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嘉定 - 大写的服！这位仁兄白手起家创建了嘉定县

嘉定建县的原因，可以归结为偏远、难治。

偏远。“盖昆山十四乡五十二都，东西几二百里……自县治至练祁七十里，至江湾又七十里。”分县前，昆山所辖地域广阔，由昆山县治到最偏远的浦东高桥一带，有近百公里的距离。政府对东部地区鞭长莫及，难以行政。

难治。赵彦橚、王棐在请创县疏中称：“平江管下五县，境土广袤，无如昆山；顽犷难治，亦无如昆山。”又称，“东境七乡之民，凭恃去县隔绝，敢与官司为敌，不奉命令，不受追呼，殴承差，毁文引，甚而抗拒巡尉，习成顽俗。”高衍孙在《创县记》中也说：“平江所统五县，惟昆山素号难治……县治僻处西北，东乡最为隔绝。夺攘矫虔，相帅成风。”

“顽犷难治”“夺攘矫虔”“相帅成风”“殴承差，毁文引”“抗拒巡尉”，是因为这里民风彪悍，刁民甚众？仔细考察，这些话，都出自当时统治者之口，他们的结论，只能当作一面之词。由于难以找到当时普通民众家庭个体的生活记录，我们只能从另外的途径了解当时当地民众的生活状况。

从全国来看，纵观宋宁宗（1168－1224）时期，大规模宋金战争发生了2次，第一次是开禧二年（1206），宰相韩侂胄伐金，最终未能战胜金国，反而签订了“嘉定和议”。嘉定元年（1208）的“嘉定和议”对南宋王朝来说，是屈辱条约：两国边界不变；宋金两国皇帝以侄伯相称（“隆兴和议”时是侄叔）；增岁币予金为银、绢各三十万两、匹（“隆兴和议”时是二十万两、匹）；宋纳予金犒师银三百万两。

第二次宋金战争从嘉定十年（1217）开始一直持续到嘉定十四年（1221）三月，战事波及了长江上游至下游所有地区，最终宋金双方都没能获胜。

战争开支，赔款增加，冗官、冗兵，南宋政权只好对人民疯狂掠夺。据李心传《国初至淳熙天下岁收数》载，北宋开国至熙丰百余年间，岁入增加四倍余，宋室南渡至淳熙六十余年，岁入增加六倍余。南宋疆域比北宋缩小了五分之二，税赋收入仅靠四川、长江中下游地区，岁入猛增六倍，可以想象，人民负担何其沉重。宁、理二朝弄权20多年的宰相史弥远，大量印造新会子，发行新货币，且规定不再以金、银、铜钱兑换，而只以新会子兑换旧会子，并且把旧会子折价一半，致使会子币值猛跌，物价飞涨，民不聊生。

从嘉定地区来看，据《嘉定县志》载，南宋理宗宝佑年间，嘉定夏税收银43867贯，粳稻38889石，糯稻540石，折稻420石。农民种官田，每亩缴租1石5斗至7斗1升4合。研究表明，南宋时太湖地区的稻米产量，上田收米3石，次等2石，大约平均亩产2.5石米左右，折合成市制，约亩产谷450斤，每亩缴租1石5斗至7斗1升4合，也就意味着亩产的三分之二要交租，农民辛苦一年，每亩仅得三分之一左右。种沙田，每亩交租3斗或2斗，再加差役、杂税，负担十分沉重。

赵彦橚、王棐的请创县疏，提供了一个数据：“（昆山东境）豪民慢令，役次难差，间有二十余年，无保正之都，两税官物积年不纳，只秋苗一色言之，岁常欠四万余石。”

另一个数字是，淳祐十一年（1251）修成的《玉峰志》载，“（昆山）自嘉定分治东邑，赋随地迁，由是岁输减半。”昆山县共输秋苗额59847石，东部7乡就欠4万多石。再有一个数据，嘉定从昆山析出后，昆山辖9乡24保，而嘉定是5乡27保，就秋税来说，原昆山总额如果是6万石的话，东部光欠税就达4万石，说明东部税赋比西部重约三分之一，加上嘉定境内濒临江海，土地薄，产量低，不管是税赋总额还是户均纳税额，东部地区的负担都很高，因此，东部地区民众不纳税，不服役，敢于结众拒官，反抗政府，也就不难理解。

白手起家，高衍孙的首要任务，就是具体落实新县的创建工作。

嘉定十一年（1218）五月，44岁的高衍孙来到练祁（今嘉定镇街道），正式上任视事，并很快组建了县领导班子：陈采为县丞，赵汝备为主簿，赵希炤为县尉。除了知县事，高衍孙还兼嘉定县主管劝农公事、兵马监押。

在调研和筹备时，长洲县娄主薄和吴县的邱县丞虽然认为有建嘉定县的必要，但“恐有起廨宇等费”，担心营造成本过大。

经费，是高衍孙面临最大的问题。

按照赵、王的上疏，建议参照以前绍兴府新昌县和处州府庆元县的创县体例实施嘉定县的创建。

后梁开平二年（908），吴越王钱鏐析剡东十三乡建新昌县。建县之前，新昌地区百里岩疆，山深林密，土旷人稀，山贼盛行，财赋岁入不及上县十之一二，然而，建县百年间，到了嘉定元年（1208年）已是有28820户的上县，税赋丰厚。

