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恩伯自诩为蒋介石嫡系：“其他人说的话，都是放屁，放屁！”

汤恩伯自诩为蒋介石嫡系，多次置军令若罔闻，即使是战区司令李宗仁的账，他也不买，并曾当面指着李宗仁说：“李长官我告诉你，能在我面前指手画脚的，全中国只有蒋委员长一人，其他人说的话，我认为是放屁，放屁！”

还有一次，李宗仁跟汤恩伯同乘一艘小火轮去某地视察，汤恩伯见船老板对其怠慢，有不恭之举，竟当着李宗仁的面，拔出手枪，抵着船老板的脑袋吼道：“看，老子崩了你！”李宗仁先以为他是吓唬船老板的，哪知汤恩伯真的扣动扳机。

汤恩伯（1899-1954）是浙江武义人，是由国民党元老陈仪一手培养起来的。

民国建立后，陈仪被推举为浙江都督府陆军部长兼陆军小学校长。那时候的汤恩伯只是浙江体育专门学校一个穷困潦倒的平民学生。为了继续求学，汤恩伯向陈仪提出了求助。陈仪看中汤恩伯的潜质，在汤最为困难的时刻出手相助，他让汤恩伯在其任职的陆军小学做旁听生。后来，他又两次资助汤恩伯赴日本留学，使其先后入日本明治大学跟陆军士官学校深造。

为感念陈仪的再造之恩，汤恩伯对陈仪一直以长辈事之，并将原名“克勤”改为“恩伯”，意即永志不忘陈仪对他的恩情。

1926年，汤恩伯学成归国。当时已经升为浙江省省长兼国民革命军第十九军军长的陈仪将汤恩伯推荐给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兼北阀军总司令的蒋介石，旋即汤被蒋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随北伐军北伐。

汤恩伯与蒋介石先后在日本留学，并且是同校同科；加上又都是浙江同乡，所以颇受蒋介石的青睐和器重，一直以来官运亨通：由参谋、师长到集团军总司令，一路飙升。

汤恩伯身为高级将领，却认为自古掌握大权的英雄豪杰，必以残杀立威。为此，他在写字台的玻璃板下放着自己亲笔抄写的清代胡林翼的两句话：“要有菩萨心肠，要有屠夫手段。”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初，汤恩伯在卫立煌的指挥下，参加对鄂豫皖苏区的“围剿”。汤恩伯制造“无人区”，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在黄安三角地一带，汤恩伯捕捉到当地农民自卫队和革命群众200多人，全部未加审讯，即命令工兵营挖坑活埋。行刑时，一个小孩吓得哇哇直哭。汤恩伯指着这个小孩狞笑道：“到底是小孩晓得害怕！”

后来，在新集附近，他又将各团、营捕捉的所谓匪谍百余人交给士兵，从中挑出20余人，一人一穴活埋，其余全部用机枪扫射杀死。

抗战时期，汤恩伯担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豫鲁皖苏边区总司令，驻守河南，自称“中原王”。当时，河南有“四害”——“水、旱、蝗、汤”，这“汤”就是指汤恩伯。河南人恨死了他，说“宁让日军来烧杀，不愿汤军来驻扎”。

1944年，日军为“打通大陆交通线”，向豫湘桂地区进兵。日军首战河南，汤恩伯部便不战自溃。蒋介石迫于国人对汤恩伯行为的愤怒，不得不将其调赴重庆委以闲职，以掩人耳目，但时间不长，又任其为陆军总司令部第三方面军司令官。

汤恩伯跟我华东野战军有着“不解之缘”，自解放战争开始至结束，汤恩伯一直是我华野的对手，而且也一直是我华野的手下败将。

1946年7月，蒋介石挑起的全面内战。刚开始，时任国民党军陆军副总司令兼第一绥靖区主任的汤恩伯（后为李默庵接替）便指挥5个整编师（军）15个旅12万人马，气势汹汹地由南通至泰州一线，向苏中解放区大举进犯。我华中（华东）人民解放军苏中部队，在粟裕、谭震林指挥下奋起自卫。我参战部队为19个团3万余人。苏中战场，国共双方兵力对比是4：1，汤恩伯自以为稳操胜券。

