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苏丹发生内乱，并迅速由局部蔓延至全国。

正在亚丁湾执行护航任务的中国海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综合补给舰微山湖舰接到撤侨命令后，星夜兼程630海里，赶至苏丹港附近海域，比预定时间提前了整整7个小时。

在此次行动中，中国海军不但从苏丹港撤离出940名中国公民，还应有关国家请求撤离出231名外籍人员。

苏丹撤侨并非是我国海军撤侨的首例，早在2011年利比亚内乱和2015年也门空袭时，中国就派出了军舰护送同胞安全转移。

在海军撤侨前，我国包机撤侨、租用邮轮撤侨等相关案例不计其数。

中国用实际行动证明：“中国护照不一定可以带你去任何地方,但一定能带你回家”并非口号而已。

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国，是最在意同胞生命的国家，不过，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4万多被抛弃的华人万里跋涉来到了中国边境，祈求重回祖国。

不过，任凭其如何央求哭诉，我国就是不愿接受，这究竟是为何？归根结底，只因30年前太不是人。

霸占新疆，沙俄时代的阴谋

沙皇俄国是个嗜土如命的国家，自16世纪起，就翻越乌拉尔山向东扩张，只用了几十年的时间，就把版图发展到了西伯利亚、鄂霍次克海，建立起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帝国。

对于中国新疆，沙俄也是垂涎三尺。

在19世纪中叶，沙俄将魔爪伸向中国西北，陆续侵占了几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但沙俄的野心并未因得到土地而终止，它又把目光对准了新疆的百姓。

由于所割地内大量人口内附中国，沙俄侵占土地的广袤人口的稀少形成反差, 致使俄国觊觎并掠夺新疆人口。

1871年，即沙俄占领新疆伊犁10年以后，终于在《伊犁条约》中签字，把伊犁的部分地区还给中国。

但沙俄故意避开“人随地归”的原则，要求在条约中加上“伊犁人民，愿入俄国籍者一年之内准予迁居。”

为了更好的掠夺人口，沙俄专门在伊犁成立了一个机关，让它负责把新疆的人口迁移至俄国。

这个非法单位的主要工作有二：第一，编造谣言，制造恐慌，引诱伊犁百姓入俄；第二，采用武力手段，强行逼迁当地民众。

自1881至1884这3年时间里，沙俄掳掠了超过7万民众至其境内。

其中有六成以上，都是沙俄的军警拿着枪棍所挟持而去。

而沙俄不论是对待迁移过去的新疆人，还是生活在其境内的游牧民族，都刻薄寡恩，完全把他们当作劳工、炮灰。

这些人从事繁重的体力工作，开垦荒原，挖掘战壕，却连口饱饭都吃不上，更不用谈尊严。

沙俄国内革命爆发后，当局又开始征兵，下令19 岁至 43岁的游牧百姓全部参军。

牧民们誓死不从，沙俄调动军警镇压，滥杀了很多维吾尔、哈萨克、回族民众，以至于激起了大规模起义。

紧接着，难民们开始逃入中国新疆，进入有7万人逃入塔城地区，另有16万进入伊犁一带。

而十月革命以后，又有大批边民涌入中国新疆。

不过，这些难民，一直没能取得合法身份，直到盛世才统治新疆之际。

为了保境安民，他下令向1917至1937年涌入中国的所有难民，发放公民证，在法律上把他们当作中国人，把在新疆的俄罗斯人认为“归化族”，列入当时新疆的14个民族之一。

