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大历史长镜头：见证一代伟人指挥人民军队打胜仗

第一军情作者：贾永

1976年9月9日，一代伟人毛泽东与世长辞。

47年前的同一天，34岁的毛泽东正在湘赣边界发动秋收起义。那一天，是农历八月十四，中秋节的前一天。

【长镜头一、铸魂】

1927年9月9日，南昌起义40天后，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第一次亮出中国共产党的旗帜：“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

一个月前召开的“八七”会议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接替陈独秀主持中央工作的瞿秋白原本希望毛泽东到上海的中央机关，毛泽东回答：我不愿去住高楼大厦，我要上山结交绿林朋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句名言，就是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提出的。

然而，秋收起义不到10天，起义军就连遭失利，队伍从5000人锐减至不到1500人。红色的火炬，面临熄灭的危险。

秋收时节暮云愁。从南昌起义到秋收起义，接连的失败证明，面对悬殊的敌我力量之比，以城市为中心的苏俄式暴动之路，在中国根本走不通。

革命之路，路在何方？

生死攸关时刻，毛泽东顶着巨大压力断然决策：放弃攻打大城市，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山区农村进军。

1927年9月20日，湖南浏阳县文家市里仁学校大操场。毛泽东向起义军讲了这样一番道理：我们当前力量还小，还不能去攻打敌人重兵把守的大城市，应当先到敌人统治薄弱的农村，去保存力量，发动农民革命。“我们现在好比一块小石头，蒋介石反动派好比一口大水缸，但总有一天，我们这块小石头，一定要打烂蒋介石那口大水缸！”

引兵井冈山，这是一条曲折之路，更是一次艰难进军。

失败的阴影如同弥漫在罗霄山深处的浓雾，笼罩着士气低落的队伍，打骂士兵的旧军队习气滋生蔓延，刚刚放下锄头拿起梭镖的农民纪律松弛，成批成群的官兵四散而逃。

乱云飞渡仍从容。就在开赴井冈山的过程中，毛泽东力挽狂澜，人民军队建设史上一个又一个“第一”相继诞生。

1927年9月29日深夜，毛泽东在江西永新县三湾村协盛和杂货铺主持召开中共前敌委员会扩大会议，决定对这支快要垮掉的队伍进行整顿和改编。

第二天一早，三湾村头一棵古老的枫树下，毛泽东说，想留的留下，不想留的可以走，视路途远近发路费，将来愿意回来还欢迎。

700人选择留下来。毛泽东宣布：

第一、把部队由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这便是“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第二、班排建立党小组，连队建立党支部，营团建立党的委员会；连以上各级设党代表。一切重大问题，须经党组织集体讨论决定。第三、部队内部实行民主制度，连以上建立由士兵选举的各级士兵委员会，参与行政管理和经济管理……

这就是著名的“三湾改编”。人民军队历史上一项伟大创举——“支部建在连上”由此开始。

半个月后的一个夜晚，湖南炎陵县水口镇叶家祠小小的阁楼上，留下了人民军队又一重要瞬间——毛泽东亲自在“红一连”发展新党员，建立人民军队第一个连队党支部。6名战士跟着毛泽东举起了右拳：“牺牲个人，努力革命，阶级斗争，服从组织，严守秘密，永不叛党。”

这6名新党员，后来3有人牺牲、1人病逝。幸存的2人，为后来的开国上将陈士榘和开国中将赖毅。当这些年轻士兵激动地许下这一生最重要诺言的那一刻，也许没有想到，人民军队从此翻开崭新篇章。

又过半个月，毛泽东对初上井冈山的红军宣布三条纪律：行动听指挥；不拿农民一个红薯；打土豪筹款子要归公。第二年1月，毛泽东又提出6项注意：上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这就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前身。

时年25岁的罗荣桓就在这支队伍中。这位后来的元帅说，“三湾改编”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实际上是我军的新生。当时，如果不是毛泽东同志英明地解决了这个根本性的问题，那么这支部队便不会有政治灵魂。

