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皇帝之汉武盛世-汉武帝刘彻（五）

汉武帝刘彻（公元前156年—公元前87年3月29日），十六岁继承皇位，在位五十四年，功业甚多：对内，为加强中央集权，颁行推恩令，严格禁止诸侯王参与政事；不拘一格录用人才，裁抑丞相职权；设十三州刺史部，加强对郡国的控制；建立正规的察举制度，令郡国举孝廉及秀才、贤良方正等；实行尊崇儒术的文化政策，设五经博士，在京师长安兴建太学，又令郡国皆立学官。对外，派卫青、霍去病多次出击匈奴，迫其远徙漠北；命张骞出使西域，沟通汉与西域各族联系；开拓了历史上著名的“丝绸之路”。使汉朝与西域各国建立了友好关系，西域第一次与内地联系成一体，促进了西域社会的进步，也丰富了中原的物质生活。

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张骞率领100多名随行人员，由匈奴人堂邑父为向导从长安出发前往西域，欲联合大月氏，以夹攻匈奴，“断匈右臂”。当张骞穿过河西走廊时，被匈奴的骑兵抓获。匈奴单于为软化、拉拢张骞，打消其出使大月氏的念头，进行了种种威逼利诱，但均未达到目的。张骞“不辱君命”、“持汉节不失” 。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没有动摇为汉朝通使大月氏的意志和决心，在匈奴一直留居了十年之久。

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匈奴监视有所松弛，张骞趁匈奴人不备带领随从，逃出了匈奴人的控制区。但在留居匈奴期间，西域的形势已发生了变化。月氏的敌国乌孙，在匈奴支持和唆使下西攻大月氏，月氏人被迫从伊犁河流域继续西迁，进入咸海附近的妫水地区，征服了大夏，在新的土地上另建家园。张骞大概了解到这一情况，经车师后没有向西北伊犁河流域进发，而是折向西南，进入焉耆，再溯塔里木河西行，过库车、疏勒等地，翻越葱岭，直达大宛（今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盆地）。

张骞到大宛后，向大宛国王说明了自己出使月氏的使命和沿途种种遭遇，希望大宛能派人相送，汉使的意外到来，使得大宛王非常高兴，热情款待后，派了向导和译员，将张骞等人送到康居（今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境内），康居王又遣人将他们送至大月氏。

不料，这时大月氏人，由于新的国土物产丰富，并且距匈奴和乌孙很远，外敌寇扰的危险已大大减少，当张骞向他们提出建议时，他们已无意向匈奴复仇了。张骞等人在大月氏逗留了一年多，但始终未能说服大月氏人与汉朝联盟夹击匈奴。在此期间，张骞曾越过妫水南下，抵达大夏的蓝氏城（今阿富汗的汗瓦齐拉巴德）。元朔元年（前128年）动身返国。

归途中，张骞为避开匈奴势力，改变了行军路线。计划走塔里木盆地南部，昆仑山北麓的“南道”，从莎车，经于阗（今和田）、鄯善（今若羌），通过青海羌人地区后归汉。但出乎意料，羌人也已沦为匈奴的附庸，张骞等人再次被匈奴骑兵所俘，又扣留了一年多。

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初，匈奴为争夺王位发生内乱，张骞趁机和堂邑父逃回长安。从武帝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出发，至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归汉，共历十三年。

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不仅是一次极为艰险的外交旅行，同时也是一次卓有成效的科学考察。张骞对广阔的西域进行了实地的调查研究工作，不仅亲自访问了西域各国和中亚的大宛、康居、大月氏和大夏诸国，而且从这些地方又初步了解到乌孙（巴尔喀什湖以南和伊犁河流域）、奄蔡（里海、咸海以北）、安息（即波斯，今伊朗）、条支（又称大食，今伊拉克一带）、身毒（又名天竺，即印度）等国的许多情况。回长安后，张骞将其见闻，向汉武帝作了详细报告，对葱岭东西、中亚、西亚，以至安息、印度诸国的位置、特产、人口、城市、兵力等，都作了说明。这个报告的基本内容为司马迁在《史记·大宛列传》中保存下来。

