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峰说音乐不应涉及道德和是非，太“罗刹海市”

被网友视作刀郎四大“仇家”之一的汪峰，终于憋不住了，发了一条20多分钟的视频对《罗刹海市》进行回应，但其观点再次让人大跌眼镜，居然说什么音乐就是音乐，不应涉及是非和道德。

如果真的没有了是非和道德，那么请问，音乐还能干什么？音乐将成为一个什么东西。

我在前面已经分析指出，《罗刹海市》之所以现象级爆红，根源是其反精英主义的旨趣深深打动了广大网友的心，而纷纷自发传唱、改编。而汪峰的回应则再次证明，他真的很精英、很专家、很罗刹。

当今的精英主义者、专家主义者们，所信奉的核心教条之一，就是反道德、反是非，他们认为，存在着一个个脱离道德，甚至脱离人世的，“客观性”的、技术性的“专业领域”，包括艺术、音乐。

汪峰所秉持的，就是这一教条。

“朋友来了有好酒，若是那豺狼来了，迎接它的有猎枪”是《我的祖国》的一句歌词，这是否是道德和是非判断？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我们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是我们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包没包括道德和是非？

这些歌曲之所以成为经典中的经典，根源就在于其中的道德和是非感，激起了人们的强烈共鸣。甚至这种共鸣是跨时代和跨历史的。

而中国戏剧中的经典曲目，都是抑恶扬善、弘扬正义的，尤其是作为中国第一大剧，流传于中国中原地区的豫剧。从这个意义上说，戏曲实际就是民间版的“四书五经”，是中国“礼乐”文化的现代遗存，有着重要的教化功能。

因此，音乐不仅要传达、表达道德和是非，而且道德和是非是音乐的核心灵魂。没有道德和是非的音乐，就是没有灵魂的靡靡之音。这样的歌曲得以流行才是社会的倒退和人性的沦落。

汪峰的《春天里》之所以被旭日阳刚唱火，原因也是在于，被经过了再加工，将本来的小资歌，改成了民工歌。这个改造的过程，实质上就是注入了道德和是非因素：对城市里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底层打工人的关怀。

遗憾的是，缺失道德和是非感的汪峰是看不到这一层改造的，而执着和孜孜于利益和版权。禁止旭日阳刚唱《春天里》，意味着让所注入的道德和是非因素又被抽出，这首歌也重新回归小资歌。

中国是人类历史上研究的最早也是最深的文化，事实上，中国也是唯一真正理解音乐本质的文化。

遗憾的是，现在中国有很多音乐人，只知西方对音乐的理解，而不知中国传统的，于是，就导致汪峰式的，无道德、无是非的精英主义、专家主义的音乐观的出现。

早在4、5千年前，中国古圣人就看到了音乐的表达道德、是非情感的功能，并且基于此，将音乐当成教化人心的工具，和“礼”一起共同组成“礼乐制度”，这是夏商周三代的制度模式。

既然音乐是基于道德和是非而教化人心的，因此，编写音乐的人一定只能由道德水平最高的人来承担，他们都是有德有位的圣人，这就是所谓的“圣人制礼作乐”。

以此标准，不讲道德和是非的汪峰之流，是没有资格充当“音乐人”的。

后来《礼记》中，专门有篇文章《乐记》，对中国传统的义理式的音乐观进行了概括总结。

《乐记》说：“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声噍（jiào）以杀。其乐心感者，其声啴（chǎn）以缓。……”

“凡音者，生于人心者也。乐者，通伦理者也。是故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是也。”

声和音的区别是，声是物理上、技术上的声音，音则是由声所传达的情感。而乐则是音中所包含的义理。

也就是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音乐也是“文以载道”的，乐是道，声音是文。

当前中国文化中的基本矛盾和根本问题是，中国在学术层面否定了自身的传统文化，而系统性引入现代西方文化，以自身的传统文化为丑，以外来的西方文化为美，这实际上就是《罗刹海市》所讽刺的颠倒是非、美丑。

这是精英主义、专家主义横行的根源所在。那些精英和专家们，可以堂而皇之地否定和嘲笑道德，以无德为美，以道德评判为丑。

汪峰对刀郎新歌评价再次证明，当下中国的确有一部分人已经深陷罗刹国而不可自拔，也不自知。

中国的确需要一场文化反罗刹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