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立煌曾是蒋介石手下的“五虎将”之一，土地革命时期，他是“剿共”先锋；解放战争时期，他又担任“东北剿总”总司令，被我军列入战犯名单。但当新中国成立时，卫立煌却从香港给毛泽东发来热情洋溢的贺电，1955年，他更是毅然从香港返回祖国大陆，不仅受到祖国和人民的热烈欢迎，还被选为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卫立煌为什么会完成这么大的转变呢？

这还得从1936年说起，在“西安事变”时，卫立煌与蒋介石一起被扣押，他在听了张学良给他讲了兵谏的目的、经过和提出的八项主张后，觉得张学良这样做确实有道理，内战再打下去，中国有亡国的危险，于是对共产党的态度也开始转变。

抗战全面爆发后，卫立煌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前敌总指挥，当时八路军也在名义上归第二战区指挥，这样卫立煌成了八路军的“上司”。

1938年2月，八路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傅钟决定安排中共党员赵荣声到卫立煌的身边当秘书，赵荣声起初不愿意去，傅钟劝他说：“还是去为好，不能强调个人工作兴趣。我们派人到国民党上层去做统战工作，还进不去呢！目前国共合作，名义上我们要受人家指挥，要向国民党领军饷弹药，你能和卫立煌搞好关系，是很有意义的。”

赵荣声这才意识到此事的重要性，于是欣然同意。不久以后，赵荣声来到卫立煌的司令部，并很快受到他的赏识，被任命为少校秘书。

赵荣声通过和卫立煌的接触，感到他是一个直来直往、心眼实在的人，觉得对他做统战工作是有事情可做的，于是赵荣声经常借一些机会，向卫立煌去宣传党的思想、理论和政策，卫立煌也非常乐意于听。

1938年4月，卫立煌的部队准备向晋南中条山转移，参谋长郭寄峤制订了多种转移方案，其中最稳妥的一种方案是由晋西渡过黄河，假道陕北，再经西安到河南渑池，渡过黄河，就到达晋南的中条山区。

卫立煌也觉得这个方案最好，但他想到陕北可是蒋委员长眼里的“匪窝”，他生怕引起蒋介石猜疑，一时顾虑重重，进退维谷。

此时赵荣声劝卫立煌说：“总司令，还是取道陕北这条线路好，这是我们参观延安的一个大好机会。”

卫立煌说：“我也想去延安看看，可是现在仗打得这么紧张，哪有时间去参观？”

赵荣声坚持说：“走马观花，有一两天就行了，和毛先生见见面，听听他的议论。如果不抓紧这个机会，下次再想到延安，可就不容易了！”

正在卫立煌犹豫的时候，他突然收到了蒋介石的电报，蒋介石让他立刻去河南洛阳参加一个军事会议，假道陕北正好可以顺利到达洛阳，这样卫立煌去延安就有了名正言顺的理由了。

毛泽东得知卫立煌将路经延安的消息后，非常重视，特意指示组成一个专门的班子，认真接待卫立煌一行。对此有一些同志认为卫立煌以前曾打过红军，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现在却要好吃好喝地招待他，他们表示不能理解。

对此毛泽东耐心地解释说：“不管怎么说，从抗战大局出发，争取卫将军这样的国民党重要将领，对整个国共合作的局面将有重要影响，所以要采取积极的态度，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尽量争取他。”

4月17日，卫立煌一行人前往延安。车到达延安城外时，卫立煌发现墙上贴出了很多“加强国共合作”、“团结抗日”、“欢迎卫副司令长官”等标语，走进延安城后，欢迎的标语就更多了。此时八路军参谋长滕代远、陕北留守处主任肖劲光等人已经在路口等候卫立煌了，在他们的陪同下，卫立煌来到了城里的接待处，并在这里见到了毛泽东。

两人见面后后，卫立煌称赞毛泽东说：“八路军对日本作战打得非常好，我非常敬佩。我这次有机会来延安，当面领教，非常荣幸。”

