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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北魏末年，封建性的鲜卑一汉文化模式在北方社会占主导地位。

这种文化模式与部族文化的差异，使羯族首领尔朱荣在权势达到顶峰时丧生，其部队随后分裂并被鲜、汉联军消灭，这说明鲜卑一汉文化在当时还有巨大的影响力。

北魏末年的社会文化模式

鲜卑拓跋部自道武帝拓跋理建国，就在向封建化迈进，到冯太后执政期间，鲜卑拓跋部已基本封建化，国家政治以拓跋皇室为主导

以鲜卑、汉族的牧、地主为支柱运作，政治一经济制度层面已基本封建化，封建等级意识已深入鲜卑族民众中。

但鲜卑族生活习俗却仍具有一种身份象征。这种以少数民族政权为主导的封建文化，我们称为鲜卑一汉文化模式。

孝文帝太和十七年迁都洛阳，随其迁洛阳的鲜卑军人被编人禁军。次年，他巡视怀朔、武川、抚冥、柔玄等北方军镇，发布了一系列优待六镇军民的诏书以表示六镇军人的地位与禁军相同。

孝文帝迁都、目的是强化对汉族地区的控制，出于这种政治需要，孝文帝要求鲜卑贵族彻底士族化，并对改变鲜卑族生活习俗也提出了要求。

但生活方式毕竟涉及“可察的与不可察的行为模式以制度、法规方式不-·定能解决生活习俗层面问题。孝文帝本人就摆脱不了饮食方面的偏好。他与王肃谈南北饮食王肃说“羊比齐、鲁大邦，鱼比郑、芦小国。唯茗不中，与酪作奴”。

这抑南扬北之言，就是在迎合孝文帝的鲜卑食俗。孝文帝不能由己及人，太和二十二年，他因洛阳鲜卑妇女仍着鲜卑服，便指责大臣推行汉化不力。

任城王元澄辩解说“著犹少于不著者”，委婉地表示改变习俗不必过激元澄的见解是正确的。

迁都洛阳后，“是时高祖锐意典礼，兼诠镜九流，又迁都草创，征讨不息，内外规略，号为多事”，二国民这种纷扰不绝的感觉，就与强令鲜卑官民改变生活习俗有关。

不过，孝文帝急切的手段，毕竟在鲜卑一汉文化模式中强化了封建理念与制度的作用。

到孝文帝垂危时，其弟元因未被任命为顾命大臣，便交出了权力。这既说明元鳃个人完全接受了封建政治理念，又说明鲜卑一汉文化模式所设定的政治制度已得到普遍承认。

宣武帝亲政后，维持了孝文帝的汉化方向，他以出身“微贱”的宠信挟制群臣、以士族化的宗室贵族主日常政务。给予汉士族战场指挥权、而不再让汉士族独掌行政权。

这就在继续汉化的同时，更突出了政权的鲜卑族主导地位，在制度层面明确了政治权益的分配结构，但他未再强调改变鲜卑生活习俗。

正始年间北魏疆超过前代，也是鲜卑一汉文化模式最稳定的时期。

宣武帝死，胡太后执政。据《魏书·胡国珍传》，可知胡太后是汉族人。她一度被贵族元义等禁闭，但另一部分鲜，汉官员凭借封建政治理念，使她复出。

此后，她亲用汉臣，但未改变原有的政治框架。可这已使鲜卑官民对权益分配制度变更很敏感。洛阳的鲜卑士兵，听说要变更制度限制“代来武人任官，便聚众示威，将建议者烧死。

身居六镇的鲜、汉及其他部族成员，虽是“号曰府户”的封建依附民，可期望凡是府户，悉免为民，入仕次叙，一准其旧”的声浪日高

可见，此时居于洛阳与六镇的鲜、汉军民虽有地域差异，但因生活在鲜卑一汉文化模式中，他们注意的都是执政资源的分配制度，要求制度能切实保证自己的权益，并非要脱离封建化轨道。