从7月13日到8月31日，我华中（华东）人民解放军，在苏中的泰兴、如皋、海安、邵伯一带，集中优势兵力跟汤恩伯、李默庵所指挥的国民党军连续作战七次，七战皆捷，这就是早已被载入史册的著名的“苏中七战七捷”。此次大捷，我军歼灭汤恩伯部5.3万人，歼敌总数为我苏中参战兵力总数的1.76倍。

1947年3月，蒋介石重新调整内战部署，集中24个军(整编师）对我山东解放区实施重点进攻。作为国民党军第一兵团司令官的汤恩伯还未从几个月前苏中惨败的阴影中走出来，就又奉命率部参与到战斗中。当其第一兵团的主力——张灵甫的整编七十四师前进至沂蒙山区的坦埠附近时，由于过于急进，其他国民党各部未能赶上，从而形成了“孤军”的战机。

我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副司令员粟裕捕捉到这一千载一时的好时机，指挥我华野在山东的部队迅速向张灵甫部围拢。最后，整编七十四师在孟良崮高地被我华野全歼。蒋介石的爱将、师长张灵甫阵亡。

蒋介石闻讯后极为震怒、伤心，他对陈诚、顾祝同破口大骂：“你们都是饭桶，怎么指挥的？那么多的部队围在外面，竟让灵甫殉国；都是谁担负救援张灵甫任务的？有关将领统统给我找来，都脱不了干系！”

经过调查，张灵甫的长官汤恩伯指挥失误，被调职；整编第八十三师师长李天霞，因援救不力，被撤去整编八十三师师长之职；整编第二十五师师长黄百韬被严重警告。

对孟良崮惨败负有重大责任而被调职的汤恩伯，迟迟不敢去南京接受新职，直到半个月后才硬着头皮去见蒋介石。岂料，蒋介石竟当着众将领的面，勒令其跪下，举起手杖就打，致使汤恩伯满头是血，浑身是伤，颜面丢尽；最后狼狈地爬出客厅。

蒋介石的手杖，打得汤恩伯满头是血

事后，汤恩伯跑到陈仪那里哭诉，扬言要自杀，表现出对蒋介石极端不满。陈仪极力安慰，并亲自出马，为汤恩伯恢复军职一事运动何应钦、张群、吴忠信等人。

不久，汤恩伯便被委任为沪杭警备总司令。

1949年4月，我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渡江作战时，时任国民党京沪杭总司令的汤恩伯及其所指挥的数十万部队，又一次成了我华野（三野）的作战目标，命运注定他再一次一败涂地。当我华野（三野)第九、十两兵团对上海市区发起总攻时，汤恩伯为避免被全歼，仓惶地率领五万余残敌乘船从海上逃往福建。

上海漕宝路七号桥碉堡，扼守西郊进入上海市区之处，为汤恩伯所建

可是，在他福建省政府主席兼福州绥靖公署主任的任上还未坐稳时，我华野（三野）第十兵团就追到福建。十兵团攻占福州后，汤恩伯又逃到了厦门；十兵团追击至厦门，他不得已逃到金门。

作战不利、败绩累累的汤恩伯深知地位不保，为了进一步卖身投靠蒋氏父子，他竟然在最后时刻出卖了其恩师陈仪。

1949年初，汤恩伯担任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时，曾几次主动对浙江省政府主席陈仪表白决心反蒋。两人在上海密商：为保境安民，使浙江免遭战火，必须与中共取得联系，举起义旗，公开反蒋。汤恩伯当时还信誓旦旦地向陈仪表示：只要共产党能原谅他的过去，他定会不惜一切为其效力。

可是刚刚与恩师会面完，汤恩伯便背叛其说法，向蒋经国告发了陈仪意欲“谋反”。陈仪被出卖的消息被我潜伏在敌人内部的特工得知，于是立刻将这一情报传递出去。当我中共地下党员胡邦宪根据党组织的指示，去杭州向陈仪通报这一紧急情况时，陈仪怎么也不相信跟自己情同父子的汤恩伯会向蒋氏父子出卖他，他始终对汤恩伯深信不疑，认为这是特务毛森在造谣生事，不可信。

