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演唱会经济”系列报道

7月18日中午，张学友广州演唱会放票，又是一眼秒空。一时间，微信朋友圈满是失落。“消费提振”的主题下，演唱会，正以最直白的方式连接着个体情感需求与城市消费潜力。南都大数据研究院推出“透视演唱会经济”系列报道，将从市场规模、文旅热潮、平台规范、黄牛治理等六个方面展开解读。随着管理创新、服务提质、活力释放，消费市场，必将越来越暖。

第五篇，关注屡禁难绝的“黄牛”票。

7月19日，“周杰伦演唱会2张连座票黄牛叫价15万”登顶热搜，网友直呼“离谱”。就在前一天，张学友广州演唱会门票一扫而空，不少人怀疑票务平台已经被“黄牛”代抢攻陷。

“‘黄牛’招985学生抢林俊杰演唱会门票”“五迷（五月天歌迷）抵制‘黄牛’”……南都记者不完全统计，今年以来，至少有二十多条与演唱会“黄牛”相关的话题登上微博热搜，而在过去三年，这一数据为零。

微博热搜数据印证，沉寂三年后，与线下演唱会一起回归的还有“黄牛”。囤积居奇、待价而沽，上游维护票源关系，下游招收代理，问题频频，打击难度却不小。文旅部发布票务领域行业标准，或将搭建全国票务信息管理平台；上海试点实行强实名制检票进场……监管接连出击，黄牛们还能走多远？

“黄牛”如何取得票源？

每一场大型演唱会开票后社交平台上都充斥着“一秒没”的哀嚎。林俊杰广州站演唱会7月10日开票后，南都记者看到，“黄牛”小橙（化名）发出朋友圈 “下半年就靠林俊杰了”。“黄牛”小鱼（化名）则告诉南都记者，“现在全世界都没票”，她接受预订，先交订金表示诚意，看台500元、内场1000元、前5排2000元，她从上线那里收到票了再报实际价格，“估计比较贵”。

一“黄牛”朋友圈截图

“黄牛”的票来自哪里？在两高（深圳）律师事务所程颖诗律师看来，一场演唱会门票的流向非常复杂，不只在主办方手里，赞助商、票务平台、经纪公司等，甚至体育场馆的运营公司、搭建舞台的执行公司等合作方都有机会拿到赠票或普通票。手里有票的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黄牛”的票源。

小吴（化名）是一位跟踪“黄牛”问题的律师，他认识的“黄牛”微信朋友圈炫富内容不少。“他们有公司的，世界杯期间公司给他们包机去俄罗斯倒票卖”，小吴告诉南都记者，这里所谓的公司是对外有商务合作的皮包公司，与主办方对接，旗下有40多个“资深黄牛”，常常在国外。他们不仅有演唱会、体育赛事的门票，还有高级品牌宴会、红毯入场券等。小吴分析，注册公司有更高的信誉度，还可以走账、开票，有一些避税措施，这对他们在主办方处拿票更有利。

“资深黄牛”通常对接活动经营方、经纪公司高层，而小“黄牛”们也有自己获票途径。“我认识的一个‘黄牛’，请主办方吃饭、消费都是小意思，还帮人家装修新房，跑腿买建材，想方设法搞好关系。”在网易谈心社栏目里，一位“黄牛”自述，自己从做演出相关工作的表哥那里拿票，表哥也会帮着介绍其他手里有票的朋友，最好的时候年赚百万。

2015年、2016年，演出市场不时出现囤票捂票、与“黄牛”勾连炒票等问题。原文化部于2017年发布通知，规定演出举办单位、演出票务经营单位面向市场公开销售的营业性演出门票数量，不得低于公安部门核准观众数量的70%，重点营业性演出不得低于80%。中国演出行业协会认为，由于线下执法等管理手段相对单一，线上票务系统不互通，监管难度很大。

前述程颖诗律师告诉南都记者，她参与的票务代理合作模式中，主办方与票务平台签约，一般只约定收益比例，比如提成或手续费，不会明确约定主办方交由票务平台所售卖的门票比例，但会明确约定“主办方承诺该活动公开销售的门票数量符合法律、法规及相关规范性文件要求”，总的来说，“主办方有关于票务售卖等相关演唱会执行事宜的自主决定权”。

按照程颖诗律师的说法，主办方出于维护各方关系的商业目的需要，允许手里留有一部分比例内部票，且分配情况不会公开。基于此，“黄牛”们添油加醋，把这个“灰色”理由变成自己拉客的“底气”。