洛阳与北方六镇军人的文化同质而有地城差别，至于鲜卑贵族的汉化，则只能说是与平民相异的“精英文化”，没有根本性的对立。

武川镇军人雷绍，“见京都礼义之美，还谓同僚日，徒知边备尚武。以图富贵；不谓文学身之宝也遂逃归，辞母求师。

经年，通《孝经》《论语》”[这是想以提升自己的文化素养来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故六镇的“鲜卑化”，反映的是地域性的生活习俗特点，并没有脱离鲜卑一汉文化模式。

尔朱荣与羯族文化

北魏政权中，存在着未被强制离散的依附部族。

《魏书·尔朱荣传》载，“尔朱荣，字天宝，北秀容人也，其先祖居于尔朱川，因为氏恶。常领部落，世为酋帅。

高祖羽健，登国初为领民酋长，率契胡武士千七百人从驾平晋阳，定中山，论功拜散骑常侍，以居秀容川，诏割方三百里封之，长为世业。”

所谓契胡，即羯族。这个部族实体的存在，确属不易，武乡的羯族部落小帅石勒，曾建立后赵政权。冉闵灭后赵时，羯人遭到大屠杀。

但据《晋书·慕容隽传》载：“初，冉闵之懵号也，石季龙将李历、张平、高昌等并率其所部称藩于隽，遣子人侍。

张平跨有新兴、雁门、西河、太原、上党、上郡之地，垒壁三百余，胡晋十余万户，遂拜置征、镇，为鼎峙之势。"秀容属新兴郡，因张平与冉闵对峙。秀容羯族躲过了屠杀。

这种历史教训，当使秀容羯族具有更强的内敛性。

部族首领以向皇帝送质子与贡纳显示忠诚。尔朱荣的父亲尔朱新兴。“朝廷每有征讨。辄献私马，兼备资粮，助神军用。

高祖嘉之，除右将军、光禄大夫。每人朝诸王公朝贵竟以珍玩遗之，新兴亦报以名马。转散骑常待，平北将军、秀容第一领民酋长”，“及迁洛后。

特听冬朝京师，夏归部落”，以子弟为质子而己为“雁臣”。不过，羌族首领姚 仲曾指出；“陇上多豪，秦风猛劲，道隆后服，道污先叛

即是说部族首领的政治性格就是视政权强弱决定自己的去从尔朱新兴称自己在祁连池游玩时“忽闻策鼓之音”，并对尔朱荣说：“古老相传，凡闻此声者皆至公辅。吾今年已衰荐，当为汝耳。汝其勉之。

所谓“至公辅”的期望，其实是未放弃扩大部族势力的理想。他的政治性格与其前辈并无不同。

尔朱荣出生于孝文帝加快汉化步伐的太和十七年却是在内敛性较强的羯族文化氛围中长大。他不仅继承了前辈的政治性格，也继承了羯族首领的许多性格特征。

从现存的史籍中可知，尔朱荣的性格与其前辈石勒、石虎等有共同点。如：重感性经验，重实际。粗犷、尚武，作战果敢、勇猛。嗜好暴力。

羯族习惯以暴力维持纪律。如石虎围猎，“其有禽兽奔逸，当之者坐，有爵者夺马步驱一日无爵者鞭之一百”。

尔朱荣则“至于列围而进，必须齐一虎豹逸围者坐死”。这使其首领崇尚暴力]自信，但常膨胀到固执己见。易冲动而感情外露。这些性格特征，反映的是羯族文化与鲜卑一汉文化的差异。