可是就在几天后，无情的事实让陈仪不得不面对被最信任人背叛的残酷事实。陈仪被免去了浙江省府主席一职。当他满怀不解地去上海见汤恩伯时，一下火车便被特务从上海押回浙江衢州，后被押到台湾基隆港要塞拘禁待审。当时，连何应钦都不无遗憾地说：“公洽(陈仪字）好糊涂！”

1949年3月，陈仪的女儿陈文瑛去衢州看望父亲，将事情的原委告诉了他。此时的陈仪才明白了一切，他后悔当初没有相信共产党的忠告，不但使浙江起义计划流产，还使自己身陷囹圄。

原来，当时的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第二处少将处长毛森，是国防部保密局安插在汤恩伯身边的

大特务。凭职业的本能，毛森嗅到陈、汤之间往来的异常情况，便赶紧向保密局头子郑介民、毛人凤报告。郑、毛觉得事关重大，立即将这一情况上报蒋介石。蒋介石指示毛人凤先稳住陈仪，然后从汤恩伯身上查起，毕竟汤恩伯兵权在握，一旦发生病变，后果将很严重。

当蒋经国奉蒋介石之命到上海，以淞沪防御战为话题，对汤恩伯进行试探时，汤恩伯知道自己所为可能已经被蒋介石得知。想到蒋氏的手段，他显得很紧张，竟惊出了一身冷汗。在蒋经国允诺将上海库存的黄金20万两交给他，并给予他战时上海物资的处理全权时，汤恩伯马上表现出一副受宠若惊、感激涕零的样子，随即转变态度，百般地讨好蒋经国。

蒋经国要他将家眷和财产转移到台湾安置，汤恩伯不但表示无条件服从，还当着蒋经国的面站在蒋介石画像前宣誓效忠。

就在汤恩伯与蒋经国见面不久，他接到陈仪派代表送来的让其过目的起义声明以及与中共方面所达成的浙江起义协议。在陈仪亲笔所开列的起义声明中，包括释放政治犯、停止建筑工事、保护上海一切公寓设施不遭破坏、开放长江若干渡口迎接解放军渡江等内容。

汤恩伯表面上欢迎陈仪的代表，同意起义声明的内容；待来人离开，他便毫不犹豫地将协议、

声明以及陈仪给他的亲笔信一并交给蒋经国，并一口咬定陈仪在对他“策反”。就这样，汤恩伯在蒋氏父子威压与利诱之下，无耻地出卖了恩师陈仪。

当时汤恩伯告密时，曾向蒋介石提出条件，不能处死陈仪，蒋介石当时答应了。可眼下蒋介石反悔要杀陈仪，汤恩伯着急了，决定要救自己的“恩师”。

于是，汤恩伯几次找“政学系”首领张群，并请求面见蒋介石。蒋介石听后大怒：“陈仪犯那么大的罪，他汤恩伯心里不清楚吗？这事任何人求情都不行！汤恩伯活堕落了，他要为陈仪说话，我不见他！”

蒋介石不但不见汤恩伯，还要他亲自处决陈仪，以此来检验他是不是真正的“大义灭亲”，但汤恩伯坚决不干。

蒋介石没有办法，只得下令由陈仪的妹夫、“国防部”政务次长袁守谦等人执行陈仪的死刑。1950年6月18日凌晨，陈仪被枪决。

陈仪被杀后，汤恩伯在家中设立灵堂。蒋介石得知勃然大怒，将汤恩伯痛斥一番，让他撤掉灵堂。
汤恩伯的妻子王竟白是陈仪的义女。王竟白让四女汤国丽留在台湾，带其余三女一子去了美国定居。

点评：抗战时期的主要将领，汤恩伯名声最为狼藉，之所以如此，可能与其未曾反戈一击有关。假如汤恩伯听从陈仪劝告，做了傅作义第二，对其评价可能会发生很大变化。
汤恩伯告发陈仪，结果是两面不落好，里外不是人。

