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旧中国娼妓，吸毒，赌场、花子房泛滥

戴春同志在《洮南文历资料中》写道：

1904年洮南设治建村，妓业亦如影随形接踵而至。1910年开始有三名妓女来洮租屋营业；1927年短短15年间，洮南操妓女业者猛增至 4 004人，其中注册妓女800余人。仅次于工界7 200人，商界5600人。当时洮南的东、西市场，七间房、升平里馆堂相接、班阁林立，背街娼馆营业。据记载，当时升平里有“桂仙班”、“茶喜阁”等43家，北市场有“全乐堂”、“同乐堂”等30余家，1927年西市场落成，从各处迁去妓馆51家。当时的瓦房镇尚有两家妓馆，妓女最多时213人。

随着经济的畸形发展，妓女业亦如癌瘤恶性膨胀。外地妓女纷纷涌入洮南。1927年4、5两个月就有20批 100名妓女来洮营业。来洮的妓女在“妓业申请书”中“来洮经营原因”一栏里均写“闻洮兴盛来洮营业”。妓女纳税始于1914年7月。洮南妓女初分三等，按月纳税。一等奉洋 2元，二等 1.5元，三等1元；1927年因奉票贬值，改以现洋为本位,一等 1.2元;二等0.8元,三等0.6元,四等0.4元;仅1927年1月至 1928年6月,18个月妓捐高达奉洋 403718.33元。

沦落风尘者多为良家女子。一为拐骗卖入妓馆被逼为娼。1914年七月初三，山东削滕县耿四喜，时年19岁，被人犯子宋宝珍拐逃至长春，后以420元身价卖到洮南七间房妓馆。

二为天灾人祸，贫不能支，被迫身入勾栏。1921年王绍停携其妻乔风楼由乌珠穆沁来洮经商，由于不善经营，生意赔累，债台高筑，无以为继，其妻乔风楼遂入青楼；

三为丈夫不务正业，家道中落被押为娼。1926年宋双翠因其夫吸毒嗜赌，家产罄尽，被其夫押入“群仙妓馆”。

洮南妓女分四等，等次之间身价差异甚大，妓女之间的酬金待遇也很悬殊。

班主对年轻俊美又多才多艺的妓女视为摇钱树，百般维护，曲意逢迎，玉堂锦衣，珠光宝气，出入则轿载车迎。对于年老色衰，身有疾病的四等妓女白眼相待。有暗疾(性病)或葵水来潮也被迫接客。为了生活不得不到街头拉客，或为班主开堂营业。绝大多数被班主卖给鳏夫为妻或逐出门外，沿街乞讨。

“九一·八”事变后，外籍妓女相继来洮，计有日、朝妓馆十余处，艺妓187人，供侵华日军淫乐。

1945年洮南解放之后，尚有十家妓馆，妓女33人。

三江平原佳木斯市，是我国北部接壤苏联的最大的一个城市。王志声在《佳木斯文史资料》上记载了佳木斯过去的娼妓史，他写道：

“民国十九年，(即1930年)11月，佳木斯市有87家妓院。不包括暗娼、野妓和“花店”。

这些妓院的名号一律落一个“堂”字，什么“玉卿堂”、“桂花堂”等。妓女人数，前查镇全计有妓女142名。

伪满时期，佳木斯改市，成为伪三江省会，妓馆有增无减，小的妓院由二、三人增至五、六人，大的妓院由五、六人增至十余人。这些妓院比较集中地设在北市场，而在西菜市、南市场、永安街等地，除中国妓院外还有朝鲜“料理”(妓院)、日本“料理”(妓院)。到 1945年日本投降前，佳木斯市料理的妓院已达到 100余处，妓女人数增至五百人左右。

妓院也分等级。根据妓女的容貌、年龄和妓院的卫生条件，设备条件，分为一、二、三等。

与妓院并存的还有“花店”。这个“花”字，是取“烟花柳巷”之义。民国20年，在佳木斯镇40家旅店当中，就有六家是“花店”。这是公开的暗妓，嫖客前来宿奸。

妓女分“自由身”，“半自由身”、“不自由身”。她们都是被迫为娼，而所处的条件和沦落的原因又有一些差异。

“自由身”，是所谓“自愿”为娼，并与“掌班”的老鸨订有“借地生财”的合同的妓女。这些人在妓院接客，遵守妓院规定，收取嫖客的费用，按合同的比例与妓院分红。她们不受掌班的多方拘管，并在合同期满时不必赎身便可择偶、“从良”(嫁人)，或者另选妓院去“借地生财”。