在此以前，君臣根本不知道，在中国的西南方有一个身毒国的存在。正是由于张骞的报告和记述，汉庭才了解到华夏的外部世界。

张骞在大夏时，看到了蜀产邛竹杖和蜀布，追问它们的来源。大夏人告诉他，是大夏的商人从身毒买来的，而身毒国位于大夏的东南方。回国后，张骞向汉武帝报告了这一情况，并推断大夏位居中国的西南，距长安一万二千里，身毒在大夏东南数千里，从身毒到长安的距离不会比大夏到长安的距离远。而四川在长安西南，身毒有蜀的产物，这证明身毒离蜀不会太远。据此，张骞向汉武帝建议，遣使南下，从蜀往西南行，另辟一条直通身毒和中亚诸国的路线，以避开通过羌人和匈奴地区的危险。

汉武帝基于沟通同大宛、康居、月氏、印度和安息的直接交往，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彻底孤立匈奴的目的，欣然采纳了张骞的建议，并命张骞去犍为郡（今四川宜宾）亲自主持其事。

自远古以来，中国西南部，包括四川西南，青海南部、西藏东部，云南和贵州等地，为众多的少数民族所聚居，统称为“西南夷”。战国末年楚将军庄乔入滇立国，但不久即重新阻隔。

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唐蒙受命开通夜郎及其西面的僰中，是“西南丝绸之路”（又名“南方丝绸之路”）的开拓者，他所修的道路，几千年来人们都在使用。

《史记<七十列传·西南夷列传>》：

建元六年，大行王恢击东越，东越杀王郢以报。恢因兵威使番阳令唐蒙风指晓南越。南越食蒙蜀枸酱，蒙问所从来，曰“道西北牂柯，牂柯江广数里，出番禺城下”。

蒙归至长安，问蜀贾人，贾人曰：“独蜀出枸酱，多持窃出市夜郎。夜郎者，临牂柯江，江广百馀步，足以行船。南越以财物役属夜郎，西至同师，然亦不能臣使也。”

蒙乃上书说上曰：“南越王黄屋左纛，地东西万馀里，名为外臣，实一州主也。今以长沙、豫章往，水道多绝，难行。窃闻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馀万，浮船牂柯江，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诚以汉之强，巴蜀之饶，通夜郎道，为置吏，易甚。”

上许之。乃拜蒙为郎中将，将千人，食重万馀人，从巴蜀筰关入，遂见夜郎侯多同。蒙厚赐，喻以威德，约为置吏，使其子为令。夜郎旁小邑皆贪汉缯帛，以为汉道险，终不能有也，乃且听蒙约。还报，乃以为犍为郡。发巴蜀卒治道，自僰道指牂柯江。

《史记 卷一百一十七 司马相如列传第五十七》：相如为郎数岁，会唐蒙使略通夜郎西僰中，发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为发转漕万馀人，用兴法诛其渠帅，巴蜀民大惊恐。上闻之，乃使相如责唐蒙，因喻告巴蜀民以非上意。

司马相如在那儿发布了一张《喻巴蜀檄》的公告，并采取恩威并施的手段，收到了良好的效果。相如出使完毕，回京向汉武帝汇报。唐蒙已略取并开通了夜郎，趁机要开通西南夷的道路，征发巴、蜀、广汉的士卒，参加筑路的有数万人。

邛、笮的君长听说南夷已与汉朝交往，请求汉朝委任他们以官职。皇上任命相如为中郎将，令持节出使，拢络西夷。司马相如平定了西夷，邛、笮、冉駹、斯榆的君长都请求成为汉王朝的臣子。于是拆除了旧有的关隘，使边关扩大，开通了灵关道，在孙水上建桥，直通邛、笮。

后因全力对付匈奴，停止了对西南的经营，中国西南各少数民族同中原王朝基本上仍处于隔绝状态，通道西南当时是十分艰难的。

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张骞派出四支探索队伍，分别从四川的成都和宜宾出发，向青海南部、西藏东部和云南境内前进。最后的目的地都是身毒。四路使者各行约一、二千里，分别受阻于氐、榨（四川西南）和禹、昆明（云南大理一带）少数民族地区，未能继续前进，先后返回。

张骞所领导的由西南探辟新路线的活动，虽没有取得预期的结果，但对西南的开发是有很大贡献的。张骞派出的使者，已深入到当年庄乔所建的滇国。滇国又名滇越，因遇有战事将士们坐在大象上作战，故又叫“乘象国”。使臣们了解到，在此以前，蜀的商人已经常带着货物去滇越贸易。同时还知道住在昆明一带的少数民族“无君长”，“善寇盗”。正是由于其阻挠，使得汉朝的使臣不得不停止前进。