发生在罗荣桓身边的两件事，折射出这支有了政治灵魂的队伍的脱胎换骨。

此前，担任连党代表的罗荣桓提着一支装着大洋的箱子行军，翻越大山的时候，两个士兵提出帮他扛箱子，连说带抢地把箱子拿走了。晚上宿营，罗荣桓去找这两个士兵，两人已经逃之夭夭。“三湾改编”后，已是营党代表的罗荣桓率队远赴湖南桂东作战。一天夜里，突遭敌人袭击，队伍只能分散突围，到达汇合点清查人数，只走丢了一个担架兵。几天后，当队伍回撤井冈山，罗荣桓惊奇地发现，那个担架兵早已返回了山上。

大浪淘沙，淬火成钢。人，还是那批人；枪，还是那批枪，队伍却从此变了模样。

历史时有惊人相似。几乎在同一时期，41岁的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余部也在生死存亡间苦苦寻求革命道路。三河坝之战，朱德指挥分兵后的3000人阻击敌人，血战三天三夜损兵过半，队伍行至赣南大余，饥饿疲惫的士兵哄抢了县城里的当铺。历史上，多少农民起义军就是这样垮掉的。

万分危急关头，朱德命令团党代表陈毅把部队拉到城外集合。陈毅高喊：“站队！站队！”

第一个站到陈毅面前的，正是朱德。

朱德说，要革命的跟我走！俄国在1905年革命失败后，是黑暗的，但黑暗是暂时的。到了1917年，革命终于成功了。中国革命现在失败了，也是黑暗的。但黑暗也是暂时的。中国也会有个“1917年”的。

当时的队伍中并没有几个人知道1905年的俄国革命，但一双双年轻的眼睛却从这位舍弃高官厚禄投身革命的长者的坚定目光中，感受到了信心和力量。

1927年12月1日，40岁的蒋介石与29岁的宋美龄举行盛大婚礼。上海大饭店宾客如云，蒋介石得意之情溢于言表。这时的蒋介石已经不把共产党放在眼里了。在他看来，共产党发动的几场武装暴动翻不起多大的浪花。可蒋介石做梦也没有想到，千里之外的罗霄山腹地，一支后来让他的国民党军闻风丧胆的红色队伍，马上就要横空出世了。

【长镜头二、寻路】1928年4月28日，朱德率部与毛泽东会师井冈山，当时全国工农武装中规模最大、战斗力最强的“朱毛”红军由此诞生。

毛泽东找人连夜做了一套灰布军装，换下长布衫，背上枪，下山迎接朱德。据说，崇尚“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毛泽东，一生中只有这一天背过这一次枪。

宁冈龙江书院，两双大手紧紧握在了一起。

这一天，是谷雨过后第八天。

“谷雨过后再无寒，人间芳菲已向暖”。改编后的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

“第四军”番号是朱、毛商定的。是时，全国的红色队伍尚没有统一的序列。后来，人们给出的解释是：“朱毛”部队主要来自北伐时期被誉为“铁军”的第四军，为传承“北伐”战斗精神，故称“第四军”。

这一年，朱德42岁，毛泽东35岁，正值人生壮年。两人从此开始了近半个世纪亲密无间的合作，以至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朱毛”被外界认为是一个人。

时间，静静流淌。起初小心翼翼打量着这支队伍的山里人发现，眼前的队伍，与他们以前见过的军队有天壤之别：朱军长与挑夫一起挑粮上山，毛委员和群众一起插秧收割，官兵们帮农民耕作，帮年老体弱者砍柴，买米买菜如数付钱，借宿有年轻姑娘的人家从不骚扰……渐渐地，方圆几百里的年轻后生集合到了这支队伍之中。

官兵一致、军民同心，让这支虽然弱小却信念坚定的队伍，在莽莽群山之中深深扎下根来。

1928年6月18日，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近郊召开。共产国际书记处书记布哈林还在为俄国的经验不能完全被移植到中国革命之中而遗憾，他甚至担心，“中国的红军会把农民的最后一只老母鸡吃掉”。