宋宁宗庆元三年（1197）处州府（今丽水）析龙泉县松源乡，及延庆乡之半置庆元县。庆元建县原因，主要是因为离县治龙泉太远，有殊多不便，民众请求，州县奏表，朝廷重臣、庆元人胡纮(1137—1204)起了关键作用。

但高衍孙认为，庆元县创县的经验并不具备参考价值，因为其设县是出于豪民上户所请，是一个自下而上又上下齐心的行为，而嘉定创县，则出于官方施政考虑，是在地方民众“难治”的困境下政府实施的强硬举措，民众不一定买账。因此，新县的顺利建立和运作，需要更考虑地方实情，“若一切迫之，民有鱼烂、鸟兽散耳”，弄不好可能“玉石俱焚”。

高衍孙决定采取怀柔政策。嘉定八年、九年畸、零二税暂不收取；把嘉定十年（1217）前的部分欠额税款折入营建县治的费用；从嘉定十一年（1218）起，秋粮不扣损耗，夏税不加丝花捐，减轻了民众负担；撤销财纠司，杜绝横征暴敛，并把老百姓的善恶行迹记入册子，作为奖惩的依据。

高衍孙选择在练祁以东，原军马司酒坊地，即今清河路东段、博乐广场以北位置建立县署。

嘉定十二年（1219）起，陆续营造学宫、仓廪、祠社、驿舍、城垣、酒馆，到1221年高衍孙离任时，一个县城的规模基本形成。

《创县记》载，“屋以楹计者，县百有奇，若丞、若薄，四十有五，尉五十有五，学宫四十仓禀唯半，祠社有坛宇，宾饯有驿舍，郊设门关，巷植名表，酒馆花圃，以次备具。若夫营造之费，则有朝廷拨赐五千缗，本府给助一万缗，丁丑1501建县（1217）岁畸零苗税一万四千五百余缗，米二千三百余斛，足以充所费三分之二。其余干旋酒税，仅给用。迄于告成，而民谓无扰。”

这个记载，让我们清楚了高衍孙嘉定建县经费的来源及数额：平江府资助三分之一，1217年的税额占三分之一，其余三分之一为此前的欠税和杂税，总计约为3万缗。一贯就是一缗，合1000文铜钱，有人以黄金基准和米价基准算了一笔账，结论是一贯铜钱约等于现在300-400元人民币，以此计算，嘉定建县经费大约相当于现在的100万元人民币。《创县记》中提到一句“取财于旁郡”，可能是昆山和其他县份的助建款，这种象征性的贺礼，额数不会太多。值得一提的是，建县之初，高衍孙崇儒重教，营建学宫，以知识教化人民，他认为，对民众“若能抚摩其疾苦，启迪其趋向，则良心善性，熟不油然而生。”并随之置学田323亩，保障办学经费。“滨海五乡，昔号难治，自创县设宫，而风尚一变。”

建县的过程，也是高衍孙广施仁政，感化民众的过程，“敲扑不敢轻施，吏胥不容苛扰。”民众则感恩官府宽恤，纷纷表示，不再怙顽作匿，主动交税，3年任期，高衍孙并未扰民，百姓不忍其离去，高衍孙遂定居嘉定。高衍孙还是个懂养生之道的人，“宅旁植水竹奇石，号曰竹墅。其食必按《本草》，其居处必顺叙寒燠。”

高衍孙去世后埋葬在嘉定城东。明朝初年，进士陈敬宗为其志铭。清光绪年间，嘉定人重立石碣，题曰：宋宣敎郎知嘉定县事高公墓。

高衍孙之子高指与高桂均为进士。高指，绍定五年（1232）进士，高桂，淳祐十年（1250）进士。高衍孙的孙子高一清，擅医道，著有《医书十事》。元朝至元年间，高衍孙后人中有人在嘉定出家为僧，法名明了，舍宅为寺，元大德三年（1299），赐额圆通，是为圆通寺。

嘉定十年十二月初九日（1218年1月7日），宋宁宗旨批，同意设县。将昆山县东境春申、安亭、临江、平乐、醋塘五乡二十七都建置新县，县治设在练祁市，以当时皇帝年号“嘉定”为县名，列为上县。

五乡的大致范围分别是：

春申：今徐行、石冈、澄桥、外冈、娄塘等地区。安亭：今安亭、黄渡地区。

临江：今南翔、江桥全部，马陆部分，及宝山、普陀、虹口、杨浦、浦东区部分地区。平乐：今嘉定区东北部的华亭镇及宝山区罗泾镇大部分地区。

醋塘：今娄塘、唐行、华亭、太仓市浏河、陆渡、娄东、南郊等地区。

建县后，按照仁、义、礼、智、信的儒家伦理道德，改临江乡为依仁乡，平乐乡为循义乡，安亭乡为服礼乡，醋塘乡为乐智乡，春申乡为守信乡。

二十七都中的“都”，也可称为“保”或叫“都保”。熙宁六年（1073）全面实施保甲法，规定五户为一保，五小保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都保，由民众选众所服者为保正、保副。由此大致可推算出，置县时，嘉定约33750户。这也印证了光绪《嘉定县志》“宋嘉定十一年剏县分编三万户（口数无考）”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