炮兵团少校营长，家居昆明，已经离休75岁那年，老人诚挚、坦荡依旧当年:“有些人在国民党那边反动得很过来，马上就进步了。我不，我从不隐瞒自己的真实思想。刚起义时，我的思想很反动。我是被改造过来的，是学了社会发展史才转变的。”

随即又坦言道:“说起来，还真有点好笑。撤出长春，刚进入解放区那天，我第一次看见毛主席像就觉得很不顺眼一这就是共产党的领袖?土里土气的，还想统治全中国?”当年杨协中心中崇拜的领袖是蒋中正:身着笔挺的呢质特级上将大礼服，腰挎珠宝镶柄的礼刀，胸佩赫赫勋章和金质宽辫饰绪，双肩金星闪耀，仪态肃穆威武，目光炯炯锐利。再看看毛泽东:穿的是粗布衣服，胸前、肩上空荡荡的，没有一点闪亮的饰物，哪像建功立业的统帅?头上戴的帽子也是皱皱巴巴的。尤其是帽檐，看着最不顺眼，又短又软又无光泽，扣在脑袋上，毛泽东就像个穷当兵的。

还有，仰着个头，笑嘻嘻的脸，全然没有鹰扬虎视八面威风的领袖风采。风纪扣也没扣。从容貌到仪态，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形象!那位朱德总司令也是个样子，彻头彻尾的乡巴佬，不折不扣的土士包子!土包子农民还想坐天下?还能统治中国?根植于杨协中心底的国民党“正统”思想，最初是在鬼子铁蹄搅起的狼烟中熏陶出来的。1936年10月，15岁的杨协中正在云南大理中学读书，适逢上下各界人士踊跃捐款，支援国家购买飞机，为蒋介石五十大寿献礼。

为答谢会国人民在“献机祝寿”活动中表现出来的爱国热情，蒋介石于10月31日发表了生日感言《报国与思亲》。当北方流亡来的老师哽咽着声音为学生们朗读《报国与思亲》时，一个高高大大的民族英雄形象在杨协中的心头矗立起来1939年杨协中投笔从戎，报考中央军校昆明第五分校。从此，“一个主义（三民主义)、一个政党(国民党)、一个领袖(蒋介石)”的政治主张在杨协中思想深处生了根。

直到起义，杨协中还认为:中国之所以落后挨打，就是因为内部盘散沙。蒋委员长领导“匪戡乱，实现统一”那是强国富民的正道。所以，当杨协中进入解放区看到一幅“欢迎六十军弟兄参加革命”的标语时，很有点火冒三丈:我们打鬼子不算革命吗?国民党喊革命，共产党也喊革命，究竟什么是革命?从今往后，我是什么命都不革了，我当我的老百姓去!想解甲归田的杨协中没能回家，他被告之要进东北军大学习。

杨协中漫不经心地想，无非是洗脑、毕业、失业一类的流水程序，去就去。此时的杨协中，百无聊赖，万念俱灰，无所皈依的心，冷得像数九天里冰封的江河、雪裹的大地进东北军大之后，杨协中冰冷的心逐渐回暖了。暖流源于共产党人与起义学员平等的人格交流。杨协中回忆说，入校第一天自己就被感动了。从齐齐哈尔火车站下车，已是深夜1点，到营房还有一里来路，大家背着行装，踩着半尺积雪，“咔嚓咔嚓”地埋头走着路猜度冰天雪地“劳改营”的滋味，情绪低极了。

进营房，却意外看到学校的各级领导在等候从敌对营垒走来的新学员。食堂做好了热饭热菜，宿舍烧好了热炕火墙，直到大家入睡，领导们才离去休息关心部属生活本是共产党各级领导天经地义的寻常职责，但杨协中却从中看到了两种军队人际关系的巨大反差，这在讲究阶级身份、强调阶级服从、严格阶级秩序的国民党军队，是无法想象的。杨协中被编入第五团一营一连，即“将校官连”。不久，因为一次小小的误会，杨协中引起了指导员陈田夫的注意。一天，陈田夫找杨协中谈话:“你是党员吗?”是。”杨协中以平静的表情坦然回答。什么时候入的党?“民国二十八年（1940年）。”其实杨协中心里并不平静，他时刻准备接受审査。陈田夫很有些吃惊，继续追问:“你的介绍人是谁?“没有介绍人，一千多人集体入党。“集体入党?在什么地方?”陈田夫诧异了。“中央军校第五分校。”陈田夫笑了，他发现了彼此的误会。原来，一天前，士兵学员连通报过来一个情况:有几名士兵学员已经知道了共产党的土地政策，一问都说是营长杨协中讲的。这事引起了学校干部的猜测，于是有人以为杨协中是单线联系的地下党员或者是以某种方式进入国民党军队的解放军干部。谁知一问才发现，杨协中竟然是一位尚未开窍的国民党党员。杨协中告诉陈田夫，起义第二天，部队撤出长春城途中在卡伦吃饭，他见到了杨滨，杨滨送给他一本小册子。出于好奇，杨协中阅读了其中的《中国土地法大纲》，并且摘要地在全营集合时念了一遍。他怎么也不会想到，中共“家居乡村的国民党军队官兵、国民党政府官员、国民党党员及敌方其他人员，其家庭分给与农民同样的土地及财产”之规定，在土兵中引起了强烈反响。

