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爷爷对邻居做的亏心事，父亲拉不下面子，30年后我来弥补

我爷爷出生在上世纪30年代，因为那时候我们家就是村里条件比较好的人家，爷爷从小就读了几年私塾，还学了算盘，算得上是村里一个能写会算的人。

到了五十年代，爷爷自己当家作主之后，虽然乡亲们都在同一个起跑线，但到底是头脑比较活络的人，又只生了我父亲一个孩子，所以条件也在村里算好。

对农村熟悉的人都知道，一个村子里人的基本都有点沾亲带故，我家的邻居同样也是一样。反正到我出生的时候，就管邻居的大爷叫叔公，他老人家和我爷爷是没出五服的兄弟，只是到我们这一代算是出服，就开始显得疏远一些。

叔公的家里条件一向不大好，经常来我家借点东西，反正柴米油盐里除了柴都借过。

不过因为我爷爷比叔公大，每年的大年初一，叔公就会从自己家里挑一担最硬实的干柴来给我爷爷拜年，一来也算是感谢，二来也算是给个好兆头。

所以，直到我出生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家和叔公的关系都很亲密，两家有什么事，都会彼此主动帮手。

叔公家虽然穷点，但好在人多，干起粗活来不在话下，很多时候都是父子一起上，我爷爷和我父亲对他们也很感激，经常主动接济一些吃的给孩子。

时间到了90年代，50出头的爷爷还是闲不住，刚好那时候农村的房屋翻建成风，把以前的老旧木屋或者土墙拆了，改建成红砖混凝土平顶房。

我们村里很多木板屋，那年代封山育林抓得很严，旧木材就很有市场了，不过一般都需要运到邻县的一个木材市场去。

我爷爷就看准了这场生意，反正那时候家里的事情主要就交给了我父亲，他老人家就一门心思在各个村里中寻找商机。

谁家的旧木屋想要拆掉了，他就会去说个价格买下来，然后叫车运到市场去，这一来一去就能赚不少的钱。

最开始的生意主要在别的村，后来我们自己村上的建筑也开始发动了，很多人家的旧屋子基本都交给我爷爷，一来是价格公道，更主要是形式灵活。

按照我爷爷的说法，那就是只要你提要求，基本都能想到折中的办法。有的人家图轻松，一口气指着木屋子让你说多少钱，连带拆下来都不插手。

有的人家则自己要留下哪些材料，剩下的才交给你去卖，所以会提出来自己动手。

这样的价格就不同，如果心思不够灵活，有时候不但不能赚钱，反倒还要亏本。

我爷爷也说，都是本村的人，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自己亏了还能去别的村上赚回来，反正就是不赚黑心钱，于是生意就越来越好了。

那时候，叔公的儿子读了高中也开始做生意，甚至一开始还找我爷爷借了本钱，自己赚了点钱之后，就想着把家里的房子翻修，三控旧木屋的理所当然就交给我爷爷处理，两兄弟坐在地坪里谈价格。

堂叔也很爽快，说这些年大哥你帮了不少忙，就随你说个价格好了，唯一的要求就是他家不插手，连拆屋子也全包了。

我爷爷还是给了一个公道的价格，毕竟，别人家的都不会胡乱压价，自家兄弟就更不会有那种想法了。

爷爷和叔公、堂叔在说价格的时候，我父亲他们都不在家，只有我刚从学校回来，也就陪着爷爷跟着一起听热闹。

只听得两个老人谈妥了价格和方式，堂叔还明确提出来，说自己的旧屋很老了，很多地方都有点腐烂，让我爷爷一定要注意安全，亲兄弟明算账，出了问题可是概不负责。

一切都谈好了，爷爷马上从家里拿了一千块钱给叔公，还说你这旧屋我看了一下，可能要折腾两三天，应该还能赚个两三百块。

叔公还在开玩笑，说你就是赚一倍也是你的本事，我可不眼红，但你要是赔了本，我也没得补的。

十来岁的我在一旁看热闹，说是不懂吧也知道点，说是知道啥吧，还真弄不大清楚。

第二天下了点小雨，爷爷叫的人到第三天才开始上房拆屋。一开始很顺利的，地上也堆了很大一堆木料，叔公还烧了很大一壶茶摆在地坪里，供干活的人喝。

但最后还是出了事，最外面一控的开扇垛应该是被雨淋过而腐烂了，叫来帮忙的人都有点不敢上去，一根最大的房梁拿不下来。

如果用安全的办法，就是把墙垛推倒，那根大梁就有可能摔断。爷爷不忍心浪费，在墙角看了很久，决定自己上去。

可上去没多久墙垛就塌了，爷爷摔了下来不说，还被那根大房梁砸在肚子上。

出了这么大的事，原本欢欢喜喜的气氛马上就成了丧事。

因为我爷爷是在叔公的房子上掉下来的，按照我们当地的风俗，尽管约定好了不需要主人负责，但东家一般都会负责起“衣巾棺木”，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装殓”。