对此，苏联驻新疆的5个领事馆均未提出异议。

也就是说，从此刻开始，所有外逃只新疆的难民们都成了中国人。

上万中国边民，为何叛逃苏联？

很长一段时间，都是难民从西面与北面涌入中国，可到了1962年，竟然两级反转。

新疆伊犁、塔城地区的边民们，扶老携幼的越过中苏边境前往苏联。

临走前，有的顺手牵羊，抢走邻居家的牲畜、财物；也有的大肆哄抢国家资产，掠夺集体财物；更有甚者，直接对前来劝阻的干部大打出手。

这一切的起因，都要从二战结束后说起。

经历了卫国战争，让人口本就稀少的苏联丧失了大量的壮劳力。

一时间，面临着地广人稀的窘境，国家要发展，社会要生产，土地要耕种，工厂要运营，而这些都需要人。

赫鲁晓夫在来华访问时，提出让中国提供100万工人远赴西伯利亚，进行拓荒生产，对于这个要求，中国断然拒绝。

在中苏关系恶化以后，双方剑拔弩张，苏联在中苏边境、中蒙边境陈兵百万，恐吓要派“钢铁洪流”来攻打中国。

既然与撕破了脸，苏联再无所顾忌，开始利用自己在新疆的影响力，鼓动边境百姓外逃。

1950年至1957年，因为我国翻译人才的匮乏，故而难以编写中小学所用的教材。

当时，中苏正值蜜月期，出于信任，有关部门只能把苏联出版的维吾尔、哈萨克、乌兹别克的教科书，给学生们使用。

接受“苏式教育”的学生们，自然而然的把苏联当成了“祖国”，把莫斯科当成了“首都”。

即使到了中苏交恶之际，他们仍然对自己的中国人身份，有着较低的认同。

如此一来，就有不少人对苏联产生了盲目迷信与崇拜。

而在新中国刚刚成立之际，也缺乏少数民族干部，为了尽快的恢复社会发展，不得不启用一批苏籍干部。

在新疆地区，生活着大量持有苏联身份的侨民，苏联指使他们在新疆各地成立“苏侨协会”，策动新疆的其他民众。

自50年代开始，苏侨协会就已经开始了宣传苏联的工作，他们通过舆论手段，向边民们传达“苏联优越”的思想，并一直宣讲所谓的“父子关系”。

苏侨协会主要吸纳的对象是苏籍干部和苏籍青年，通过定期组织会议、印发期刊，观摩苏联模式，来加强他们对苏联的国家认同感。

其实，苏侨协会自创立之初就已经越界。

它的职能竟然包括受理加入苏联国籍申请、办理苏侨回国手续。与其说是协会，倒不如说是领事馆。

当1960年苏联派军队占领我额尔古纳河克鲁赤纳岛，并殴打我国牧民以后，中苏关系堕入冰窟。

苏联借用自己在新疆培植的力量，开始散播谣言。

一方面，苏联向边民们传递恐慌，称“中苏即将开战，中国不是苏联的对手”，“印度要和中国开打，苏联和美国都要参战，留在中国境内，不会有好日子过”；

另一方面，编造美好生活，“我们给大家建造了美丽的房子，也给你们准备好了土地，来这里就是享福的”。

受苏联的蛊惑，自1962年4月份起，伊犁、塔城二地，就已经有零星的边民越界去往苏联。

苏联对其极尽拉拢之势，又是向其分发房屋，又是分配土地，还能自己选择一些牲畜。

他们感叹自己来到了天堂，紧接着，苏联又鼓动其回国，把亲戚朋友一起带过来享福。

苏联在新疆的官员们，也亲自下场煽动边民们外逃。

时任苏联驻伊宁领事馆副领事季托夫，陆续六次前往塔城，与当地百姓见面，共计接见4743人次。

季托夫见效果显著，直接在塔城开起了大会，毫无顾忌的拉踩，让边民们都逃往苏联。

一方面，是亲自去过苏联，感受过“美好”的普通百姓；

另一方面，是苏联干部们亲切友好，不辞辛苦画的“大饼”，从小就接受苏联教育，对苏联怀揣无限向往的便民们，再也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成群结队的往苏联方向跑去。

