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7月，福建省龙岩县电影工作站普通基层女干部杨月花突然接到上级通知：

省文化局有领导要来龙岩视察，要求她去当地最“高大上”的闽西宾馆汇报工作。

在去往宾馆的路上，杨月花不免纳闷：

我不过是一介县城里的区区“小官”，为什么这种“高级别”的工作汇报轮到我头上了？

进得宾馆房间来，只见沙发正中间端坐一位“女领导”，看样子，她比杨月花年轻七八岁。

虽然杨月花并不认识这位女领导，但在那一刻，她对后者有一种“天上掉下个林妹妹”的似曾相识感。

再一打量，房间里还坐着地委书记夫人等其他几位“高官”以及一位她不认识的男同志。

杨月花略带紧张地汇报着工作，但她发现，那位“似曾相识”的女领导好像对她的汇报并不感兴趣，而是一直专注地端详和打量着她本人……

后来，她才知道，这位专程远道而来“听取汇报”的女领导，就是毛泽东与贺子珍的女儿李敏。

那么，她杨月花，到底又是何许人呢？

杨月花：疑惑中写信寻亲

众所周知，毛泽东与贺子珍这对革命夫妻一共孕育了6个子女，但健康长大并一直呆在毛泽东身边的就只有李敏一人；

其他 5个子女，或夭折，或因为战争年代不得已而为之的“送老乡抚养”而失落民间，再也不知所踪。

其中，当时新婚不久的贺子珍于1930年在龙岩生下的第一个孩子、也是毛泽东喜得的第一个“千金”——长女毛金花就是这样一颗在残酷的战争年代痛失民间的“遗珠”。

那么，毛金花到底还活着吗？如果还活着，还能够找到她吗？

这个问题，从毛泽东与贺子珍1933年开始在闽西一带托人四处寻觅爱女开始，直到新中国成立了很久以后，都一直是个悬而未决的谜题。

毛金花的命运，情系一代伟人，对她的寻觅过程，不仅时间跨度漫长而断续，而且涉及和参与其中的各种人员也繁多且复杂，简直都可以为此而写一部颇为精彩的侦探小说了：

上，周恩来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为此事操过心、费过力；

下，无论是当时的福建省省级领导还是当地各级基层干部和普通群众，有许多人曾为此事来往奔波；

亲，毛金花的亲舅舅贺学敏和当年的“送托人”邓子恢等人对此事颇为上心，亲力亲为，不断查找证据，一直寻寻觅觅；

疏，各种相关机构的工作人员们为此事尽职尽责，不断求证苦觅“革命遗珠”。

大量的调查求证后，最终形成了一个被大多数党史专家所认可、较为权威的关于毛金花下落的“版本”：

毛金花并没有夭折于抚养她的老乡手上，她还活着，她大概率就是本文主人公杨月花。

虽然迄今为止尚无可以证明杨月花就是毛金花本人的“铁证”，但我们可以不妨以批判性态度接受这个权威“版本”的观点和结论，将杨月花视为那颗失而复得的“革命遗珠”。

时光，穿越回1930年代。

幼小孩童毛金花，不仅过早地失去了亲生父母的呵护，还经历了被各色“老乡”们不断辗转买卖的曲折复杂命运：

毛金花出生仅二十天后，贺子珍因为要随部队转移，万般无奈之下，经邓子恢之手托付给龙岩鞋店的鞋匠翁清河、 林大姑夫妇收养，那是1930 年 4 月的事；

同年7月，翁家将婴儿毛金花弃之于南门赞风店前，被讨饭婆翁姑收养，翁姑将小婴儿唤为“山姑”；

一年多后，翁姑因无力养活“山姑”，遂又转手给了弃武经商的山东汉子张先志与六姑夫妇；

1935年3月，张先志在妻子病逝后再将“山姑”转给溪南人邱应松及其同居的妇人邱兰仔收养……

由此可见，自从毛金花在襁褓里被妈妈迫不得已地托付给老乡后，5岁前的她就像是一枚风中飘零的落叶，身不由己，像一个可有可无的小物件一样被人们不断“换手”，“换手率”还相当高。