杨协中关注共产党的《中国土地法大纲》还有更深一层的原因，他的家庭也属于“无地、少地”的贫苦农民。杨协中的做法完全符合情感与注意的自然流动方向。陈田夫知道，国共两党多年交恶，国民党中央军校毕业生对其校长蒋介石的崇拜，非三言两语的灌输教育所能清除。杨协中虽然起义了，但彼此的心依然隔着一道很深的鸿沟。要与杨协中沟通，就必须选择一个能引起杨协中同感与共鸣的认知层面，作为彼此感情与思想交流的平台。陈田夫的思想工作是从解剖自己开始的。他告诉杨协中，西安事变时，自己也在中学读书，听说蒋委员长被扣，曾痛哭了一场。那时，蒋介石在自己的心目中是一个伟大的民族英雄。参加八路军后才知道，在中国，蒋介石维护的是一种少数人剥削压迫多数人的旧制度，它必将被一种民主与平等的社会制度所取代。听了陈田夫的自述，杨协中吃惊不小:怎么共产党的团级干部也同情过蒋介石?还敢对我讲?

惊异后是感动:人家信得过我杨某人，才把心里话掏出来!将心比心，杨协中下意识地解除了设置已久的心理防线，并把自己的身世也告诉了陈田夫杨协中父亲是位贫苦农民，因为穷娶不起媳妇，便做了一户有钱人家的上门女婿。按当地习俗，入赘是给丈人家当儿子，等于断自家一支香火，出门在外抬不起头，居家过日子也一样的命。父亲入赘后，每日披星戴月为亲戚家种田，生活却与亲戚家人截然两样，吃的是一日两餐，穿的是四季两单，比长工好不到哪里。上小学三年级时，一天，杨协中放学回家，像往常一样，放下书包就进了豆腐房，端起一盆豆渣去马厩喂马。不知为啥，那天有匹儿马(没骗的公马)特别焦躁，杨协中刚把豆渣盆端上马槽，还没来得及拌草料，它就伸过头来抢食，杨协中端起盆子往后一闪，儿马抢食不成，上来就是一口，咬在杨协中的手臂上“咣当”一声，豆渣盆被打翻，豆渣撒了一地。见杨协中血淋淋的手臂，亲戚夫妇当时都没有说啥。然而，晚上父亲收工后，杨协中却从门缝窥见一幕揪心至极的景象，父亲跪在亲成夫妇面前，低三下四地乞求:“豆渣，我当牛做马赔你们。求求你们一定供孩子把书读下去。”一吐为快的杨协中正要把自己的身世讲下去，不料，陈田夫的一句插话将他的思绪完全打断:“杨协中同志，你的父亲，就是你亲戚家变相的奴隶啊!”

尽管陈田夫的插话语气平缓，却像一声炸雷，震撼了杨协中麻木的心灵。在国民党军队，受尊敬的是有钱、有势的人，穷人没地位。杨协中从来不敢也不愿向别人提及自己寒酸的家世、贫苦的家境和屈辱的家史，怕人笑话，怕人瞧不起。可此刻，指导员不但没耻笑自己，反而给予同情。这同情不是廉价的怜悯，是不带铜臭、没有功利色彩的人格尊重。

杨协中用自己的良心，在道义的天平上，掂出其价值分量。特别是杨协中第一次听到共产党干部称自己为“同志时，不能不更为之一惊:我已经告诉指导员，我什么命都不革了，只想回家。他不但不斥责我顽梗不化，反而给予信任，称为“同志”，这又是为什么?杨协中一夜没睡。翻来覆去辗转难眠的杨协中虽然对共产党尚有太多的不了解，但他的心已经被共产党干部平等的人格交流感化了。第二天，杨协中振作了精神，他决心遨游共产党的理论海洋，去求解心中的诸多疑问。东北军大的社会发展史教育，是在摸准了起义学员的思想脉搏后，对症下的药。当第五团政委曹孟朴上课讲到人类社会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这样由低级形态到高级形态的发展过程时个个都听果了。认同了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形态发展的必然趋势，学员们就不能不去思索:苦难的祖国，前途在哪里?迷茫的自我，出路又在何方?中国共产党奋斗的目标，是实现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平等，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杨协中摸着手臂上的伤疤，想着父亲屈辱的泪花，认同了共产党的无私追求。他认同的不是一己私利，是中国数万万穷苦百姓生存的权利、人身和人格保障的权利，这在道义上，有着无可抗拒的精神感召力。

