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定“安史之乱“的名将很多，从来就没有四大战神之说。根据题干所谓”一降一反一病逝一被斩“，猜测提问者所指应该是哥舒翰、仆固怀恩、李光弼和来瑱。

不过我认为，其实郭子仪和李嗣业比哥舒翰更配得上这个称号。

哥舒翰，丢失潼关被迫投降安禄山

哥舒翰是名将，但绝不是平定安史之乱的“战神”。哥舒翰发迹于河西，在与吐蕃的作战中屡立功勋，由此受到王忠嗣的赏识和提拔。

人们经常在战场上看到一幅经典画面，哥舒翰匹马追赶敌将，一杆长枪搭在对方的肩膀上，然后一声大喝。敌将回首之间，哥舒翰一枪扎进对方的喉咙，接着他奋力一挑，将敌将挑起三五尺，重重地摔到地上。

哥舒翰的身后，他的家奴，十四五岁的少年左车跳下马来，拔出腰刀砍下敌将的头颅。主仆俩如同黑风双煞，名动河西。

后来哥舒翰取代王忠嗣，主持了著名的“石堡城之战”，用了不到十天时间就攻克了这座让人闻风丧胆的堡垒。

安史之乱爆发时，哥舒翰已经患上了严重的中风，正在长安的家中卧床，却被唐玄宗抬着上了前线，镇守岌岌可危的潼关天险。

哥舒翰很清楚，以自己临时拼凑起来的力量，根本不是叛军的对手，因此他采取了一闭关自守的策略。

不料，杨国忠出于私利，却不断怂恿唐玄宗，逼哥舒翰主动出击，将“守关”的任务变成了收复陕州。哥舒翰在重压之下被迫改变战术，却在灵宝附近遭遇叛军袭击，三十万大军几乎全军覆没。

潼关毫不意外地失守了，这成了压倒唐玄宗的最后一根稻草。失去潼关天险，长安不久就沦陷了，唐玄宗成了流亡皇帝。

兵败之后，哥舒翰被部下绑着送给了安禄山，为了活命，他选择了投降，并主动帮安禄山招降唐将。只是哥舒翰的变节为人所不齿，那些曾经的老部下都选择了与他断绝关系，他的劝降工作毫无进展。

至德二载，唐军收复两京，安庆绪觉得哥舒翰就是个累赘，于是便杀害了他。从大唐名将变成安史叛将，又被新主子杀害，哥舒翰的人生让人唏嘘不已。

仆固怀恩，饱受猜忌无奈举起反旗

仆固怀恩出身于铁勒九姓之一仆固部，其家族世代为大唐守边。仆固怀恩跟随老领导郭子仪参加了平定安史之乱的前半程，后半程郭子仪被迫退出，仆固怀恩接过老郭的枪，率领朔方军东征西战，屡立奇功。

尤其是战争的收官阶段，李光弼也遭遇信任危机，被迫退居二线后，仆固怀恩父子成了大唐唯一的擎天柱，并扑灭了八年之久的战火。

仆固怀恩还有一个隐性的贡献，他的三个女儿先后被赐公主身份和亲回纥，换来回纥精锐骑兵的帮助。因此，仆固怀恩在平定安史之乱中的贡献，要大于郭子仪，与李光弼不相上下。

但仆固怀恩“回纥丈人”的身份，居然给他带来大麻烦。大唐与回纥的合作并不是一帆风顺，双方数次爆发危机，回纥还曾经帮叛军对付唐军。

有一次回纥可汗要求见老丈人，仆固怀恩吓得躲起来不敢见。唐代宗亲自出马，请仆固怀恩以大局为重，务必说服可汗帮助大唐。

仆固怀恩虽然说服了女婿，但也留下了遭人怀疑的把柄。在一连串的排挤和打压之下，仆固怀恩与朝廷越走越远，进而失去了信任的基础，最终走向了与朝廷决裂，甚至做出了联合回纥、吐蕃入侵大唐的悖逆之举。

