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木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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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太祖在唐玄宗天宝之制基础上增加了配享功臣。晋武帝的配享功臣在羊祜、张华基础上增加了王濬、杜预，周文帝配享功臣在苏绰、于谨基础上增加了宇文宪、卢辩。

宋太祖时所增加的王濬、杜预均为西晋伐吴大将，在建隆四年吴越之地还未收复的情况下，增加西晋伐吴大将的从祀，大概有激励人心的作用。

所增加的宇文宪为北周统一北齐做过重大贡献。增祭以上诸名臣，显然期望一统天下。

隋文帝的配享功臣在髙颖、贺若弼基础上增加了牛弘的从祀，牛弘主要贡献在于制礼作乐。

《隋书》评价“牛弘笃好坟籍，学优而仕，有淡雅之风，怀旷远之度，采百王之损益，成一代之典章，汉之叔孙，不能尚也”。

宋上承五代，根绝藩镇割据、禁军作乱之祸，是赵宋建国者的首要课题。赵宋建国者认为只有儒术治国的方针才是根治以上问题的良方。宋太祖时，认为宰相宜用读书人。

在此背景之下，增祀牛弘大体有崇儒重文之意。明人对太祖此次礼制改革有诸多不解：宋初定帝王庙配享功臣，多不愜人意者，如魏武以荀攸、程昱配。

文帝以贾诩、王朗配，唐玄宗配享不及曲江（张九龄）、广平（宋璟），肃宗配享不及汾阳（郭子仪）、邺侯（李泌），皆不可解。

明人不解为何宋太祖以荀攸、程昱配魏武帝，而在唐玄宗时，配享魏武帝的功臣是荀或、锺繇。

宋太祖与唐玄宗会做出不同选择，是因唐玄宗侧重的是荀或辅佐曹操的实，而宋太祖可能更侧重的是荀或的名。

在曹魏时配享魏武帝的功臣就没有荀或，《三国会要》卷一一载：正始六年十一月，袷祭太祖。始祀佐命臣二十一人。青龙元年，诏祀夏侯惇、曹仁、程昱于太祖庙庭。

正始四年，诏祀曹真、曹休、夏侯尚、桓阶、陈群、钟繇、张郃、徐晃、张辽、乐进、华歆、王朗、曹洪、夏侯渊、朱灵、文聘、臧霸、李典、庞德、典韦。

五年，诏祀荀攸。景元三年，诏祀郭嘉。从上述所载可知，荀或一直没有被曹魏官方承认为魏臣。

裴松之认为配享魏武帝的佐命功臣不及荀或，当跟荀或末年异议以及“又位非魏臣”有关。曹操迎献帝都许以后，荀或为汉侍中，守尚书令，是为汉官而非曹操相府属吏。

其实对于荀或为魏臣，抑或汉臣的争辩由来已久殊太祖在五代名分不定，自己又希望臣子对赵宋一朝的忠诚时，此时考虑更多的不是荀或的实，而是其名。

在此背景下，宋太祖配享魏武帝自然会选择魏武帝的属吏荀攸。明人批评宋太祖祭祀唐玄宗不以张九龄、宋璟配，祭祀唐肃宗不以郭子仪、李泌配。

如果了解宋太祖时唐朝诸帝配享功臣的来源时，就不会有如此评价了。

早在乾德元年（963），宋太祖令吏部尚书张昭定汉光武帝、唐太宗从祀功臣时昭所根据的旧例，就是诸朝的太庙配享功臣。

据笔者梳理，宋太祖乾德四年（966），唐朝诸帝的配享功臣也主要来自唐朝太庙配享功臣。宋太祖时唐朝诸帝的配享功臣均是在唐代太庙配享功臣基础之上所做的增删。

宋太祖时唐宪宗配享功臣罢黜高崇文，大体因高崇文平蜀离任时“恃其功而侈心大作，帑藏之富，百工之巧，举而自随，蜀都一罄”。而此点恰是宋太祖特别反感武将所为。

宋太祖命大将曹彬、潘美受命率大军征伐南唐时，曾预先告诫二人：“城陷之日，慎无杀戮。设若困斗，则李煜一门，不可加害。”王全斌灭后蜀时，出征将校烧杀抢夺，宋太祖均给惩罚。