好在，毛金花最后“落户”的邱姓人家待她还不错，邱应松去世后，邱兰仔按照其前夫的姓氏，给毛金花改名为杨月花，并视为己出。

至此，小小的毛金花才算结束了几年来飘零的命运，也结束了几次被别人随便易名的命运，以“杨月花”的名字在邱家慢慢地长大成人。

时光荏苒，到了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时，杨月花已经长成了一个19岁相貌出众的窈窕少女了。

有人说她的相貌酷似当年的贺子珍，而前额还特别像毛泽东。

杨月花1951年参加工作，1958年入党，到1963年时，她已经成长为县工商联一个爱党爱社会主义的基层女干部。

已经是个成年女子的杨月花，当然得完成婚嫁之事，她选择了在县粮食局工作的普通职员郑焕章为终身伴侣，并且在婚后还继续与“生母”邱兰仔一起生活，一家子的朴实小日子过得岁月静好。

一直以为自己就是邱兰仔亲身女儿的杨月花当然不可能知道那些发生在自己婴幼儿时期的复杂过往，至少在1963年之前，她对自己的复杂生世都是一无所知的。

只是偶尔与哥哥杨荣福斗嘴时，哥哥会恶作剧般地用龙岩土话骂她几句“填头肉”，也就是非亲生的意思，她听后，虽然心里不免有些疑惑，但也没太当真。

但发生在1963年的一桩事，却激起了她心里的千层浪：

“舅母”郑秋地在当地大力开展的忆苦思甜运动中，无意间向她道出了她的身世秘密，“是抱养的，是老红军生的”。

这一下，杨月花的平静生活被打破了，将信将疑之下她好一阵苦恼：

我到底是谁的女儿？

苦闷之下，她决定主动提笔给给已调任龙岩专署副专员的吴潮芳写一封措辞恳切的信，迫切请求组织为她寻找亲生父母：

“我是一个失去亲生父母30 余年的人…… ”

舅舅贺敏学：侠义相认

后来，杨月花对人谈及往事时，对1973年到龙岩她家来访的几位贵客记忆犹新。

记得那一年，家里突然从上海来了一位名叫周剑霞的女访客，由几位本地人陪同着来杨月花家探访。

大家正说活间，只听得其中一位客人突然大喊：

“有跳蚤！”

所有人都马上挽起了自己的裤筒，杨月花也这样做了，露出了她右膝盖上的一颗明显的黑痣。

奇怪的是，随后几天，周剑霞再次来访，还特别仔细地对杨月花的体貌体态和手脚进行了一番“观察”……

事后，周剑霞对陪同她的人说：

“杨月花真像毛泽东。动作举止酷像姨妈贺子珍。”

后来，杨月花才知道，论辈分，周剑霞是她的表兄弟媳、贺子珍的妹妹贺怡的儿媳妇。

周剑霞专程来访，目的就是为毛金花的亲舅舅贺敏学的“认亲”来“打前站”的。

贺敏学的“认亲”之路为何这么“弯弯绕”呢？

其实，早在杨月花主动给福建当地领导写信的很久以前，就有“亲人们”分别多次地来闽西一带寻觅她的踪迹了。

1932年，毛泽东就曾委托胞弟毛泽民寻找金花，当后者找到翁清河时，他却信誓旦旦地说孩子仅养了4个月就因病夭折了；

当初的托送人邓子恢虽然也耳闻毛金花已经夭折的消息，但一方面他心怀愧疚，另一方面他也不死心，总觉得应该努力去寻找一番，所以通过好几层组织关系，辗转委托熟悉当地情况的老同志去实地调查，可是又卡在翁清河这里了。

总之，调查工作来来回回好多次，调查中的最大bug就是这个当初的“老乡”翁清河，他一口咬定孩子已经夭折，这让调查工作一度陷入困境……

直到杨月花写给当地领导的第一封信被汇报给当时的福建省省长魏金水，并在魏省长的主持下，召集相关当事人开座谈会专门讨论此事时，翁清河才吞吞吐吐地将当年毛金花被辗转送人的实情和前因后果讲了出来。

