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众所周知，国家人口数量与国家富裕程度直接挂钩。

一个社会福利保障完善的国家，人民群众更有生育的欲望，生育率也会不断提升，所以人口会呈现稳定增长的趋势。

繁衍是动物的本能，当动物不需为未来生活过分担忧时，这份本能才会完全凸显，而在一个经济条件落后的时代，人口甚至会呈现负增长。

可是中国历史上有一个阶段，其社会现实却与这一社会学规律不太相符，那就是隋朝和唐朝时期。

以综合国力为衡量标准，唐朝明显比隋朝更具先进性，但是在唐朝国力最鼎盛的阶段，其人口数量刚刚与隋朝末年持平。

唐朝末期战乱爆发，人口更是急剧下降，为何人口会成为唐朝社会的短板？这一现象与社会发展规律为何并不相符？

绝对数值，有所差异

上世纪70年代末期，中国进行改革开放时，不少国家的政客都曾谈到中国的社会发展优势，最为显著的一个优势就是人口数量。

人口数量越多，劳动人口自然也就越多，整个社会创造的劳动总值会飞速增长，简单来说，社会吃到了人口红利，所以经济才能实现稳步前进。

廉价劳动力虽然让底层劳动者苦不堪言，但从国家整体发展趋势来看，廉价劳动力使某一行业生产成本减少，增加其生产营收，从而增加国家总体财政收入。

不只是中国，如今的印度，其实也走在大吃人口红利的路上。

人口数量庞大，虽然会导致资源的快速消耗，但它在整体社会布局中也有着相当强大的积极作用。

也就是说，人口数量越多的国家，经济发展越是强盛，而经济社会越繁荣的国家，人口数量也会越多，这二者相辅相成，呈现良性循环趋势。

这是社会学家在研究多个国家不同历史阶段的发展情况而总结出来的客观规律，适用于普遍性社会现象，但是中国古代的两个阶段，却和这一观点背道而驰。

把古代隋朝和古代唐朝相比，后者的社会繁荣程度远远高于前者，这一点毋庸置疑。

但是两者的人口数量对比，其绝对数值的比例，却耐人寻味。

以整个唐朝的发展脉络为时间轴，选取其中最发达的节点，那就是唐太宗李世民统治时期，在这一阶段，唐朝社会整体人口达到了5200万左右。

相比起今天的人口总数来说，这个数值的差距实在有些大，但是对于刚刚经历过战乱的唐朝民众而言，能够达到5200万的稳定数值，已经十分难能可贵。

在这一阶段，社会环境相对平和安稳，唐太宗是一位受民众广泛追捧的明君，他的政治举措造福于百姓，因此大家对他充满信心。

在他的合理统治之下，农业技术飞速创新，农业生产水平快速提升。

手工业作坊数量增加，手工业小生产者的收入水平也有所增长，至于商品经济，虽然未能发展到一定规模，但在社会中已然初具雏形。

社会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民众安居乐业，因此有了更系统的生育计划。

生下后代，培养后代，长大成才，造福国家，整个唐朝社会处于积极的循环圈层之内。

唐玄宗李隆基的统治时期，是唐朝明显的社会发展转折点。

开元盛世是继贞观之治之后的又一个盛世，前期国家总体发展水平毫不逊色，但是人到晚年，唐玄宗懈怠朝政，沉迷声色，逐渐导致国家走向下坡路。

安禄山和史思明这两个重要人物粉墨登场，更是让国家根基变得岌岌可危。

一场安史之乱，犹如太平洋东岸的一只蝴蝶，带来了席卷全国的飓风。

唐朝官方军队虽然战胜了造反军队，但是因此而留下的恶劣影响却长久存在，在天子脚下，皇城内部，城市尚且能够得到短暂的安稳。

但是在远离政治中心的各个城市和乡村，战争已经层出不穷。

藩镇割据，官员对皇权抱有强烈的冲击意识，原本安稳的社会环境变得动荡不安。

老百姓家中的男丁，或主动或被迫地参与到军事战争当中，其中一大部分横死沙场。

有的造反军队格外极端，其所到之处，寸草不生，他们会实行残忍的屠城计划，大肆杀害无辜百姓。

战争带来的剧烈影响，导致唐朝人口数量不断下降，越来越多的老百姓死于非命，大家也不会在战争年代产生生育的想法。

于是到了唐宪宗统治时代，整个唐朝的人口只有1500万左右，整整3000多万的差距，让我们从数值上直观感受到了唐朝前后国力对比的差距。

而隋朝。即便是在晚年战乱频发之时，人口数量都可以基本与唐朝鼎盛时期的人口数量持平。

隋朝刚刚建立之初，其人口主要来源于北周，北齐和南陈这三个分裂国家。

其中，北齐人口数量最多，经济发展速度也最快，哪怕在国家灭亡之时，社会人口总数也有2200万左右。

三个国家的人口相加，隋朝初期的人口数量就接近5000万。

但这还远远不是句号，毕竟从隋文帝到隋炀帝统治时代，两位皇帝实现了社会发展举措的过渡，人口数量也随之有所提升。

隋炀帝虽然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明君，甚至被史书描述为暴君，但不得不说他的部分政治举措功在千秋。