建隆四年，宋太祖到幸临武成王庙，看到武成庙所祭祀的白起画像，怒道：此人杀已降，不武之甚，何受享于此宋太祖祭祀先代帝王罢黜髙崇文。

以及在武成庙罢白起之祭祀，均反映了宋太祖重视的是武将的武德，而非其武功。

最近柳立言选取了27位五代武将为样本，考察了这27位武将，褒奖的情况，发现有17位武将因忠义而得到宋代史家的褒奖。

嘴说明在宋朝帝王以及文士眼中，武将的武德远比武功重要。高崇文虽有武功，但无武德，故遭罢祀。

明儒心心念念的张九龄、宋璟、郭子仪、李泌在明清时期均得以配享历代帝王庙。

明洪武六年（1373），“以五帝、三王及汉、唐、宋创业之君，俱宜于京师立庙致祭”建历代帝王庙，配享功臣就有郭子仪。

清康熙六十一年（1722），礼部以遵大行皇帝康熙圣祖之名，增历代帝王庙中崇祀帝王之牌位，在这次增祭中，唐臣宋璟、姚崇、李泌得以进入历代帝王庙，配享唐代帝王。

明人对宋太祖配享功臣选择的评判，折射出了唐、宋、明三朝对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

综上所述，太祖乾德四年（966）之制与乾德元年（963）、宋之前诸多朝代相比存在诸多差异，其中最大的差异就是所祭祀的先代帝王还包括守成之主，这点一直沿袭到清朝灭亡。

宋太祖此举在先代帝王祭祀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地位，可以说是开创了一个新时代。相较于太祖之制，徽宗政和新制有如下特点。

一、提高黄帝的地位

将黄帝独列于历代帝王之前，而且在太祖基础之上增加了配享功臣人数，“仲春、仲秋朝献，圣祖天尊大帝，于坊州，以有熊氏、相风后、后土、力牧配享”。

徽宗政和年间历代帝王沿袭太祖祖制，仍属中祀系统，唯独单单提髙黄帝的祭祀等级，将其从原先的中祀系统提高到大祀系统。

朱溢认为，徽宗朝此变化当可追溯至宋真宗朝，真宗为了克服澶渊之盟带来的政治危机，频繁制造道教灵异事件，来佐证其统治合法性，圣祖崇拜就是其中的一部分。

即使如此，黄帝祭祀在真宗朝也没进入大祀系统，真宗只是采纳了太常礼仪院的建议，改变了坊州轩辕庙祭祀黄帝的祝文格式，新祝文格式按照唐代祭祀皋陶格式，采用“嗣皇帝臣名谨遣摄某官敢昭告于圣祖上灵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天尊大帝”的形式而已。

身为道君黄帝的徽宗，同样为佐证其统治合法性以及本于现实施政措置的要求，极希望通过提高黄帝祭祀等级以突显其自身的政治导向。

故在政和年间，提髙黄帝祭祀等级，就表现为坊州朝献圣祖是大祀，并有了明确的祭祀程序：“仲春、仲秋，朝献圣祖天尊大帝于坊州．以有熊氏、相风后、后土、力牧配享。”