陈仪事件后，无耻告密、背叛恩师的汤恩伯也完全失去了蒋氏父子的信任。汤恩伯感到无脸见亲友，很想到日本去度过余生。

其实，早在上海防卫战时，汤恩伯就在做逃往日本的准备，并派人秘密在日本买了房子。后来，蒋介石得知这一消息后大骂道：“混账！怪不得上海和东南沿海败得那么快，原来他(汤恩伯）早做了逃往日本的准备！”

1950年3月，汤恩伯以招募日籍志愿军反攻大陆为由，决定去日本。汤恩伯上飞机后，机上验票人员要他出示赴日证件。汤恩伯声称是受政府委派到日本执行特殊任务，未办签证。机上工作人员要他下飞机，他坚决不下，并与工作人员发生激烈争吵。

蒋介石判断汤恩伯想逃往日本，于是下令阻止。几名军警接到命令后，强行将汤恩伯拉下了飞机。

汤恩伯到台后，住在台北锦州路的家中，一年后，移居台北郊区。无公事可做的汤恩伯，为了打发时间，举办了一个小型的读书会，邀请到台的旧部前来，由于汤恩伯失势且复起的可能性也不大，所以应者寥寥。
见来人不多，汤恩伯备受打击，此后深居简出，少与人往来。有了大把闲暇时间的汤恩伯，终于可以潜心于自己喜爱的戏剧了。在国民党将领中，汤恩伯酷爱京剧是出了名的，他很欣赏京剧大师梅兰芳，所以给三个女儿取名汤国梅、汤国兰、汤国芳。
坐吃山空的汤恩伯，很快就有了危机感，他在1951年某日的日记中就直言说：到台湾闲居已有一年，感到生活困难，入不敷出。
到了1951年底，经济拮据的汤恩伯干脆辞退了保安人员，以节省开支。不过，汤恩伯是个好面子的人，据在台的友人回忆，每次有朋友前来，汤恩伯总是力邀留下吃饭，并叮嘱厨房几个菜，昔日的“中原王”汤恩伯，此时却颇有打肿脸充胖子之感。
和汤恩伯私交不错的徐复观回忆，有一次他去台北郊区看望汤恩伯时，汤恩伯正在一个小诊所治疗盲肠炎，徐复观很奇怪，问汤恩伯为何去不台北市内的医院动手术，汤恩伯面露尴尬的说：“这里要便宜的多。”

由于长期心理压抑，导致汤恩伯身体消瘦。后经医生检查，确认他肝部有问题。

汤恩伯申请去日本治病。蒋介石讽刺说：“有大过的人，还要到日本去治病！”随后，在汤恩伯的申请报告上签了“就地医治”4个字。并对俞济时说：“败军之将，去日本干什么？”

1953年10月2日，有人动员汤恩伯住院治疗。汤恩伯愤愤地说：“我的病在台湾治不好，住院也无益。要治病，只有到国外。我申请到日本治病，总裁又不同意，没有办法，只有等着死！”

1954年4月，汤恩伯突感腹部疼痛，医生发现他的十二指肠部有一个肿瘤，判断可能是癌症，建议他到国外做手术。

汤恩伯的家人立即给“总统府”打报告。蒋介石同意了。

1954年5月26日晚，汤恩伯在家人的护送下，搭乘日航班机去日本东京。汤恩伯一下飞机，就被送往日本东京一家医院。

在日本，汤恩伯做了3次手术。在1954年6月24日的最后一次手术中，他因医疗事故死在了手术台上，终年54岁。

6月30日，台湾多家报纸刊登了汤恩伯在日本病死的消息。

蒋介石得知汤恩伯的死讯，冷淡地只说了一句：“他要是战死在上海就好了。”

汤恩伯遗体运回台湾，被蒋追赠为陆军二级上将。出殡时，四女汤国丽为其披麻戴孝，哭得那叫伤心欲绝！

参考资料：

❶《反共悍将汤恩伯人生落幕记》囗文/孟昭庚 2014年第7期・党史纵横

❷《蒋介石爱将汤恩伯为何失宠》文/史宗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