后来郭子仪亲自出马，才平定了仆固怀恩的叛乱。仆固怀恩曾经抱着前来协调的宰相裴遵庆的脚，哭着诉说自己的冤屈，其母在仆固怀恩反叛后，气得抽刀追杀仆固怀恩。

从主观上，仆固怀恩不想反，却最终被逼反了，连唐代宗都承认这一点，可以说这是一场悲剧。

李光弼，畏馋忧讥躲在藩镇郁郁而终

李光弼是契丹人，他参加了大部分的战争过程，是平定安史之乱的首功之臣。

遗憾的是，他遭遇了朔方军的一系列排挤，以及朝廷的怀疑，被迫在收官阶段远离主战场，最重要的决战没能参加得上。

战后朝廷对武将的猜忌和打压，让李光弼不再信任朝廷，他选择了半割据，拒绝接受朝廷的征召，在徐州苟且偷生。这期间，长安沦陷，唐代宗流亡陕州，李光弼都选择了作壁上观。

李光弼此举让人在部将心目中的地位锐降，面对田神功等人的质疑，他心怀愧疚，从此郁郁不得志，病逝于徐州，享年56岁。

唯一值得欣慰的是，唐代宗对李光弼采取了极大的包容和耐心，始终没有跟他撕破脸，其在长安的家人也一直收到善待。

来瑱，自愿放弃兵权却惨遭杀戮

来瑱是这些名将中最冤的一个，这位被称为“来嚼铁”的汉子，常年征战于荆襄、南阳一带，遏制住了叛军南下的脚步。

后来唐肃宗和唐代宗担心来瑱做大，试图剥夺他的兵权。来瑱不甘心，怂恿部下阻拦朝廷的调令。后来唐代宗又暗中令兵马使裴奰袭击来瑱，却被来瑱打败了。

这一系列的内乱，让来瑱警醒：再这么下去自己必然会跟朝廷撕破脸，与其如此，还不如按朝廷的意图交出兵权，入朝当一个无权的闲官不也很好嘛。

于是来瑱主动认罪，请求解除兵权入朝为官。这本来是一件皆大欢喜的好事，岂料唐代宗却听信谗言，冤杀了入朝的来瑱。

可以说，来瑱的死彻底寒了武将们的心，从此他们不再信任朝廷，而是选择拥兵自重。唐朝的藩镇割据，跟这个事件有很大关系。

跟来瑱一样，被冤杀的名将还有高仙芝、封常清。不过此二人跟哥舒翰类似，是名将，但不是平定安史之乱的“战神”。

高仙芝和封常清发迹于安西都护府，早就在西域和中亚的一系列战争中名扬天下。尤其是高仙芝（高句丽人），被世人誉为“山地战之王”。

安史之乱爆发后，唐玄宗紧急征调二人，高仙芝负责镇守陕州，封常清负责镇守洛阳。然而，封常清临时拼凑的几万人马根本抵挡不住叛军，洛阳很快丢失。

封常清败退陕州后，建议高仙芝弃守陕州，保住最后一点有生力量守住潼关。虽然他们的举动不符合一个将领的职业操守，但客观讲，这是最理智的做法，他们是在用个人的骂名，为大唐争取生存的机会。

遗憾的是，唐玄宗认为高、封二人犯下了叛国罪，在潼关城头斩杀了他们，在才有了后来的哥舒翰出山。

可以说，唐玄宗的无脑行径就是自掘坟墓，事实证明，当初封常清和高仙芝的策略是正确的。

如果非要评选所谓平定安史之乱的“战神”，我个人认为郭子仪、李嗣业，甚至马璘，他们比哥舒翰更配得上。以郭子仪和李嗣业的功勋，他们应该在来瑱之上。

郭子仪，饱受打压两次再造大唐

郭老简直是中国人心目中的神，他一生饱受打压，数次被解职，连祖坟都被政敌挖了。但老人家以古稀之年几度出山，甚至在仅有二十几个随从的情况下，艰难地开始了拯救大唐的伟业。