在此以前，西南各地的少数民族，对汉朝的情况几乎都不了解。难怪汉使者会见滇王时，滇王竟然好奇地问：“汉朝同我们滇国比较，是哪一国大呢？”使者到夜郎时，夜郎侯同样也提出了这个问题。这就成为后世“夜郎自大”典故的由来。通过汉使者的解释和介绍，他们才了解到汉朝的强大。汉王朝从此也更注意加强同滇国、夜郎及其它部落的联系。至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汉王朝正式设置牂牁、越侥、沈黎、汶山、武都等五郡，以后又置益州、交趾等郡，基本上完成了对西南地区的开拓。

元鼎五年（公元前112）秋天，汉武帝命卫尉路博德为伏波将军，率兵出桂阳，直下汇水；主爵都尉杨仆为楼船将军，出豫章，直下横浦；让驰义侯利用巴蜀的罪人，调动夜郎的兵卒，直下牂柯江，各军最后都在番禺会师

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冬天，杨仆率领精锐兵卒，首先攻下了寻陕，然后攻破石门，缴获了南越的战船和粮食，乘机向前推进，挫败南越的先头部队，随后与路博德会和。两军一同围攻番禺，后番禺降于路博德，吕嘉和赵建德出海西逃时被路博德捕获。至此，南越国灭亡，传国五世，共九十三年。

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汉朝军队平南越，接着“行诛隔滇道者且兰，斩首数万，遂平南夷为牂牁郡。夜郎侯始依南粤，南粤已破，还诛反者，夜郎遂入朝。上以为夜郎王”。汉朝全部控制了夜郎地区。接着又诛反抗汉朝的邛君、笮侯，冉駹等部皆震恐，请求置吏，汉朝便“以邛都为粤（越）嶲郡，笮都为沈黎郡，冉駹为文山郡，广汉西白马为武都郡”。将蜀西部的西夷地区完全纳入汉朝的统治之下。

汉朝曾以诛南夷兵威招降滇王，但遭到滇的联盟诸部劳浸、靡莫的反对，汉朝便于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出兵击灭劳浸、靡莫，“以兵临滇，滇王始首善，举国降，请置吏入朝”。于是汉朝在滇国境内设益州郡，赐滇王印，令其复长其民。至此，汉朝基本上将西南夷地区纳入其统治范围。在平定西南夷的同时，刘彻采取移民实边、开通道路等政策，加强了西南夷与内地的经济、文化联系，使西南夷逐渐形成了以南中大姓为中心的社会。

公元前109年，汉武帝派兵由水、陆两路进攻，灭亡盘踞在 朝鲜半岛北部的 卫氏朝鲜。公元前108年，汉武帝统一其旧域后，在那里划分地方行政区域，设置了乐浪郡（约在今朝鲜 平安南道，治所朝鲜县城是故卫氏朝鲜都城王险城，位于今 平壤大同江南岸）、玄菟郡（约在今朝鲜 咸镜道）、真番郡（约在朝鲜 黄海道、 京畿道各一部）、临屯郡（约在今朝鲜 江原道），史称“汉四郡”。四郡其下各辖若干县，郡县长官由汉朝中央派遣汉人担任。很显然，“汉四郡”的设置，说明汉武帝已经将朝鲜半岛北部地区纳入了汉帝国的统治范围。

汉武帝开疆拓土，设立不少新的郡县，在河南地设三郡（朔方、五原、西河）、岭南设九郡（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崖、儋耳）、朝鲜设四郡（乐浪、真番、临屯、玄菟）、河西设四郡（酒泉、武威、张掖、敦煌）、西南夷设七郡（犍为、牂牁、越巂、武都、汶山、沈黎、益州），这些新开拓的郡是为“初郡”，汉朝一方面任命太守、都尉加以管辖，另一方面保留当地民族的自治权，授其首领为王侯。 [88]另外在陇西、北地、上郡、朔方、云中五边郡设五属国，管理匈奴降人；设护羌校尉、护乌桓校尉分别管理羌人和乌桓人。

刘彻平定南越以后，海上丝绸之路亦纳入汉朝视野，都元国、邑卢没国、谌离国、夫甘都卢国、黄支国等都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与汉朝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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