毛泽东也赞扬了卫立煌的坚决抗日以及与八路军的良好关系，他还说：“我们要沿着这样一条路继续走下去。”

接着毛泽东又谈到了八路军面临的一些困难，他说：“我们现在弹药消耗很大，没有子弹怎能打敌人？这就需要得到补充。特别是医药卫生器材缺乏，希望卫总司令帮助向主管部门催促。还有，现在已经要到5月，快夏天了，夏服还没有影子，不知道是什么缘故？”卫立煌表示自己回去以后，一定设法解决。

中午毛泽东设宴招待了卫立煌一行，筵席非常丰盛，毛泽东一面饮酒，一面与卫立煌谈笑风生。卫立煌前阵子在山西遭日寇追击，给养补充不上，生活很马虎，所以对桌上的每一道菜都十分满意。饭后，毛泽东与卫立煌一起合影留念。

毛泽东又邀请卫立煌和他一起散步，在路上毛泽东问道：“卫将军，你说说毛驴上山，开步是先抬左腿，还是先抬右腿？”

卫立煌愣住了，他回答不出来，便说：“俊如是军人，军旅之外的事，知之甚少，请毛先生不吝赐教。”

毛泽东说：“陕北是穷地方，山多坡陡，用毛驴的地方很多，所以就得研究毛驴。卫将军是带兵打仗的人，对日军这头毛驴要多加研究啰！”

卫立煌猛然醒悟过来，他想毛泽东在这方面一定有研究，于是问道：“毛先生之大智，是许多常人难比的，我倒想听听您的高见。”

毛泽东说：“日军这头驴子又踢又咬的，厉害得很啰，我若是和这些日本鬼子对阵，首先要退避三舍，然后抓住它的尾巴，狠狠地在它屁股上刺一刀！”

卫立煌马上懂了，他佩服地说：“我怎么没有想到这些！”

午饭以后，卫立煌驱车前往二十里铺看望受伤的林彪，车开到半路时，他突然叫大家停下来，要每个人凑钱。原来国民党军队素有送礼的风气，按当时不成文的规矩，一个师长有病或受伤，送的礼通常要一千至数千元。因为当天走得急，卫立煌没有来得及做送礼准备，只好临时叫大家掏腰包凑钱，可是大家搜尽囊中所有，才凑到600多元，卫立煌觉得实在拿不出手，只好作罢。

第二天，卫立煌就离开了延安，他在去西安的路上还一再提起：“没给林彪送点礼，太不像样了！”

此时赵荣声趁机说：“能帮助八路军解决些枪弹、医药和夏服，比送林彪几千块钱要管用得多！”

“对啊！”卫立煌一拍大腿：“毛先生不也当面对我提过这个问题吗？”

卫立煌到西安后，马上以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前敌总指挥的身份下了一道手谕：“即发十八集团军，步枪子弹一百万发、手榴弹二十五万发。”并要求主管后勤的老部下杲海澜立即执行。

杲海澜接过手谕后，面露难色，因为蒋介石对八路军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就是在军事上“反共”，在物资上“限共”，卫立煌却说：“第二战区的军队都受我指挥，凡是打日本的我都一样看待。十八集团军仗打得很好，我们就要充分供给。牛肉罐头还有多少？”

杲海澜据实以告：“还有几百箱吧！”

卫立煌当即下令：“发给十八集团军180箱。”

杲海澜不敢轻易做主，于是找常驻西安的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后勤部副部长卢佐商量对策，他们决定以汉口的军委会后勤部没有同意为借口，把此事拖延下来。

赵荣声了解到此事后，急中生智，通过卫立煌部队里的熟人向杲海澜传话：“日军已打到风陵渡了，西安危急。要是前线不利，把责任推到你身上，你受得了吗？卫老总要是发起脾气，说你违抗军令，贻误军机，你吃个眼前亏，就太不值得了。”

