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十国时期，一向以恭顺中原著称的吴越国，为何敢于以"上国"

这件事是真实的，吴越国确实对中原王朝恭顺，也确实在半岛三国（后高丽、后百济、后新罗）面前摆出一副上国的派头。

证据，便是在公元928年前后，后高丽王建给后百济甄萱的国书里，就写着：“伏奉吴越国通和使班尚书所传诏书一道”，还把自己与吴越国的交往称为吴越的恩德——即“上国之仁恩”，还特地在提到吴越国王钱镠之际，使用“殿下”的尊称，这些文字，明显表示当时的朝鲜半岛之上，后高丽、后百济名义上虽然更遵奉中原的五代政权，实际上却更愿意把南方的吴越国当作老大。

这当然不是军事强大威慑的干系，而取决于经济。

首先那个时代，中国经济的南强北弱特点已经出现，尤其是北方混乱的政局，吴越相对稳定许多，加上江南的物产，如丝帛稻米，确实胜过北方。所以呈现出来的结果便是：吴越国几乎垄断了当时中国与朝鲜的海外贸易。

而且中原的五代虽然是皇帝，吴越是接受中央王朝册封的诸侯，但实际上，吴越国当时是一个独立政权，钱镠设百官，文武外交制度齐全，之所以愿意向中原称臣，更多的是一种策略而不是真的有多少忠诚。

这样一来，既然我有贸易的物资，中原的皇帝又管不了我，身处江浙一带的吴越国，当然可以放胆进行海外贸易，由此获得对东亚海外国家的一种权力放大，这样的逻辑确实很顺理成章。

所以，史书上记载钱镠“遣使册新罗、渤海王，海中诸国，皆封拜其君长”。而在韩国，也确实考古发掘，发现了上书吴越国年号的铭文瓦当，可知当地是真的“奉用吴越正朔”——即把吴越当作自己的老大。

在百济国的史料中，也确实有相关的记载，如吴越国曾派使者到百济国，促成百济与高丽的和好，百济王甄萱接受了吴越官爵。

百济、高丽愿意听吴越的调停，主要是因为两国都密切需要与吴越保持长期的贸易关系。而要做到这一点，百济和高丽，当然要听吴越的话——起码不能输给对手，因为一旦吴越与其中某国更好，某国就会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换句话说，他的实力就会超过另两国。

事实上，吴越国的海上事业，远不限于东亚，最远甚至涉足西亚的阿拉伯地区，并从阿拉伯人手里获得了石油（当时称为火油），最终称为吴越的水军作战利器。当然，这种火油很稀罕，所以吴越用得并不多，还拿银来装饰喷射筒的筒口——从这里，你也可以看出吴越国当时的奢华了。

一、传统宗藩关系的延续

唐末，钱镠开始发迹，地位不断提升。“镠于唐昭宗朝，位至太师、中书令、本郡王，食邑二万户。”

钱镠将目光望向朝鲜半岛时，唐朝还没有灭亡，北方还没有五代。

当时的朝鲜半岛再出出现新罗、百济、高丽三国分立的形势，三国彼此斗争，其实都需要外援，而这个外援自然是唐朝。

这三国要想获得唐朝这个宗主国的的承认或支持，自然要派人前往唐朝，而吴越坐拥海上之利，他们多在吴越之地登陆靠岸。

900年，百济遣使来华，在杭州登陆，钱镠派人将百济使者送到长安，此后百济便和吴越保持较好关系。

而半岛形势不稳，百济见唐朝分崩离析，要想获得唐朝各势力的的支持，吴越自然是首选。

后来高丽和新罗联合进攻百济，百济向钱镠求援，吴越出面调停，对朝鲜三国的文书均称为诏书。

而其实也许吴越自身在五代十国中的地位不断提高有关系。

朱温代唐后，曾封钱镠为吴越王，“梁祖革命，以镠为尚父、吴越国王。”

到了后唐庄宗时，“天下兵马都元帅、尚父、守尚书令，封吴越国王，赐玉册、金印。”

虽然后唐有关部门认为钱镠是僭越，不能册封，但后唐才封钱镠为吴越国王。

拿到王号后，钱镠便进一步僭越了。

“乃以镇海、镇东军节度使名目授其子元瓘，自称吴越国王，命所居曰宫殿，府署曰朝廷，其参佐称臣，僣大朝百僚之号，但不改年号而已。”

而且“伪行制册，加封爵于新罗、渤海，海中夷落亦皆遣使行封册焉。”

这时，钱镠就直接册封朝鲜半岛各国了，三国也对吴越称臣。

这其实都是斗争的需要。

朝鲜三国同时也对后唐朝贡。

百济新罗等国对中国大陆的称臣是传统宗藩关系的延续，即便中国乱世，同时称臣多个政权，也是他们的利益需要。

二、吴越国海上实力强大，海外贸易繁荣

吴越的地盘有江海之利。

“然航海所入，岁贡百万，王人一至，所遗至广，故朝廷宠之，为群藩之冠。”

一句话，吴越利用航海便利，十分富有。

为了维持这样的地位，他自然要稳定海外各国的关系，建立藩属关系自然是首选。

而事实上，钱镠和朝鲜半岛的联系时，那时唐朝还没有灭亡，可谓是五代十国中最早的。

钱镠的海外贸易都多对北方的，如契丹、渤海和朝鲜半岛。

可以说吴越的航海使得吴越更加富庶，这份富庶使得他对后梁后唐等北方五代称臣是，朝贡无数，北方五代也因为这份巨大的朝贡利润，对钱镠的僭越也多是口头批评而已。

“于梁室，庄宗中兴已来，每来扬帆越海，贡奉无阙，故中朝亦以此善之。”

后唐明宗曾对钱镠称吴越国王后各种僭越极为不满，下令削去封号，在钱镠上表请罪后，又重新授予他吴越国王称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