并且，他还指着杨月花告诉魏金水：

“魏省长，杨月花就是当年毛主席和贺子珍的女儿毛金花。”

如此一来，杨月花的身世之谜似乎已经破解，而那颗遗失民间的“革命遗珠”也失而复得。谁知，仅隔一天后，翁清河就出尔反尔，完全否定了自己在头一天的说法，还是一口咬定毛金花的早夭。

总之，由于翁清河的反复无常和其他证人的说法不一致，以及1960年代一些特殊的政治原因，杨月花的身份一直无法最终确定。

后来，杨月花还继续给魏省长和朱德等中央领导人上书陈情，希望组织上能够帮助自己落实身份问题。

那么，毛金花的亲生父亲毛泽东，对此事是个什么态度呢？

毛泽东对这个“失去”的长女的思念之情当然不必怀疑：

想当初，当毛泽民告知从翁清河处得知毛金花已经夭折的噩耗后，毛泽东用很长一段沉默不语表达了对爱女的惋惜之情，最后不无伤感地说：“真可惜啊！”

直到1953年，毛泽东还对邓子恢旧事重提，希望他能够帮助寻找自己还有可能活在民间的爱女。

1971年底，杨月花的事情终于被贺学敏知晓，他责成有关人员又辛苦地花费了两个月进行调查，并写成了一份调查报告，尔后，他将这份报告交给了周恩来，周恩来又立即告之毛泽东。

毛泽东非常高兴，甚至要周恩来指示贺敏学马上用飞机把女孩从龙岩送往北京见面。

谁知，第二天一大早，毛泽东又改变了初衷。

其实，后来才知道，主要是江青在从中作梗的原因，才导致了毛泽东没有与杨月花见上一面。

但毛泽东表达了希望贺敏学对此女多加照顾的意思……

这样一来，贺敏学无论是从毛泽东的托付角度，还是从身为贺子珍亲密的哥哥的角度，都觉得无论如何要尽快落实与杨月花的见面，并很希望能够确认她的身份就是自己的亲外甥女毛金花。

这也才有了1973年安排周剑霞去访问杨月花一事，而周剑霞在赴龙岩之前，还特意去了正在上海养病的姨妈贺子珍那里一趟，详细问清楚了毛金花的身体特征。

终于，在1973年的某一个夜晚，杨月花与贺敏学在福州相认了。

第一次见到这个受苦多年、失而复得的外甥女，贺敏学这位侠肝义胆、为革命“硬气”了一辈子的老者忍不住老泪纵横：

“月花，找你多辛苦哦!”

贺敏学之所以认定杨月花就是自己的外甥女，主要还是觉得她的性格有很多像极了妹妹贺子珍的地方。

这一点从贺敏学的夫人李立英的角度也可推知：

作为贺子珍的亲嫂子，李立英曾经在1950年代照顾过从苏联回国后身体和精神状态很差的贺子珍多年，所以对后者是很了解的。

作为“舅妈”，李立英曾多次说：

“月花像她的母亲贺子珍，讲话，行动，还有脾气，一点不差。”

贺敏学及其夫人对杨月花的“认定”，从本文开头提及的1977年杨月花与李敏见面后的“花絮”中也可一窥几分。

1977与李敏的那次相见后，杨月花立马想起来了，1974年她去北京找父母时，住在周剑霞家，在周家，她见过李敏的照片，难怪总觉得那位“女领导”好像在哪里见过。

后来，她将此事告诉了贺敏学，说自己当时就觉得那位“女领导”就是自己的亲妹妹李敏。

贺敏学既遗憾有略带打趣地问：

“你为什么不喊她妹妹呢？”

对此问题，杨月花犯起了倔：

“我比她年长，她不先叫我，我何苦唤她？”

对于杨月花提出的希望李敏先叫她姐姐的这个“要求”，贺敏学无奈地笑着摇摇头说：

“和子珍一样的倔强。”