杲海澜又拖了几天，卫立煌再次催促他办理此事，他没有办法，只好通知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主任林伯渠立刻前来领取物资。此时林伯渠早已得到赵荣声的通知，他马上派人用很短的时间将物资运走。等卢佐知道此事时，这批弹药早被领走多时了，只剩下3个师的夏服，卢佐觉得扣发已无多大意义，干脆做了个顺水人情一并发放了，还配发了一些药品和医疗器械。

卫立煌从延安回来后，经常在晚上找赵荣声谈延安的印象，他还要赵荣声陪他细读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并感叹说：“要想战胜日本，救中国，恐怕只有学延安的方法。”可以看出，此时卫立煌的思想已经起了变化。

不久后的一个晚上，卫立煌再次把赵荣声叫了过去，他一个劲地吸着雪茄，突然问了赵荣声一个意想不到的问题：“我加入共产党好吗？该怎么参加呢？”

赵荣声十分激动，但很快镇静了下来，坦然地说：“这个问题我回答不了，因为我参加八路军也还不久，我替您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问问林伯渠先生吧！”

卫立煌当即表示同意，他交给赵荣声100元钱作为路费，并嘱咐道：“你以我的秘书的身份代表我去找共产党，不要对任何人说你到哪里去，不要耽搁，天亮了马上就走。”

赵荣声到西安后，向林伯渠报告了此事，林伯渠经过分析，认为当时正值国共合作，卫立煌的官阶太高，目标太大，他对赵荣声说：“你回去告诉卫立煌，好好做一个革命的国民党员，做一个真正实行孙中山革命主张的国民党员，这样对于中国革命的贡献比参加共产党更大些。”

尽管卫立煌最终没能加入共产党，但他的这些举动，都逃不过蒋介石的耳目。后来八路军驻阎锡山部的一位少将高参联络员叛变，告秘卫立煌有“亲共”嫌疑，蒋介石派人调查，虽未确切证实，但终存疑虑，他对身边的人说：“卫会打仗，不懂政治。”

1941年5月，蒋介石借口中条山作战失利，免去了卫立煌的一切职务，让他回乡奉养老母。周恩来得知以后，真诚地对卫立煌说：“你是受了我们的累。”

抗战胜利后，卫立煌再次受到蒋介石的排挤，长期赴美、英、法等国考察军事。内战爆发后，国民党军队在东北被解放军打得节节败退，蒋介石再次想到了卫立煌，并马上催促他回国。

1948年1月，蒋介石任命卫立煌为东北“剿匪”总司令，指挥军队和解放军作战。卫立煌知道国民党已经烂到了根子里，即便自己去了也是无济于事，再加上他和共产党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自然不愿意帮蒋介石打内战。

卫立煌到东北后，一方面与蒋介石争夺指挥军队的权力，另一方面采取按兵不动的原则，固守沈阳等几个城市。

解放军切断了沈阳与锦州之间的铁路以后，蒋介石一再催促卫立煌由沈阳出兵辽西，将主力撤至锦州，然后再退回关内，以避免被全歼。卫立煌则以共军惯于采用“围城打援”之术、国民党军已多次上当吃亏为由，迟迟不肯发兵。

后来当廖耀湘奉蒋介石之命，率辽西兵团离开沈阳去解锦州之围时，卫立煌却假借种种理由，就是拖延不给廖耀湘兵团补给弹药和汽油，他还对部下说：“看他盲人瞎马怎么走！”

在卫立煌的“帮助”下，国民党在东北的几十万军队很快被解放军分割围歼。蒋介石把怒气全部出在卫立煌身上，他在1948年11月26日发布命令：“东北剿匪总司令卫立煌迟疑不决，坐失戎机，致失重镇，着即撤职查办。”