“半自由身”是高利贷的抵押品。这些人多因天灾人祸，父母或丈夫吸毒，好赌，家庭破产，借贷无门，走投无路，才将她们押在妓院，由妓院借给高利贷。容貌俊俏的，可将为娼的十分之八，九抵作贷款利息，剩下的十分之一、二交给主家或逐步还本。

“不自由身”，是被人卖给妓院的。这些人多系良家女子，有的是被人拐卖，有的是被人抵债，也有的是被恶霸霸占，被流氓玩弄之后又被卖入娼门。

小妓长到十二岁，就要“出盘子”。“出盘子”是侍候嫖客喝茶，聊天，寻开心。尚未成人的小女孩，必须任凭嫖客接吻、揉捏、摸摸索索。由于天天接触男性，这些小女孩个个早熟。

当少女达到早熟的时候，掌班的便要寻个肯出大钱的嫖客给她“破身”。小女“破身”这一次便可以给掌班的挣一大笔钱。因此，掌班的便不惜采取任何手段进行威逼。

女子总是青春易逝；况且在妓院遭受蹂躏的女子，长到三十几岁便已进入人老珠黄阶段。这时候，能够廉价赎身，弃娼“从良”的，无论如何也算最好的下场。有的身患梅毒或吸毒成瘾，降低身价继续为娼，到头来不是死在娼院，便是流落街头，无人理睬，下场极为悲惨。

妓女还要受老鸨的严格训练。从故作媚态勾留嫖客，百依百顺取悦嫖客，一直训练到淫技巧，要以能够拉到“回头客”为合格。

最不人道的是不准妓女生孩子。那时还没有绝育手术，老鸨只能弄些含有毒性的汤药、药丸给妓女强行服用，或者弄点水银、麝香浸泡一根细绳给妓女扎在腰上。有的妓女用药无效，真的怀孕，便要强行堕胎，造成致命的创伤，甚至人身死亡。

按妓院的规矩，妓女在行经期，只许在经血正旺的日子休息一天，其余时间要照常接客，“出盘子”仍要照常。由于行经期接客，往往造成各种妇女病，出现腹痛，发烧等病久治不愈。有的妓女还因此造成月经突停，甚至闭经。

带病接客更为残酷。妓女生病，各种慢性疾病自然不在话下，即便是重感冒发高烧，也要强打精神应酬嫖客。这对妓女来说，忍痛逢迎，“笑在脸上，哭在心里”，甚至要在昏迷状态中听任嫖客摆布，已是十分残酷。而加倍残酷的则是身带各种性病，还要坚持接客。

由于妓女频繁接客，很容易染上梅毒、下疳、外伤、淋病等等。

同娼妓一样，污染社会的是吸毒的大烟馆，赌场，乞丐们窝藏的花子房。凌盛霜同志在《黑龙江文史资料》上记叙了依兰县大烟馆的情况：

大烟即鸦片，又名阿片，是用罂粟果实中的乳状汁液制成的一种毒品。在日本军国主义侵占东北时期，官府名义上把大烟列为违禁犯私的毒品，实际却指定县份强迫老百姓大量种植罂粟，收获后由政府专卖局统一收买经营，公开设官办或私人烟馆。

日本军国主义侵占依兰的第二军，就可以公开设大烟馆，连抽代卖都不犯法。当时不到二万人的依兰县城，就开了七家大烟馆。正大号，大街两头有天雨金，乡村公所，如宏克利、团山子，也设有烟馆。