以俄为师，并不意味着复制俄国革命的道路。令万里之遥的共产国际无法想象的是，尽管红军正在遭受重重“会剿”“围剿”，深深植根于农村和农民之中的“朱毛”队伍依然风生水起。

罗霄山脉，竹涛阵阵。万山丛中，旌旗猎猎。人民，成了红色队伍的再生父母。五百里井冈，成为养育中国革命的第一块农村根据地。

从井冈山出发，“朱毛”一同领导创建中央苏区根据地和反“围剿”，一同指挥长征、抗战、解放战争，又一起在21年后登上天安门城楼……烽火岁月里，他们把“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战术原则发挥到了极致。 这，就是“毛泽东的战术”。

1965年5月，毛泽东重上井冈山。夕阳西沉，远山如血。登上黄洋界极目远眺，毛泽东思绪万千：“风雷动，旌旗奋，是人寰。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

1976年元旦，毛泽东这首《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公开发表，九十高龄的朱德聆读再三，欣然不寐，在病榻上写下了这样的诗句：“昔日上井岗，革命得摇篮。千流归大海，奔腾涌巨澜……”

【长镜头三、涅槃】如同通向罗霄山巅的崎岖小道，造就一支新型军队的过程，不会是一片坦途。

1929年1月，从井冈山游击赣南的红四军在瑞金城北大柏地大获全胜。然而，一场战斗的胜利并不能掩盖存在的问题。“三湾改编”之后，这支队伍开始拥有灵魂，但一支军队的“铸魂”过程，却远非赢得一场战斗那么简单。

打下闽西古城汀州，红军筹集到5万银圆，旧式军队“打家劫舍”的气息开始弥漫。

这年5月，一位名叫刘安恭的中央特派员来到红四军，他指责毛泽东“自创原则”，提出实行“完全选举制度，使党内负责同志轮流更换来解决纠纷”。

在这样的背景下，6月22日，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在福建龙岩召开。“争论”的最后结果是，给毛泽东严重警告，给朱德书面警告。失去了前委书记一职的毛泽东，被迫离开红四军到闽西养病。

红四军又召开了“八大”，结果争论依旧、问题依旧：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等思潮卷土重来，打骂士兵、枪毙逃兵等旧军队习气再度抬头，创建根据地工作也一度被放弃。更为严重的是，动摇了“党指挥枪”原则、忽视了赖以生存的根据地建设的红四军连战连败。刘安恭也在战斗中牺牲了。

新当选的前委书记陈毅，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几经周折，他来到上海向中央汇报。分管军事工作的周恩来以中央名义，旗帜鲜明地肯定了毛泽东建立农村根据地的思想和建设一支新型人民军队的主张，明确指示维护“朱毛”领导，毛泽东“应仍为前委书记”。

在周恩来指导下，陈毅起草了《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这就是“九月来信”。

消息传来，已是菊花怒放的时节。毛泽东登上上杭城里的临江楼，心情一如秋日晴空，挥笔写下《采桑子·重阳》——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

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胜似春光，寥廓江天万里霜。

毛泽东没有想到，这期间还发生了一段“插曲”。共产国际英文版《国际新闻通讯》发了一则简短的讣告：“中国游击队的创立者和中国红军的缔造者之一的毛泽东同志，因长期患肺结核病，而在福建前线逝世。”

返回红四军途中，毛泽东得知这一“噩耗”，不禁开怀大笑。

风雨过后是彩虹。趟过坎坷的山路，中国革命又见平川。

1929年11月23日，朱德率红四军再占汀州。11月26日，毛泽东从上杭赶赴汀州城。老友见面，分外欣喜，毛泽东说：“朱毛，朱毛，毛不离朱，朱不离毛。”

11月28日，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决定：正式召开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

5天之后，红四军开赴连城新泉，进行著名的“新泉整训”。毛泽东与陈毅主持政治整训，朱德主持军事整训，为红四军“九大”召开奠定思想基础。

毛泽东起草了会议决议主要部分的初稿，让大家用半个月时间，逐条讨论修改。他要做一篇大文章，回答一个共产国际和当时的中央都未能回答的重大问题，这就是：如何使一支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绝大多数的队伍脱胎换骨，真正建成中国历史上不曾有过的、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的新型人民军队。