“毛家人”李敏：相认难

按照毛泽东的外孙女、李敏的女儿孔东梅撰写的《我心中的外公毛泽东——翻开我家老影集》一书的说法和观点：

毛贺两大家子，对杨月花的“认定”是不同的，可以说是“毛家不认贺家认”。

书中，“一生豪侠的舅外公贺敏学认下了这个被他看准的外甥女”一句表明，贺敏学是在“铁证”不充分的情况下，“豪侠”地接受了杨月花作为自己的外甥女。

但书中也明确地表明：

“而1976年去世的外公（毛泽东）和 1984年去世的外婆（贺子珍）都始终未与此人（杨月花）相见，此事因此也无法确认。”

孔东梅坚持认为，外公与外婆 “他们的儿女只有我妈妈李敏确认幸存”。

由此可见，以李敏为代表的“毛家人”对杨月花之事是不置可否的。

其实，1970年代，李敏等“毛家人”不愿与杨月花相认，是内有“隐情”的。

作为贺子珍唯一确认在世的女儿，李敏曾经在苏联与妈妈生活过一段时间，充分享受到了母亲温柔的母爱，也深深地同情母亲曾经痛失5个子女的悲苦；

她知道，妈妈当初是在一个相对而言条件还不错的龙岩医院生下了大姐，也知道当初大姐出生时，那份“妈妈爱，爸爸喜” 的亲子之情；

她还知道当初不得已将大姐寄养给老乡时，年轻的母亲那份依依难舍的心情；

她更知道，多年来母亲为寻找长姐而不知掉了多少泪；

所以，李敏一直为了妈妈而留心着寻找哥哥姐姐的事情。

后来，在上海养病的贺子珍也隐约听说了杨月花的事情，而且还收到了一封“福建来信”；精神状态已经很差的贺子珍读信后情绪异常激动，不仅泪流满面，而且当晚服用安眠药也难以入眠。

她内心很希望杨月花来看她，或者说，她内心很希望认下这个“女儿”，无奈，那时毛主席已经去世，有人提醒她：

你只有一半认女儿的权利，其他一半是属于毛主席的，而毛主席已经去世了。

言下之意，贺子珍是不可能认这个女儿了。

1977年，精神状况时好时坏的贺子珍忽然清醒，她知道自己不能亲自去见毛金花，就想让李敏代替自己去看望一下这个苦命的“女儿”。

带着母亲的嘱托，李敏夫妇千里迢迢到了福建龙岩，专门去看那个被舅舅认下的“姐姐”；

但因不便挑明，所以她才在有关部门的安排下，假借领导视察的名义，让杨月花与她相见。

单从李敏个人而言，这个“姐姐”与她有着完全不同的人生经历，也早已形成了难以改变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姐妹俩”并没有什么共同语言；

但从父母的角度，她内心其实还是很想替妈妈认下这个“姐姐”的。

但，李敏此行，不仅仅是代表她个人和妈妈的意志，能否认这个“姐姐”也远非她个人愿望能够决定的。

结语

直到毛泽东和贺子珍分别于1976年和1984年相继去世，杨月花也无缘与他们一见，但她一直与“舅舅”贺敏学及其家人保持着亲密而频繁的来往。

1993年中央电视台《毛泽东》剧组还特意走访了她家，并为她拍摄了许多珍贵的镜头；

杨月花告诉电视台的同志：

她很感谢党和老革命们让她知道了她的亲生父母是谁，仅此一点，就足够她受用终身了，就足够让她感到满足和幸福了。

像贺子珍一样倔强的她，只想弄清楚自己的身世之谜而已，别无他求。

参考文献：

贺子珍长女杨月花辛苦遭逢记—福建党史月刊--郑学秋-- 1994-07-15

贺子珍长女杨月花辛苦遭逢记（续完）—福建党史月刊--郑学秋-- 1994-08-15

贺子珍长女寻访记--档案时空（史料版）--张善亮-- 2005-1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