卫立煌被撤职后，被软禁在南京的家中。12月15日，中共新华社公布了国民党43名“战犯”的名单，卫立煌位列第13位，这个名单帮了他的大忙，使得国民党反动派指责他“通敌”的说法不能自圆其说，特务对他的监视也有所松动。

1949年除夕夜，卫立煌乘机化妆逃出南京，然后取道上海，乘英国轮船逃到了香港。

1949年2月，卫立煌致信朱德：

弟自沈阳南旋，行动不克自由，谅早洞悉。唯念老母现在八十有五，弱弟奄涛，率同子侄数十人，在肥侍养。兹值解放大军到达，望电知军政领袖，加意保护，免受惊恐。

朱德将信转呈给毛泽东，毛泽东并没有忘记这位老朋友，他马上指示邓小平：“望转合肥县政府对卫立煌家属予以保护为盼。”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身在香港的卫立煌非常激动，给毛泽东发去了贺电：

北京毛主席：

先生英明领导，人民革命屡获辉煌胜利，从此全中华人民得到伟大领袖，新中国富强有望，举世欢腾鼓舞，竭诚拥护。煌向往衷心尤为雀跃万丈。敬电驰贺。朱副主席、周总理请代申贺忱。

毛泽东收到贺电以后，向卫立煌回电表示了感谢。

但对于回大陆，卫立煌却一直存在顾虑，所以在香港深居简出了数年。蒋介石为了防止卫立煌投共，曾多次派人来劝说卫立煌去台湾或者出国，但卫立煌始终不为所动。

1954年8月下旬，卫立煌在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为解放台湾联合宣言》后，深感赞赏，他也发表了公开讲话，希望能够尽快解放台湾，完成祖国的统一大业。

1955年1月，周恩来得知卫立煌讲话的内容以后，感到卫立煌的爱国热情可嘉，在征得多方面同意后，秘密安排卫立煌从香港回到了广州。

毛泽东得知卫立煌回到大陆以后，非常高兴，他建议卫立煌先在广州、杭州、上海等地参观游览。4月6日，卫立煌来到了北京，并很快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

此时两人已经有17年没见，两双手紧紧握在了一起。毛泽东仔细询问了卫立煌的近况，卫立煌则对毛泽东对他的关心表示了感谢。

卫立煌回国后，党和政府给了他很高的荣誉，他先后担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委等职。

1956年，为统一祖国，海峡两岸进行了一些秘密接触。为此，这一年九月号的《人民画报》上，特意刊登了一幅毛泽东与卫立煌在宴会上并肩而坐的大幅照片，同时还发表了卫立煌写的文章《回到祖国大陆以后》。

卫立煌在文章中写道：“我曾长期误入歧途，今日得到祖国人民如是款待和信任，感愧之情，实难言喻。”

1957年4月16日晚，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在北京饭店举行盛大的酒会，欢迎来华访问的苏联代表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卫立煌也应邀参加。

酒会上，毛泽东向伏罗希洛夫介绍了卫立煌，并对他说：“我们还准备进行第三次国共合作。”第二天，《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就登出了这则新闻，并以毛泽东所说的“第三次国共合作”作为标题。

卫立煌深受鼓舞，更加积极地投入到祖国统一大业中。但遗憾的是，1958年春，他却病倒了，经医院确诊为糖尿病和高血压，5月又并发心脏病，经抢救才脱险。

卫立煌虽然身体有病，但他每天仍坚持听报上的重大消息，为祖国取得的成就而高兴，他还专门给周恩来写信，信中说：

知道主席同您对我的关怀尤为感谢。我一定加意疗养，决心战胜疾病，以求早日恢复，好为社会主义建设和解放台湾贡献一份力量。

1960年1月17日，卫立煌因病逝世，终年63岁，他的骨灰被安放在了八宝山革命公墓。

1月20日，首都各界为卫立煌举行了公祭大会，由周恩来主持，张治中致悼词，张治中说：“他不愧为一个爱国军人，为至今还徘徊歧途的台湾国民党军政人员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