正值初冬，新泉河畔，宜人的温泉水消除了红军战士连绵征战的疲劳。毛泽东在过去制定的“三条纪律六项注意”——“上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的基础上，又新增加了两项注意：“洗澡要避女人”“大便找厕所”。至此，“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初步成型。

风云突变。国民党攻占长汀，直逼新泉。为确保会议安全召开，红四军移师山区小镇古田。

古田，位于福建上杭、龙岩、连城三县交界处，群山环抱，易守难攻。红四军前委、政治部和司令部设在八甲村，四个纵队布防于周边的赖坊、竹岭、溪背、荣屋四个村庄，成烽火连台、犄角拱卫之势，随时拒敌于古田之外。

深夜，古田“松荫堂”灯光闪烁。思重千钧的毛泽东甚至忘记了刚刚过去的12月26日，是自己的生日。

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古田召开。

那是南方少有的大雪天气。廖氏宗祠厅堂里，烧旺的炭火映红了人们脸庞。毛泽东的建党建军思想在实践的检验中得到了全体代表的拥护。

会议通过的《古田会议决议》，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规定了党对红军实行绝对领导的原则，规定了红军中政治机关和政治工作的地位，规定了红军处理内外关系的准则……

一周之后的1930年1月5日，毛泽东在古田留下了又一篇著名文章：《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黑暗，遮不住如炬的目光。从南昌起义、三湾改编到古田会议，毛泽东脑海中，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蓝图已然形成，这便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

朱德、陈毅率领红四军主力先期离开古田，转战赣南。毛泽东则率领另一部阻击龙岩方向来犯之敌。两路大军调动敌军狼奔豕突，国民党“三省会剿”被彻底粉碎。望一眼万山丛中的猎猎战旗，毛泽东欣喜高吟：“山下山下，风展红旗如画。”

思想建党、政治建军。从此，红军队伍凤凰涅槃，浴火重生。

【长镜头四、炼狱】

至1931年秋，“朱毛”红军接连粉碎国民党军队三次大“围剿”，把赣南、闽西两块根据地连成了一片。面积8.4平方公里、总人口453万的中央苏区，成了蒋介石的“心腹之患”。

也是在1931年，27岁的王明执掌了中共中央领导权。

连红军是什么样子都没有见过的王明，以他在苏联课堂上听来的所谓马列理论，开始驾驭出生入死的红军。他的第一个动作，就是向中央苏区派出代表团，排挤毛泽东在苏区的正确领导。一年之后又排斥毛泽东对军事的正确领导。1932年10月26日，因病在长汀福音医院治疗的毛泽东，被撤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失去了对自己亲手创建的红军的直接领导权。

然而，仅仅过了几个月，口口声声指责毛泽东为“山沟里的马列主义”的临时中央便在大城市无法立足，不得不从上海迁往苏区。

接着到来的还有一位中文名叫李德的德国人。尽管共产国际派来的李德既不精于军事更不懂中国实际，当时的中央主要领导人博古却把这位洋顾问奉若神明，将指挥大权拱手相让。

动用50万重兵发动第五次“围剿”中央红军的蒋介石，请来的军事顾问也是一位德国人。正当这位名叫汉斯·冯·塞克特的前德意志国防军总司令出谋划策，让国民党军队在苏区周围建起3000个碉堡、步步缩小包围圈的时候，李德却命令几乎没有任何重武器的红军与国民党打硬碰硬的阵地战、堡垒战。

脱离实际的瞎指挥，使得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一败涂地。1934年雁阵惊寒的10月，中央红军被迫踏上长征路。此后一年之内，红二十五军、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六军团，也是因为没有打破“围剿”，不得不撤离各自的根据地，突围转移。

同样是因为脱离实际的瞎指挥，长征之初，中央红军撤离的队伍长达90公里，大搬家式的行军捆住了红军的双脚。湘江之战，8.6人的大军在血战五天五夜后锐减至3万余人。

战死者的鲜血引发了生者的反思。在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上，刚刚度过41岁生日的毛泽东重掌指挥权。平均年龄34岁的20位与会者，在党和红军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独立自主地选择了党和红军的核心，也将中国的命运从此掌握在了自己手中。