在他统治的时代，社会人口数量几乎达到了5200万，这与唐太宗李世民时代的唐朝人口数量，相差并不太大。

隋炀帝是隋朝的末代皇帝，他经历过数不胜数的农民起义和民间造反，当时战乱频繁，老百姓流离失所，人们丧失了土地，丧失了水资源，丧失了一切难以生存的环境和条件。

可即便如此，5200万人口的总数也没有明显下降。

由此可见，隋朝和唐朝似乎没有遵循人口数量与国家发展程度成正比的客观规律。

我们也能看出，人口数量是唐朝社会发展的一大短板。

大唐盛世，人口锐减

为什么唐朝社会稳定繁荣，人口却没有达到理想化的数值？

针对这一问题，人们根据唐朝的社会现实情况，作出了许多猜想。

历史学家认为，原因之一在于唐朝在法律规定上出现了明显的漏洞，没有把婚姻和生育情况强制加入政治绩效结算体系当中。

这一点，唐朝和汉朝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汉朝时期，统治者为了增加各个阶层的劳动力资源，强制要求所有官员在规定年龄必须结婚，在规定的年龄期限内必须生育。

因为古代社会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男权社会，所以统治阶层还对新生儿性别作出了规定，只有生下儿子才算完成生育任务。

唐朝时期的统治者取消了这一政策，社会民众不再具有生育压力，因此也就短暂地放松了自己。

原因之二在于，大多数底层群众在生育黄金阶段，都有更多的事情需要操劳。

当时世家大族把控制社会秩序，底层群众几乎都在围绕着他们的利益而生产劳动，豪门贵族的家仆，婢女，都是社会最基层的劳动者，而且是毫无人权的劳动者。

在古人认为的婚恋黄金时期，也就是18~22岁，大多数男性都在不同的世家大族内部充当劳动力，而女性则都被困在内宅中，不得自由。

以深宫当中的宫女为例，宫女从十二三岁被选入宫中开始，就与自由恋爱和自由婚姻的状态彻底告别。

有的人成为大众眼中的幸运儿，被宫中贵族阶层看上，摇身一变，跨越阶级，成为了人上人。

有的人则只能等到25岁，被释放出宫，这才能获得自由。

在古代社会，价值体系对女性年龄的标准卡得非常严，一个25岁的女性，是不折不扣的大龄女子，即便是获得了自由之身，也难以进行婚嫁。

所以在应该考虑个人大事的年纪，许多人都只能专注于“事业”，而且还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事业。他们的个人生活，自然会被耽误。

有的人不想将就，索性选择不娶不嫁，这样一来，社会整体生育率会有所下降。

女性意识的觉醒，也是我们不能忽视的一大因素。

尤其是武则天执政时代，唐朝女性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地位，过去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思想，在当时几乎消失殆尽。

女性也可以走出深宅大院，走到任何自己喜欢的领域当中，从事任何自己热爱的工作。

她们可以毫无负担地耕种田地，可以凭借一张巧嘴做生意，甚至还能像上官婉儿那样入朝为官，和男人争一番高低。

女性无所不能，无所不可为。传统的生儿育女，完全限制了女性的价值，所以当女性意识觉醒之后，她们便不想再为男权社会所服务。

以上官婉儿为例，像她这样的名门之后，若是家庭没有出现变故，想必会循规蹈矩地按照家人为她铺好的道路走下去。

她会在合适的年纪嫁给合适的人，完成生育后代的任务，不谈爱情，只谈责任。

那个在朝堂之上熠熠生辉的上官婉儿，或许便不会出现。

战乱爆发，丧失信心

从唐玄宗时代开始，唐朝人口急速降低。到了唐朝末年，其人口数值更是降到了1600多万，这中间的差距不可谓不大。

安史之乱是对唐朝政治体系最严重的一次冲击，也是对民众信心最强大的一次摧毁。

经过这一次造反事件，大部分民众都认为，现有的政治秩序已经不再适合社会发展，若上层阶级不及时改变，不作出必要的干预，未来战争还会持续爆发。

既然社会如此动荡，既然底层民众随时可能面临失去性命的危险，那还有什么生儿育女的必要呢？

把一个新的生命带到世界上，只会让他跟着大人一起吃苦受罪，颠沛流离，与其如此，不如顺其自然，不再强求。

朝政危如累卵，底层民众也人人自危，不再考虑其他事由。

结语：

古代中国是典型的农业大国，而农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所以要想实现国家长久发展，人口数量非常重要。

大唐盛世，社会人口不增反降，这与特殊的社会背景及社会意识相关人口表象，反应了时代变迁的本质。

参考资料：

《新唐书》

《唐会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