郭老是战神，也是平定安史之乱的战神，但由于他中途被解职，后半程的战争没能参加，因此从战绩上不如李光弼和仆固怀恩。

但安史之乱后，老人家独自一人再造大唐，这份功绩举世无双。

更难的是，无论遭受多大的猜忌和打压，他始终不忘初心，凭借人生智慧和纯而又纯的忠心，数次度过危机，成了历史上罕见的“功高盖主”，却又能保全家族、安度晚年的大神。

李嗣业，为国捐躯的大唐第一悍将

每次提到李嗣业，我总是情不自禁地热血沸腾、肃然起敬。

李嗣业曾经是高仙芝的老部下，他所率领的陌刀队就像一柄最锋利的剑，从来战无不胜。李嗣业人生的绝大多数时间都充当了大唐先锋官的角色，哪里需要冲锋陷阵，就有他的影子。

在两唐书中，收复长安的香积寺之战最让人血脉喷张。李嗣业裸露上身，手执长刀，率领他的战友们杀入敌阵，他的陌刀所到之处“人马俱碎”，让敌人望之胆寒。

后来李嗣业升任泾原军行营节度使，并参加了著名的相州之战。此战中，李嗣业依然是大唐的“军魂担当”，在激烈的厮杀中中箭受伤。

休养中，眼看伤口就要愈合了，唐军九大节度使却起了内讧，遭到叛军的反攻。病床上的李嗣业听闻战鼓声一跃而起，高呼“杀敌”，以至于伤口崩裂，流血数升而死！

其实，平定安史之乱的名将还有很多，限于篇幅不一一列举了，回答最后一个问题：为何这些名将大多都很难善终？

答案其实已经在前面的叙述中了：朝廷对武将的猜忌和排挤。

唐玄宗后期，藩镇与朝廷的矛盾已经开始显现，安史之乱的爆发，只是这个矛盾的“破防点”。

由于长期的对外征战，以及“府兵制”的破产，大唐的兵力从“内重外轻”，迅速转变为“外重内轻”，中央直控的禁军还不到总兵力的20%。

随之而来的就是藩镇对兵权、财权和人事权的侵蚀，事实上形成了藩镇逐步脱离朝廷控制的倾向。

安史之乱一下子惊醒了朝廷，从此藩镇武将就成了朝廷严加防范的对象，那些战功越大的“战神”，也必然遭受到更多的“关注”。

我请朋友们注意，藩镇将领的身份，注定他们必然与朝廷越走越远。藩镇将领都是地方豪族，甚至是寒族出身，我们称之为“庶族阶级”，这个阶层在豪门政治的大唐，是永远不可能进入核心阶层的。

这种结构就天然形成了两个中心，一个是以长安为核心的中央政权，一个是以藩镇为核心庶族政权，二者之间根本无法融合。

这就是安史之乱后期，那些平叛的武将们为何与朝廷翻脸的根本原因，我们不能仅从皇帝昏庸，或者武将的悖逆，这些道德层面来评定是非。

人都是历史环境的产物，无法摆脱，李光弼、仆固怀恩等人的悲剧，就是那个历史时期他们那一代人的时代标签。（一）被斩的高仙之

按照四大战神死亡时间顺序，先说被斩的高仙芝。高仙芝不仅不是汉人，而且也可以说是外国人，他是唐朝时期的高句丽人。高句丽是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7世纪，在中国东北地区和朝鲜半岛存在的一个政权。主要由濊貊和扶余人组成，后又吸收一部分靺鞨人，古朝鲜遗民及三韩人等，其国土横跨今日的中国及韩国、朝鲜。

高仙芝少年时随父亲高舍鸡至到安西（即龟兹，今新疆库车东郊皮朗旧城）。他相貌俊美，善于骑射，作战勇猛，在20岁时就被授予游击将军，后被安西节度使夫蒙灵察提拔重用，成为一代战神级名将。

高仙芝同他部下的封常清被称为大唐的“帝国双壁”，一生战功赫赫，威震边疆。主要战绩有攻伐小勃律国、石国、大食国等。其中以唐玄宗天宝六年（747年）率军远征小勃律国最为著名。此役战果辉煌，灭了此国。但被后世赞誉的是高仙芝创造了一个行军奇迹。此次远征要翻越雄伟的葱岭，在海拔数千米的帕米尔高原上行军，难度极大。中国近代著名史学家胡秋原先生对高仙芝评价极高，把他与世界著名军事统帅拿破仑等相比：“中国这一位勇敢的将军，行军所经，惊险困难，比起欧洲名将，从汉尼拔，到拿破仑，到苏沃洛夫，他们之越阿尔卑斯山，真不知超过若千倍。”

高仙芝对石国今（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一带）的征战也取得了重大胜利，俘虏其国王和许多部众。后在同大食国的怛罗斯之战中失利。高仙芝以善于行军和长途奔袭而著称于世，但后来却被朝廷冤杀。

安史之乱爆发初期，名将封常清初战安禄山失利退守潼关，同高仙芝暂避敌锋，共驻潼关拒敌，本是正确的战略方案，但却受宦官监军边令诚的牵制。后者不懂军事，胡乱指挥，后来又向高仙芝索贿被拒，于是他诬告高仙芝无故放弃陕州土地、贪污军粮，唐玄宗听信谗言，便冤杀了他和封常清，把安史之乱拖入深渊。

（二）投降安禄山的哥舒翰

哥舒翰也不是汉人，他是西突厥别部、突骑施首领哥舒部落人，父亲为突厥人，母亲为胡人。哥舒翰也是十分骁勇善战之人，他文武双全，仗义重诺。跟高仙芝一样，也是战功赫赫威震西域边境的战神级名将。