街内的大烟馆一般都有两栋房屋(烟灯、烟枪、烟签)，有供茶水和看灯的(来回端盘子、算帐并照管抽烟的人员)。第一栋房内是大长炕，炕里放有躺着抽大烟的枕头。到这屋里抽烟的，都是收入不咋样的瘾者。屋内空气混浊，鸦片烟雾弥漫。吸烟人躬身侧卧，聚精会神，对着烟灯滋滋地抽。同来的俩人用一盏大烟灯，面对面躺着，边抽边唠。这些人刚进屋时，就像遭雷打了似的，一个个蔫不唧的，有气无力，萎靡不振，等抽完大烟，精神十足，三吹六哨，完全变成另一个人。

第二栋房内条件比较好，都是单间，烟具也比较讲究。除有看烟倒水的人员外，还有女招待，抽烟人可随意叫她给烧烟，陪着抽谈玩闹，在单间里鬼混一番。因此到这屋里抽烟的目的不一，有的是纯粹的瘾者，抽完就走；有的酒余饭后，到这里解酒玩闹；有的是花花公子，三俩一伙抽烟取乐，逗引女招待；有的以抽烟为媒介，边抽边商量事情；也有的因伤风感冒或泻肚，专来治病等等。这些人成份复杂，各阶层的人物都有，如军警宪特，土豪劣绅，公教人员，流氓市侩和浪荡公子等，真所谓三教九流，五行八作，样样俱全。另外还有专以串烟馆为生的小贩，手携提盒，卖瓜果梨糖和简单吃喝。

一个大烟份两角钱，一般两三个不会抽烟的人，领一两个大烟份，就可以在烟馆里混很长时间。看灯的还随时给抽烟的打个手巾把，擦擦脸手，振作振作精神，临走算帐收小费，给否或给多少随便。像上边说的来烟馆玩阔的，给小费较多，临走时看灯的高喊××爷赏给小费多少，接着屋内所有烟馆服务人员一齐拉长腔回喊一声“谢”。

烧大烟的过程实质是在灯头上烤大烟。首先将大烟份蘸点水或唾液，把包纸浸湿后从烟份上扒掉，再用烧热的烟签将大烟棒插放在灯火上端烤成胶糖状，散发出一种特殊的香味。然后将一份烧好的烟份捏成五、六段，把其中一段(一口)放在手指上滚成枣核形状，贴插在烟斗的小孔上。待烟泡干凉后，将烟签子抽出，抽烟者一手持烟枪佛手将烟泡对灯火上烤，另一只手拿烟签子往烟斗眼处拨弄，同时用嘴从烟嘴往肚里猛吸，这就是抽大烟。

鸦片瘾者犯瘾时，眼泪、鼻涕、哈欠、口水不断、身子瘫软如泥，时间久了面黄肌瘦，懒惰成性，不能劳动。一般瘾者开始是抽，抽不起就喝，喝不起就打大烟针。待到这步田地，不消多久就会死去。尤其是每到冬春时节，一些骨瘦如柴，无家可归，打大烟针的烟鬼，披着麻袋片，倒在街道，成了“抱路倒”。日本军国主义用这种慢性无形的毒辣手段，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不知坑害多少中国人！

据《洮南文史资料》记载：洮南放荒后，即有人种植罂粟以谋暴利。1906年达34亩，后被禁止。但是吸毒之风并未禁绝，商户设馆营业。中华民国时期曾多次明令禁烟，但“私自开灯者遍及全城”。1923年警长张宝东、孙汉臣、商人白秀峰平日私卖鸦片，随便开灯，官府不能禁。

日伪时期，对鸦片实行专卖垄断。1936年洮南有烟馆6处。

公办烟馆设于翟公甫院内。

私人烟馆有“辅盛和烟馆”，馆主张辅臣，位于富文街，“和记烟馆”，馆主董秀峰、位置在七间房；“嘉宾烟馆”，馆主王岳山，位于升平里路南胡同；“万金烟馆”亦称“万金零卖所”，馆主郑万金，今商业街中段路东；“东邦烟馆”，馆主王绍山，位于北门里。一些烟馆设有女招待，陪烟兼卖淫。