3万:40万，这就是遵义会议后、四渡赤水前，中央红军与国民党追剿军之间的力量之比。人均枪不足一支、弹不到三发，红军需要枪支弹药、药品食品，更需要一场鼓舞士气的胜仗。

在川、黔、滇边界的崇山峻岭间，毛泽东上演了军事生涯中最具光彩的篇章：四渡赤水、威逼贵阳、虚指昆明、巧渡金沙……待到蒋介石如梦方醒惊呼“毛泽东回来了”，红军已经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巍巍雪山、穿越茫茫草地……处处是险境，步步生死关，靠着坚定的信念和坚强的意志，三支长征大军于1936年10月在西北会师。

一次前路渺茫的仓促撤退，变成了一场向死而生的进军；一段险象环生的艰难跋涉，变成了一部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这就是长征。张学良谈到与红军作战时，曾这样自问自答：谁能在缺衣少食、围追堵截中把这样的队伍带出来，而且依旧保持着昂扬的士气和强悍的战斗力？只有共产党的军队才能做到这一切！他们的队伍里没有官大官小之分，打起仗来争着往前冲。

走过万水千山，已经没有任何高山与大河能够阻挡这支队伍前行的步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的大本营从此奠基西北，党和红军挺进到了抗击外来入侵的最前线。

毛泽东说，长征一结束，新局面就开始了。

【长镜头五、淬火】全面侵华之初，骄横的日军并未将中国共产党的武装视为对手——刚刚经历过长征的队伍不足4万，不少士兵手中的武器还是大刀长矛。然而，他们忽视了这是一支历经九死而重生的队伍，忽视了这是一群血性迸发的年轻人。

“铁流二万五千里，只朝着一个坚定方向。首战平型关，威名天下扬……”

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第115师血战平型关，13公里的山谷中倒下了坂垣师团1000多具尸体。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首次遭到破灭。

23天后，第120师设伏雁门关，日军几十辆汽车在冲天大火中化为灰烬。日本要在“三个月内灭亡中国”的妄想，与雁门关下升腾的浓烟一起随风消散。

又过一天，129师再传捷报：第769团夜袭阳明堡，击毁敌机24架……屯居山西的日寇一时失去空中突击力量，不得不分兵防御后方。

八路军三个主力师以战斗姿态亮相抗战最前线，让不可一世的日军从此记住了一支勇敢的军队和一群浑身战伤的军人。

“故国旌旗到江南，终夜惊呼敌胆寒”。1万多名走出深山野林的游击战士组成新四军，30岁的粟裕率先遣支队初战卫岗，在日军眼皮底下打了一个漂亮仗。整整9年九死一生的残酷淬炼，这位南昌起义时的总指挥部警卫队班长，已成长为年轻的百战将星。

当整师整团的国民党军队潮水般溃退的时候，八路军、新四军朝着不可一世的日军迎头而上。

日军独立混成第四旅一名叫做香川孝志的伍长，做了八路军俘虏。他想自杀，做天皇的“护国之神”。这时，他发现了一本书——正是这本书，改变了他后来的命运。

“这本书不能完全读懂，但我看了一遍，如雷击顶，使我震惊。”令香川孝志所震惊的是，还在日军兵锋正盛的全面侵华战争第二年，书中已经预见到将来的战略大反攻了。香川孝志提出要见书的作者。

这本书就是毛泽东的《论持久战》。

在延安的窑洞，香川孝志见到了毛泽东，从此走上反战之路。

捍卫民族独立最坚定，维护民族利益最坚决，反对外来入侵最勇敢。敌后抗战，八路军伤亡34万多人，新四军伤亡8万多人。砥柱中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抗击着60%的侵华日军和95%以上的伪军，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游击队等对敌作战12.5万次，消灭日伪军171.4万人，其中日军52.7万人。