“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带刀。至今窥牧马，不敢过临洮”。这是民间曾对战神哥舒翰的形容。哥舒翰一生战绩辉煌，他作战勇猛，经常身先士卒，善于打硬仗，成名于同吐蕃的苦拔海之战；天宝八载（749年）与吐蕃的石堡城战役中一战封神。石堡城雄伟坚固，易守难攻，一向为吐蕃军的前沿阵地。吐蕃动用全国之力防御石堡城。唐军曾多次试图夺回此城，都未成功。这次唐玄宗以倾国之力出战，下令必夺之。此战由哥舒翰全权指挥，他以牺牲数万人的代价取得了前无古人的战果，举国震惊，也令李白、杜甫等大诗人大赞。

但哥舒翰同高仙芝一样，也是栽在了安史之乱初期，并且也是在潼关“陨落”。高仙芝是在此地被冤杀，而哥舒翰是在此战败投降。他是在高仙芝被冤杀之后，唐朝派去的又一路大军。他带病出征，统领20万大军。英雄所见略同，哥舒翰面对安史叛军咄咄逼人的气势，也是采取以守为攻的战略，就是据守潼关，以待战机。这都是正确的做法。当时远在朔方的郭子仪也是这样主张的。无奈唐朝中央政府再次做出错误判断，唐玄宗听信同哥舒翰有矛盾的杨国忠的谗言，强令哥舒翰主动出击叛军。结果哥舒翰中了叛军崔乾佑的埋伏，在灵宝大战中惨败，几乎全军覆没。

战败后，哥舒翰被部下捆绑到安禄山跟前献功。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一生天不怕地不怕的哥舒翰居然屈膝投降了安禄山。但当时他年事已高，并没有被安禄山所用，而是被囚禁在洛阳。次年（757年）安禄山身死，哥舒翰也被安庆绪所杀，可谓是窝囊地结束了自己的一生，没有善终。

（三）忧郁成疾，英年早逝的李光弼

李光弼（708－764）是契丹人，出生在营州柳城（今辽宁省朝阳）。李光弼的父亲李楷洛，原为契丹酋长，在武则天时期归顺，以骁勇善战出名。李光弼为人严肃，性格深沉而刚毅，擅长骑射，他治军极严，颇知兵法，是位著名军事家。他少年即入军旅，同哥舒翰一样，都曾在名将王忠嗣麾下效力，屡立战功。

做为平定安史之乱中仅次于郭子仪的第二号人物，“战神”对于他也绝对是实至名归。事实上，在整个大唐近三百年历史中，他也是数得着的几位最著名的军事统帅之一。高仙芝和哥舒翰都是成名于安史之乱之前，他们对大唐的功绩主要是在开疆僻壤、镇守边境中所立下的战功，而李光弼则主要是在平定安禄山、史思明这次举世罕见的叛乱中居功至伟。他在这长达8年的战乱中，率领唐军打下了无数次战役，比如赫赫有名的常山之战、太原之战、河阳之战、怀州之战以及邺城之战的局部会战。

尤其是以757年初进行的太原之战最为著名，当时他以1万守军大败史思明10万精兵，此战他利用了地道战等各种神奇战法，创造了中国甚至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迹。而它的战略意义尤其重要，因为当时是安史之乱的初期，叛军气势逼人，安禄山在唐朝核心区势如破竹，洛阳、长安相继沦陷，大唐处于危机之中。而李光弼此战大大动摇了安史叛军的根基，可以说是牵制了叛军的几乎半壁“江山”，令叛军锐气大减，使朝廷在战略上扭转了颓势。

事实上，若论具体的战功，李光弼是大于郭子仪的，所以战后他也被评为“中兴战功第一”，《旧唐书》里甚至把他同历史上的著名战神军神孙武、吴起、韩信、白起相提并论。

若碰上像高力士那样比较善良或者通情达理的宦官还好一点，若是碰上那些小肚鸡肠、鼠目寸光、心如蛇蝎、其蠢如猪、其犟如驴的宦官（事实上大多宦官都是如此），那么你就惨了，等着被收拾吧，一不小心得罪了这些宦官监军，只有死路一条。所以说白了高仙芝、李光弼、仆固怀恩他们的被诬陷，归根结蒂都是宦官监军制惹的祸。宦官权力过大也是导致大唐最终衰落以至于覆亡的根本原因之一。至于陷害哥舒翰的奸臣杨国忠，他对大唐的危害众人皆知。

总之，一个国家的繁荣昌盛，某种程度上取决于他的包容性，唐朝前期正是有了这种包容现性，才会用这么多非汉人名将；后来因发生安史之乱，而安禄山、史思明恰好也是非汉人将领，所以唐朝政府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开始对这些非汉人名将不信任了，不用了，包容性一失去，也就自然走向了衰落。因此安史之乱之后，唐朝对“外族”人用的越来越少了。这就是高仙芝、哥舒翰、李光弼、仆固怀恩四大非汉人战神无一善终给后人带来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