鸦片烟毒甚大，一旦沾染此习，久之家道中落、卖产卖妻，每至隆冬，常有烟倒浮尸沟壑。当时有“大烟叹”讽喻此事。

大烟坑人真不浅，犯瘾实在难。举步两腿酸，打哈哧，泪涟涟，美味佳肴不想餐。受尽皮肉苦，针眼黑一片，娇妻枕边劝，心中不以为然。致使那亲朋好友远离不敢近前。

赌博也是东北黑社会留下的一大公害。

1934年，为纪念伪满康德10周年，在哈尔滨太平路办了可容纳数百人的大赌场。

戴忠祥在一篇资料中写道：随着洮南设台，经济繁荣而有增无减。清政府、中华民国、伪政权曾明令禁赌，却禁而不止。一些军警宪特还与赌棍串通一气，设赌抽头。发展到1927年，则由暗赌转为设立公开的赌场。

1927年张海鹏的长子在“正美香”道东设赌场一处。赌场内设有宝局、排九局，赌徒们只要用钱买了筹码即可入局豪赌。旧洮南关于赌场的轶闻颇多，选录一则。

1936年，洮南县向伪龙江省申报为治安模范县。所谓治安模范县是无吸毒，无赌博，无暗娼、犯罪率下降。伪龙江省警务厅派员到洮视察验收。正在检查团莅洮查之日，其人(此人尚健在)向警署报案，旧军官葛兴武设赌抽红。警署当局闻讯后羞恼成怒，这无疑是给“治安模范县”抹黑。当即抽调二十余名警官前去缉拿。

葛兴武何许人也?此人曾在张海鹏儿子手下任副连长，是张的心腹。妻妾成群，尤其是三姨太手使双枪，百发百中，无人敢惹。警署迫于形势不得不前去捉拿。到了葛兴武家门前，警官李英先开枪示警。他既不朝天放枪，也不冲地开火。却挥枪旁去，将站在东院窗下报案人的妻子当场打死。枪声一响，葛兴武及众赌徒从后门逃匿，警察虚张声势，无功而归。报案人的妻子亦按误伤处理，不了了之。这并非误伤，实乃警署恨其人多事，为当局脸上抹黑，故开枪将其妻打死以儆效尤。

东北城乡到处都有要饭花子，乞丐，因此城市、县镇都有花子房。据戴忠春在《洮南文史资料》中记载：

解放前，洮南城内先后设立两处花子房。花子房由花子头向县政府申请设立，供过往乞丐留宿落脚。

花子房人数时多时少，随来随走，亦有长住花子房的，花子除花子头外，亦分等级，以手中所待物件加以区别，依次为“哈拉巴”“渔鼓”“沙拉鸡”(竹板)，孔、孟、颜、曾四姓花子，有的则效法上古之风，用破竹篮子，里面放一破葫芦瓢，仿效颜回“箪标饮”。

花子都要听花子头的管束。花子头有知县签发的许可证，权力象征是黑驴皮鞭子，粗可盈握，长六、七尺。花子闹事，打死铁论。富商巨贾或乡绅显宦办红白喜事或开张营业，均要把花子间请去，花子头挂鞭子挂在门的一侧，警告花子不准闹事。如对花子头不巷敬，花子头则怂恿花子寻衅闹事。建国初，洮南城李某办事，在饭店预订酒席，还没开宴，一群花子即接二连三前来上礼，金额 500元1 000元不等(旧币，相当于人民币五分、一角)。按风谷，上礼不拘多少，都要同其他宾客一样，一视同仁。后经人调解，另设一席才算了事。花子也有规矩或厝律，红白喜事不能像其他人那样稳坐就餐，而是端着饭菜或席地而坐或蹲或站，吃完就走，以示不忘本色。

花子是流氓无产者，花子头却是剥削者，凡是住花子房的花子，所要钱粮，均要给花子头一部分，以示孝敬。除此之外，花子头还有多种收入，如办喜事为新郎十字披红；办丧事为人系孝绦，辞灵时扮大鬼拦路等，均有可观的赏赐。商会还定期给花子头一定例钱，并白供吃喝，锡得花子骚扰商家。洮南有一们花子头两房老婆 三人均吸鸦片，由此可以看出花子头的地位与经济来源。

这些残酷的事实，说明旧中国是一个娼妓盛行，吸毒的大烟馆遍地可见，赌场、花子房泛滥。可知社会之黑暗龌龊，政治腐败，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社会需要改良。

摘自刘小艺《大东北剿匪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