叔公和我爷爷这么多年亲兄弟一样相处，谁也想不到会是这么一个收场，心里也很是悲痛，主动把自己的棺材抬了出来，请了八个劳力鞭炮喧天绕了一圈把我爷爷送回了我家堂屋。

我父亲一时间完全接受不了这个现实，嘴里一直在嚷着让叔公赔命，幸好被邻居们劝住，但两家的关系一下子就疏远了。

爷爷的丧事办完了，头七过后父亲就去和叔公商量善后，说是你家的旧屋我们也不要了，你把钱退回我们。

叔公也心疼我爷爷丢了命，虽然不是他弄的，毕竟是在他家的房子上闹出来的事，也一口答应退钱。

但叔公退回那一千块钱后，我父亲说还不够，因为请了好几个人干了一天活，还丢了一个人，你好歹也得赔点钱。

叔公一听就不干了，一来是家里也拿不出多少钱，更主要的是一旦真的赔了钱，那不就说明我爷爷的死和他脱不了关系？

就这样，我父亲和叔公一直僵在那里，即使后来村长出面说中也没说拢。而叔公旧屋拆下来的那些旧木材也不好处理，只能一直堆在地坪了。

客观地说，当时年纪不大的我，也认为父亲做得不是很厚道，但一来我还是个小孩，说的话也没有人听，二来也有一种胳膊不能朝外的心态。

这一拖就好几年，叔公家里的木材一直堆在那里，原本想建新房子的事就不了了之。

堂叔后来的生意越做越大，在省城开了一家建筑公司，干脆就在省城买了房，把全家都接到城里去了。

而后来我也考上了省城的大学，报道后不久，堂叔就带着叔公来学校找过我，叔公颤巍巍地掏出500块钱塞给我。

还说孩子啊，叔公真的对不住你爷爷，只是你父亲那硬脾气，这么些年都说不过来，我们原本是一家人，总不能让你家丢了人还丢面子，所以才搬到城里来的。

那时候，我和叔公应该也有好几年没见过了，突然间塞钱给我还真不想接。

只是堂叔在旁边说，我们知道你家现在也不缺钱，但这也是你叔公的一份心意，还是收了吧。

就那样，我收了叔公的五百块钱，但大学四年，我从来没有去过他家，尽管他好几次来叫我去玩。

再后来，我大学毕业了，一开始找了几分工作都不如意，后来就来到广东创业，也算是天促人愿，十年里就勉强打出了一片天空。

时间来到2016年，这些年里，我已经养成每年都回家过年的习惯，每次回家看到父亲，都会不由得想起爷爷当年和叔公的那段纠葛，偶尔也会小心翼翼地说起那回事。

经过30年的沉淀，父亲心里的忌讳也几乎没了，有一次终于和我说了心里话，说自己那时候也并非真的想诈你叔公的钱，只是想到你爷爷死得那么惨，总想着替他找补点什么回来。

也就是那次过年，叔公家的老屋意外地亮起了灯，这么多年来，还是第一次见到他家过年的时候有人。我心里很纳闷，就特意走到地坪边上抽烟，主要就是想听点动静。

只听得叔公的屋子里有人在走动，但并没有人说话，按常理来说，回老家过年肯定是人声喧哗，谁都想自己家里热闹一点的啊，这动静肯定是不正常。

我的烟快抽完了，也许是有人看到我烟头的闪烁，有人从屋里走出来，看那佝偻的背影，肯定是叔公无疑了。

我干脆叫了一声叔公，然后爬上那个土坎就到了他家的坪里，叔公显得有点惊讶，但随后还是和我打了招呼，我走过去扶着他的手，问他是怎么回事。

叔公叹了口气，只是摇头，看样子并不想多说什么。

我便把他扶进了屋，只见堂叔仰着头躺在沙发上，家里虽然发了炭火，但还是显得很冷清，只有堂婶起身给我去泡茶。

在我的追问下，才知道堂叔的建筑队出了事。

分包方跑路了，欠了几百多万工程款，几十个民工过年的工资都没有着落，堂叔把自己的房子都低价卖了，还是欠了一百多万工资。

可虽然自己是回来了，但这些民工都是跟随他多年的老伙计，过年拿不到钱，堂叔也是于心不安。

我听了一阵，便安慰堂叔不要急，问清楚至少还得一百万才能安稳住民工，便打了个电话给自己的公司，让财务给堂叔的账号上打了一百万，让他赶在过年前把工资都发下去，只要队伍还在，明年就还有翻身的机会。

堂叔和叔公听说一下子就拿到了一百万巨款，眼睛里露出希望的色彩，但马上又异口同声地问我说，这么多钱我们哪里敢要啊，如果还不上不就坏了你的事吗。

我安慰他说，听了你的分析，你的工程款明年应该跑不掉的，你大可以放心好了。

就那样，堂叔连夜就回了省城，第二天上午就把工资发完。民工们其实也知道分包方跑路的事，但看到堂叔这么讲义气，心里更加相信他了。

后来，堂叔的应收款在第二年上半年就收到了，虽然费了点周折，好歹算是圆满解决，也第一时间把钱还给了我。

我父亲知道我和堂叔的事情后，也没有说过什么应该不应该的话，只是叹了口气说，这样总算是还了那笔人情债。

从那以后，叔公就一直住在家里，甚至没有什么错的他还放下长辈的尊严过来向我父亲道谢。而我父亲也转过了那个弯，还对叔公道了歉，说自己当年也是蒙了心。

于是，我们两家的关系又恢复如初，一如爷爷当年在生时的样子，只是已经经过了30年的波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