从4月15日以后，外逃事件由最初的单人空手非法越境发展到拖儿带女。

这些受苏联蛊惑的边民，在光天化日之下，带着农具、炊具，赶着牛车、马车肆无忌惮的穿过边境线，头也不回的奔向苏联。

这些外逃的边民胆子越来越大，起初，他们只携带自己的私产，后来竟然跑到邻居家、商户家，大摇大摆的他们的东西抢走。

渐渐地，暴徒出现，他们冲入公社和国营农场、牧场，强行带走属于集体和国家的资产。

对于这一情况，苏联当然是喜闻乐见，卖力的扮演着“人间天堂”。

为了迎接这些外逃的中国边民，苏联特地在伊犁、塔城等地设立了临时接待站。

一旦越过边境，苏联就会向其提供兑换货币、医疗用品、水、食物。

同时，还征调了大量的卡车，把边民们送往安置点。

白天，接待站的人员就全力安抚好这些外逃边民；

到了晚上，他们就把大型探照灯拿出来，给越境人员指路。

苏联还特地准备了一个高音喇叭，用维吾尔、哈萨克等多种语言，24小时不间断的循环播放国内的“美好生活”。

亡羊补牢，迷途知返

苏联与塔城地区的边境线绵延580公里，有关部门无法在短时间内堵住每一个缺口。

而且，往往是我们白天设下铁丝网，到了晚上，苏联就会派人将其绞断，留下豁口。

对于这种情况，国家决定不使用强制措施截留，以疏导为主，让边民自愿留下。

这是因为，外逃的边民只有一小部分是坚决逃跑的，此类人以苏籍人员居多。

还有一部分是受了蒙骗而走的，有的被亲戚朋友蛊惑，也有的是自家的亲人非走不可，无奈只能跟随。

当然，也有不少人是被胁迫的，别有用心之人拿着棍棒强行驱赶他们，如果不愿走，就要承受皮肉之苦，甚至有生命危险。

霍城阿克苏公社的很多边民，就因为不愿离开祖国，而被人把孩子扔在了水沟里，强行将其掳走。

还有塔城县的一位老汉也不愿意走，结果在被毒打一顿后，强行抬走。

正因为这些外逃边民各有各的苦衷，国家体谅他们，所以不曾动用武力手段。

还有一个原因是，印度霸占了中国藏南领土，中印之间的局部战争很可能扩大。

在这种情况下，边境不能有骚乱产生。

而且苏联与印度关系甚密，苏联向其提供了武器装备，并通过各种行为暗示，要帮印度参战。

在怀柔政策之下，伊犁、塔城等地的工作人员，挨家挨户的去辖区内的牧民家中走访，劝阻他们不要听信谗言，去往苏联。

只是，有些人执迷不悟，胆大包天，竟然动手殴打了前来劝阻的干部。

另一面，外逃苏联的边民们日子并不好过。

苏联未授予其苏联公民的身份，只把他们当作劳工，或者留在哈萨克斯坦垦荒，或者发往西伯利亚。

这种生活与当初苏联宣传的和大家想象的相去甚远，不少人开始思念在中国的生活。

而且，有很多人是把妻子、儿女、父母留在了新疆，在异国他乡的不如意，让他们的思乡之情更为浓烈。

于是，苏联就征集这些愿意回国之人的名单，要求中国政府接收。

中国的要求很简单，让苏联遣返所有外逃的边民，总计6万余人，不过苏联方面并未同意。

时间来到80年代，随着中苏关系的解冻，有很多当年外逃的边民想要重新回到祖国。

截止苏联解体后的1992年，共有4万多当年出逃的边民，希望回到中国定居。

而国家允许其返乡探亲，还安排部队帮他们寻找亲人。

他们想要重新加入中国国籍，并哭诉祖国重新接纳，只是其身份特殊，而1962年的“伊塔事件”又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所以国家没有第一时间同意。

当然，他们依然可以使用护照在中国生活，往来于中俄、中哈之间做些贸易生意，既拓展了边境贸易，又可以与亲人团聚。

总结而言，在“伊塔事件”中，责任在于苏联，而中国妥善、稳重的善后工作，将影响尽力降至最低，彰显了大国风范，赢得了国内外的一致好评。

参考文献：

刘琴琴. “伊塔事件”始末及反思[D].湖南科技大学,2016.

宋凤英.1962年新疆边民外逃事件[J].党史文苑,2005(17):4-8.

罗盘.“伊塔事件”,逃亡者归来[J].南风窗,1989(Z1):16-19.DOI:10.19351/j.cnki.44-1019/g2.1989.z1.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