杨协中还记得，学到这一阶段时，仍有人不服，但不服的不是共产党的最终理想，而是实现理想的道路:共产党说中国民主革命的任务，是对外推翻帝国主义压迫和对内推翻封建地主阶级压迫，这也是国民党的政治主张。国民党之所以没能实现自己的理想，就是因为外辱内患，战乱纷纷。这种曾经在起义军官中一统天下的政治观点，学习了社会发展史后，被一批又一批战场起义者逐出了思想阵地:国民党“平均地权”的民生主义，在其统治区有过实际履行吗?没有!连“二五减租”都没有兑现。广大农民得到的，是封建地主年复一年的沉重盘剥是贪官污吏日甚一日的欺凌压榨国民党“节制资本”的民生主义，在国计民生的重要领域实现了吗?没有!抗战胜利后，那么多国民党军政大员借接收日伪财产之机，大肆贪污、侵占，发“劫收”财，由此膨胀的官僚买办资本有几个受到了“节制”？国民党关于民主自由权利为“一般平民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的民权主义，兑现给谁了？远的不说，就讲国民党军队，士兵的人格什么时候受到过尊重?士兵的权利什么时候有过保障?空谈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的国民党政权，必然要失去民众，而没有民众基础的政权，在抵御外来侵略的民族战争中只能仰洋人之鼻息。于是，九一八事变后，有了拱手相让东北权益的不抵抗主义；七七事变后，有了战争初期丧师失地的单纯防御，有了战略相持阶段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方针，有了敌后游击战的百万国民党大军崩溃的崩溃，投降的投降，所剩无几的悲剧。如此的“民族主义”又有多大实际意义?在反复阅读了毛泽东的著作后，杨协中有了醍醐灌顶通体舒泰的感受，他不仅由衷钦佩毛泽东关于中国民主革命道路的理论，更为毛泽东哲学思想所折服在国民党军校，有人讲授过蒋介石的哲学思想一一万变中有不变，以不变应万変。如今与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一比，学识深浅不言而喻。重要的是，杨协中从中发现了蒋介石与毛泽东在为“中国之命运”选择道路时，其世界观、方法论上的根本对立:蒋介石强调事物发展的静止状态，毛泽东强调事物发展的运动状态。

由此，有了维护与推翻旧制度的斗争。成为毛泽东的崇拜者后，再看中共领袖像，杨协中有了截然相反的感受:你看共产党领袖，那么高的地位，穿戴与普通人全无两样，人家没有私利可图，心里装的只有普天下的穷苦百姓。那么大的学问，却和蔼平实，全无高人一等以势压人的架子。越看越觉得可敬，越看越觉得可亲。

杨协中下决心要彻底革命，他把自己的戒指、手镯和其他值钱的东西“全部献给革命”，自己只留下一个装着衣服和日常用品28斤重的小包包。在国民党军队，营长是一级很威风的官了，家当自然不少，他全不要了。革命，就是要铲除私有制，就是追求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干革命，就要献出自己的一切，这些东西，都是在反动派的军队里得到的，就更不能要了。上缴东西第二天，指导员陈田夫将其中一枚戒指交还杨协中:“这个戒指是你妈给的那只吧?你拿回去。妈妈给的，家里传下来的，革命队伍允许留下。”戒指在贴身衣袋里装了一个星期后又交了上去:“我杨协中什么都不要了，只要彻底革命。”后来杨协中参加了抗美授朝，在战场上被提升为第一四八师炮兵主任，由师长赵鹤亭、师参谋长吕兆宣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65年从部队转业回云南，离休前为云南省铁路建设工程公司副经理。

杨协中离休后，担任云南省黄埔同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一次，当他听到曾在昆明某中学任教的某黄埔同学宣称“中国最好的时期是抗日初期”时，当即理直气壮地批驳:“好坏要看全国人民，而不是看少数人，抗日初期你是地主家庭，当然生活好，贫雇农在过困难日子，你不了解，你立场还没有转到广大群众立场!…建议你加强学习，改造思想，要与人民大众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