尔朱荣曾为质子居住洛阳，并与南安王元桢的女儿结婚，但因制度上规定的世袭酋长身份，他在心理、行为及价值观念上对鲜卑一汉文化不能真正认同。

因而，鲜卑贵族及汉士族也轻视他。史称，“尔朱荣，略之姑夫，略素所轻忽略又党于郑俨、徐。荣兼街之”， 徐则说”尔朱荣马邑小胡，人才凡鄙”。

鲜卑及汉高官的轻视，影响到鲜、汉军民他们称部族首领为“雁臣”，于调侃中就含有不信任感。所以后来因各种原因归附尔朱荣的六镇军民，在心理上却没有真正信服羯族首领。

当高欢散布尔朱兆“将以六镇人配契胡为部曲”的流言时，“众皆愁怨”，即反映出鲜、汉军民对羯族的鄙视心理。

尔朱荣与河阴之变

一般认为，“河阴之变”是尔朱荣尝试夺取北魏政权的举动。其实“河阴之变"时间虽短，却含有两种性质不同的内容一为尔朱荣循鲜卑一汉文化模式介人官廷之争

为尔朱荣欲称帝而突破鲜卑一汉文化的规范，但被迫中止。这由以下二个问题可得到说明。

1。尔朱荣与洛阳禁军的关系。

首先，我们知道尔朱荣与孝明帝早有联系。据《北史·尔朱荣传》说，“荣女先为明帝嫔”，尔朱荣为女儿计。在胡太后与明帝发生矛盾后自然会与明帝加强联系。

《北史·齐本纪上》载：“于时魏明帝衔郑俨、徐，逼灵太后，未敢制，私使荣举兵内向。荣以神武(高欢)为前锋。至上党，明帝又私诏停之。”

司马光作《资治通鉴》即采此说，显然认为这比《洛阳伽蓝记》与《魏书》中的相关记载更准确地反映出孝明帝与尔朱荣的关系。

其次。我们应注意孝庄帝曾任职禁军。

据《魏书学庄纪》载，他是元魏第三子，“幼侍肃宗书于禁内”，“拜中书侍郎、城门校尉、兼给事黄门侍郎，雅为肃宗所亲待，长直禁中”，“三年十月以兄彭城王元事转为卫将军、左光禄大夫、中书监，实见出也”。

所谓“实见出也”是当时黄门侍郎有“小宰相”之称。胡太后夺他此职是为削弱明帝的权力。城门校尉、卫将军则均是禁军官职，他兼这些职务，显系孝明帝为结交禁军将领而授。

据《魏书·元劲传》中说，其兄元在青州刺史任上有异志，被人告发，遂还洛阳任御史中尉。显然，他们都不满胡太后专权。

《北齐书高乾传》中说，“魏孝庄之居藩也，乾潜相托附”。高乾职务不高，却是河北大族，元兄弟与其“潜相托附”，必然也会与尔朱荣交接。

尔朱荣后来拥立元子攸即与此有关再此，应知尔朱荣等曾任禁军职。尔朱荣在元义执政时曾任宿卫职“直阁”，与元子攸，领军、畿部都督元，于晖的堂兄弟，领左右于昕等都有袍泽情。

孝明帝死后，尔朱荣即公开向胡太后问罪，胡太后即令“直阁”尔朱世隆到晋阳安抚，“荣因欲留之。

世隆曰，朝廷疑兄，故令世隆来，今若遂住，便有内备，非计之善者。荣乃遣之。”世隆毅然回洛阳也是要与禁军将领保持联络。

尔朱荣作为北魏末的部族首领的代表，在与北魏统治者合作时，以其尚武精神与善于作战的能力，大致恢复了这个政权的统治区域。

可当他想取代鲜卑皇帝时，则因羯族文化与鲜卑一汉文化的冲突，遇到了不可逾越的障碍。

他的死亡与羯族武装的败亡，使鲜卑一汉文化模式的社会影响力得以维持，并被高欢等继承。但高欢等的鲜卑化。毕竟只是--种政治模仿，对封建文化的进展已无实质性的影响。

《参考文献》

(北齐)魏收魏书:元澄传 北京中华书局

(唐)房玄龄骂书:石虎传北京:中华书局

(唐)李延寿，北史;雷绍传北京;中华书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