强敌，逼出能征善战的顽强队伍。抗战淬火，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军事思想日臻成熟，人民军队由铁成钢。

【长镜头六：奠基】解放战争的结局，从蒋介石执意发动战争的那一天起，就注定了。

蒋介石却似乎并不这么认为。到1946年6月内战爆发前，美国已经为国民党装备了45个师，运送了54万人到前线。就在毛泽东飞抵重庆的第二天，邀请他前来谈判的蒋介石竟将重新印发“剿匪手本”的密令发到了国民党各战区。

此时的国民党仅正规军就有430万人，而共产党的军队只有127多万。凭借兵力和装备的绝对优势，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刚刚更名为解放军的人民军队，要靠小米加步枪，与拥有美式飞机加大炮的国民党逐鹿天下。

解放战争之初，面对国民党军队的大举进攻，毛泽东果断决策：让开大路，占领两厢。

1947年3月，国民党重兵进攻延安。毛泽东置个人安危于不顾，留在陕北与敌人巧妙周旋，用世界上最小的指挥所，指挥决定中国命运的战略大决战。

蒋介石以“胜利者”的姿态来到延安，“巡视”毛泽东住过的窑洞。可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不到两年，人民解放军就攻占了他的南京“总统府”。

延安一座空城，换来了战略上的主动。战争头八个月，蒋介石以损失正规军71万的代价占领了解放区的50多座城市。

地盘越占越大的国民党被捆住了手脚，共产党却在轻装前进中越来越强。等到人民解放军开始战略反攻，双方力量对比悄然发生了变化。

随着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胜利结束，国民党军队主力在东北、华东和华北战场悉数被歼。22年间，国共两军的力量对比第一次发生逆转。蒋介石无奈写下“冬天饮寒水，雪夜过断桥”，黯然引退。

战场，锻造战将的熔炉。在解放战争各个战场上，指挥大兵团作战的解放军战将群星璀璨。人民军队摧枯拉朽，直插国民党政权的心脏。一面鲜艳的红旗，取代了南京城头的青天白日旗。

八面侵吞谋霸世，分崩颓势已难挽。9月22日，蒋介石从台北飞抵广州，最后一次来到珠江边上的黄埔军校；10月1日又在广州收听了新中国成立的实况广播。蒋介石想不通，到底是什么原因，使他在短短三年间输掉了他的军队、他的政权，也输掉了他赖以起家的黄埔军校。

带着这样的疑问，蒋介石在20世纪60年代要求他的黄埔学生对败退台湾进行检讨，得出的结论是：相比于中共军队，国民党军队为“六无”之军，“六无”的第一条就是“无信仰”。

没有信仰就不会懂得为谁而战，自然也就得不到人民群众的支持。而共产党的军队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把“人民”两字镌刻在了旗帜上：为人民的利益而战，成为这支军队的至高追求。

淮海战役第三阶段，支前民工与参战兵力之比为9∶1，88万余辆独轮车，为前线送去了足够当时的一个中等城市吃上5年的粮食。

“最后一碗米送去做军粮，最后一尺布送去做军装，最后一件老棉袄盖在担架上，最后一个亲骨肉送去上战场……”民心所向、民意所归、民力所聚，正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无往而不胜、无敌于天下的最大动因。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当成千上万的市民推开家门，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蒙蒙细雨中，马路两侧的屋檐下，一排排解放军战士抱着枪，和衣而卧。

解放大上海的主力部队为华东野战军攻坚劲旅第27军。陈毅命令部队“瓷器店里打老鼠”，宁肯多流血牺牲，也不使用重武器。

这一天的所见所闻，让早已准备迁居香港的著名实业家荣毅仁改变了主意：留在上海！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1949年10月1日，在人民解放军向全国进军的凯歌声中，天安门城楼前，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一个真正的人民当家作主的共和国诞生了。这是共产党从创建之日起就孜孜以求的梦想，也是党和她绝对领导的人民军队的初心。

这一天，离人民军队诞生22年又2个月。

此时，在一代伟人毛泽东身旁，站满了从南昌起义、从秋收起义、从广州起义一路征战而来的赫赫战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