“黄牛”何以狂欢不止？

“宁可鸟巢门口站，也不能让‘黄牛’赚”。5月7日，这一由五月天粉丝自发形成的“口号”及自制宣传图片广泛传播。这个夏天，票务灰产话题进一步点燃。

然而，其实不少粉丝为了方便自己追星，成为代理“黄牛”。小慢（化名）对南都记者称，她一次性交了2200元代理费，上家做“黄牛”至少5年，招收的代理群里有200人。“做‘黄牛’代理很难经营得好，主要是为了方便拿票追星，那个代理群里很多人都是自己追星的”。

小慢上家提供的“7月22日澳门乐华周年演唱会”价格表显示，票面价值2580元的内场区，代理价3500元，对外售价3700元，也就是说代理“黄牛”可赚200元差价。第一排座位票面也是2580元，但对外售价飙升至16000元，代理价15500元。

小慢提供的代理票价图片

“黄牛”们趋之若鹜，一边是利润引诱，一边则是违法成本较低。

“我一哥们进去还没出来呢。”一“黄牛”在社交平台上表示，朋友因为用代抢软件囤票被抓，对此，其言语轻松平常。

对警方来说，抓捕线下兜售门票的“黄牛”是常见的打击方式。据北京日报消息，今年5月26日至6月3日五月天鸟巢演唱会期间，北京市公安局成立“‘黄牛’”外围打击分指挥部，组织便衣警力分片包干，共抓获“黄牛”57人。

对于“黄牛”倒票行为，《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二条规定中有处罚措施，且处罚上限为15日拘留和1000元罚款。这与倒卖演出票的暴利相比，违法成本称得上“不痛不痒”。遍布各地的线上“黄牛”网络中，警方循着举报线索逐个抓捕，数量只是冰山一角，“黄牛”团伙的“经久不衰”不难理解。

深圳市消费者委员会委员、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陈伟律师向南都记者表示，他认为规范演唱会门票的销售行为，除了源头在于规范主办方、票务公司等商家经营行为，消费者维权意识也待提高，考虑立法规定经营者的具体行为、强化处罚措施等，也是重点之一。

检票强实名制可行吗？

“黄牛”网络上下线庞杂，各个环节监管不易，目前最有效的打击方法可能是强实名制，进场时采用身份证、人脸识别等技术实现一人一电子票。据上海新闻广播，票务平台纷玩岛相关负责人沙先生接受采访时表示，上海市今年所有演唱会都试点实行强实名制进场。

“黄牛”的朋友圈已有所反应：上海演唱会的门票他们只接代抢，用顾客本人身份证信息代抢票，未抢到的退回代抢费。“黄牛”告诉南都记者，除此之外，只能等“天价邀请函”，也就是未对市场公开出售的那部分内部票，常常划定了专门的观演区域。南都记者从一“黄牛”处得到的张信哲演唱会邀请函显示，观演人需扫码绑定实名登记，再用电子票入场。

“黄牛”提供的邀请函

似乎已经被逼到墙角，但“黄牛”们总是能找到“新玩法”，比如只需刷身份证不需要“刷脸”的，向顾客提供买票身份证；允许转赠一次的，拿到票后再转赠。

强实名制使演出票二次流转困难，不可转赠、不可退票的规则或会误伤消费者。为此，刘若英、梁静茹等演唱会针对“不熟悉购票、观演规则的观众”，临时增设了退票时段。

但这样一来，主办方似乎难以接受。“演唱会具有非常强的时效性”，京奇非凡影视公司是国内知名的演出主办方，其CEO田京泉向南都记者解释，“以极端情况举例，演出时间定在30天后，开票10天后票只卖出两成，预估亏损，可能取消这场演出。但允许退票的话，开票10天卖出六成，却在最后10天退票剩下两成，这时候艺人所有排练都已进行，这个演出演还是不演？”他不赞同设立普遍的退票机制。

2021年，文旅部颁布实施的行业标准《演出票务服务与技术规范》，要求每张演出票上都有全国统一编码，这将为市场在售演出项目提供真实可靠的数据分析基础，便于掌握不同区域、不同类型的演出票销售流转情况。

“我们一直呼吁搭建票务信息管理平台。”中国演出行业协会秘书长潘燕认为，从票务的角度来看，演出的业态比电影复杂，制定标准的难度也更高，“电影有一个相对简单的分发体系，而每一场演出的情况都不同。管理‘黄牛’的问题，首先需要政府主管部门在‘规范’实施的基础上出台更具体的行政措施。”

在田京泉看来，“黄牛”泛滥的主要原因在于目前粗放的票价设置。市面上的演出基本只有6-8个价位，他认为内场第一排和内场最后一排的价值显然不等，有时候看台较高的位置都比内场最后一排看得清。所以“黄牛”对每个座位的票价有了操作空间。他希望监管方式不要一刀切，而是遵循市场规律。

出品：南都大数据研究院

策划/统筹：邹莹 凌慧珊 张纯

采写：南都记者 李雨佳 张雨亭

制图：沈淑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