徽宗此举显然也是为了证明其统治来源的合法性。

二、罢祀朱梁之祭

罢黜朱梁之祀当跟不承认朱梁的正统性有关。太祖祭祀朱梁王朝，代表宋太祖承认朱梁为正统王朝。但到了宋太宗时，官方就有质疑朱梁正统性的声音。

太宗时命李昉等“编次前世年号为一篇，藏之秘府，而昉等以梁为伪”。宋真宗时以王钦若为首编撰的《册府元龟》将五代中的唐晋汉周列人帝王部帝系门，将朱梁列人闰位部。

北宋中期随着儒学的复兴，朝野上下基本对五代形成共识：朱梁为僭伪王朝。这个趋势直接影响到宋徽宗时祭祀先代帝王之制。

有研究表明从仁宗时儒学复兴始，道德批判的正统论代替了传统的正统论。

彻底颠覆了宋人对五代正统的观念，认为五代皆为僭伪王朝。但至少在祭祀先代帝王的谱系中，徽宗只是罢黜了朱梁的祭祀，并未否定唐晋汉周的正统地位。

与此同时，徽宗增祀了后汉高祖、后周太祖、世宗。因为徽宗时期已经没有所谓的二王三恪之制了。

徽宗为了表明大宋王朝统治的正统性自然会将太祖朝的二王三恪纳入先代帝王祭祀体系中。

三、配享功臣的区别

徽宗朝所祭祀的配享功臣与宋太祖时相比，最直观的区别就是每个配享功臣均加上了其最高官衔。

此外，徽宗朝增加了个别帝王的配享功臣，又减少了某些帝王的配享功臣，同时也调换了一些配享功臣。

增加配享功臣者，如黄帝的配享功臣在宋太祖时的后土、风后、力牧基础上增加了有熊氏。罢黜了宋太祖时高辛氏的配享功臣稷。

减少配享功臣者，周成王的配享功臣从宋太祖时的周公旦、唐叔、虞叔减为周公旦、唐叔；周康王的配享功臣从宋太祖时的毕公、太公减为毕公。

汉景帝的配享功臣从宋太祖时的周亚夫、窦婴、申屠嘉、晁错减为窦婴、申屠嘉。

汉武帝的配享功臣从宋太祖时的公孙弘、卫青、霍去病、金日碑、霍光减少为公孙弘、卫青、霍去病、金日碑。

唐太宗的配享功臣从房玄龄、魏征、长孙无忌、李靖、杜如晦减为房玄龄、长孙无忌、李靖；唐玄宗的配享功臣从张说、郭元振、王琚减为张说、郭元振。

后唐明宗配享功臣从霍彦威、安重进、任圜减为霍彦威、任圜。这些变化都折射出了宋徽宗时人对历史人物的认识跟宋太祖朝已经有很大的区别。

宋太祖乾德之制对先代帝王的祭祀是三年一享，以仲春之月。徽宗之制对先代帝王的祭祀虽也是三年一享，但是以仲春、仲秋之月，比太祖之制多了一次。

可见徽宗朝对先代帝王的祭祀比太祖朝更重视。综上所述，徽宗朝所祭祀的先代帝王，因为政治和学术因素跟太祖之制又有诸多不同，但总体上还是在太祖所制定的结构框架下运作。

宋朝对先代帝王的祭祀基本承袭唐制，但在唐制基础之上有所损益。

其中最重要的变化就是宋太祖乾德四年（966）后所祭祀的先代帝王不仅包括创业之主，还有守成之君，这一点在先代帝王祭祀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

就北宋一朝而言，不同的时期因为不同的政治诉求，其祭祀的先代帝王也屡有变化北宋祭祀先代帝王的变化，既与当时王朝政治演变有直接关系，也是主流价值发展下的必然产物。

宋太祖建国不久，即下诏令各州三年祭祀先代帝王，并且在隋唐祭祀基础之上将高辛氏列于首位，以标榜其得天下之正。

而宋徽宗为佐证其统治合法性，自称道君皇帝，将五帝中的黄帝改为圣祖天尊大帝，置于首位加以祭祀，并且其礼制待遇高于其他帝王。从太祖朝的高辛氏到徽宗朝的圣祖天尊大帝。

首位人物变动，昭示的是谋求统治的合法性。与寻求帝统相关的另一个表现，就是在祭祀历代帝王时只祭北朝五代系统而不祭南朝十国系统。

不管是宋太祖还是宋徽宗，对先代帝王的祭祀均祭北朝系统以表明其帝统来自北朝，而非南朝。对北朝系统的肯定，到南宋又发生了变化。

太祖时所祭祀的梁太祖，到了宋徽宗时被罢祀，个中缘由当跟两个时期对朱梁统治的认识相关，此点变化与主流价值观的变化紧密相关。

北宋中期随着儒学的复兴，道德批判的正统论代替了传统的正统论，彻底颠覆了宋人对五代正统的观念。在此背景下，朝野上下基本对五代形成共识：朱梁为僭伪王朝。

故徽宗时，罢黜朱梁祭祀只是此中趋势的一种发展。宋朝上承唐末、五季兵戈战乱，统治者急于结束动乱，重建社会秩序，力图扭转重武轻文的社会风尚。

故宋太祖在唐代配享功臣基础之上，罢祀荀或以标榜人臣之忠，在唐代太庙配享功臣基础之上罢祀高崇文以强调武将武德。

此外太祖朝在唐历代帝王基础之上，增加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为国家统一做出贡献的文官大臣。

如增祀王濬、杜预、宇文宪、卢辩、牛弘。此举实则表达了宋太祖统一思想及崇文想法。

总而言之，宋代祭祀先代帝王的变化，与《礼记》所载祭祀先代帝王的四原则“法施于民，以死勤事，以劳定国，能御大苜”相差甚远。

宋朝祭祀先代帝王考虑更多的是现实意义，是君王帝统意识和当时主流价值观念合力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