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他设计陷害贺龙，周总理为什么放过了他？

周总理和贺龙元帅是非常亲密的朋友，在60年代，贺龙遭到了诬陷，他和全家人的生活受到了严重威胁。

为了确保贺龙一家的安全，周总理安排他们先暂时居住在钓鱼台。但很快，这个安排被人发现了，贺龙一家再次面临骚扰。周总理只好多次给他们安排搬家，最终搬到了西花厅。可是，即使在那里，他们依然不安全，一些闹事的人整天聚集在围墙外，高喊着要打倒贺龙。

周总理十分担心，而贺龙更加担心自己会给周总理惹上麻烦，这让他更加不安。

为了保护贺龙一家，周总理决定找一个人迹罕至的地方让他们生活，然而，没想到这次分别竟成了贺龙和周总理的永别。

贺龙离开后，身体也日渐衰弱，到了1969年，他的身体终于无法承受，离世时仍背负着冤屈之罪。

贺龙是一位为国家和人民做出巨大贡献的英雄，他本应该有一个不同的结局。因此，这成为了周总理心中永恒的遗憾，他决心要为他的老朋友洗清冤屈，揪出幕后的真凶。

在那个时期，贺龙案件中有一个关键人物名叫李仲公，正是他写了一封所谓的“求降信”，导致贺龙成为众矢之的。

李仲公出生在贵州一个秀才家庭，年幼时就展现出了非凡的才华，18岁时，他前往北京深造，与李大钊先生结识。他们曾一起创办过《北京法政学报》，在学界引起了轰动。尽管以文采著称，李仲公不满足于只做一个简单的文人，他怀抱着更大的政治抱负。自从来到北京，他就全身心地投入到政治工作中。

1918年，军阀王文华在贵州兴起了革新运动，李仲公成为其中的核心人物之一。王文华瓦解后，他立刻转投国民党，成为何应钦的秘书，不久之后将他推荐给了蒋介石。蒋介石也对李仲公的能力非常看重。

在蒋介石的大力提携下，他一路平步青云。1927年，蒋介石对贺龙产生了关注。贺龙以其勇猛的战斗风格而闻名，早已是当地一位备受瞩目的将军，因此蒋介石一直希望能够将贺龙纳入自己的麾下。

贺龙一直对蒋介石抱有不满，绝不愿与蒋介石合作。蒋介石想到了李仲公。他认为，凭借李仲公的口才和能力，或许可以打动贺龙。于是，他将劝降贺龙这一重要任务交给了李仲公。

为了完成任务，李仲公决定采取温水煮青蛙的策略。他花了很多心思和金钱，不断请贺龙吃饭、送礼物，想方设法接近他。

贺龙对于这些花样早已见怪不怪，自然不会上李仲公的当。过了一段时间，李仲公觉得时机差不多了，便坦言自己是应蒋介石的命令前来劝降贺龙的。贺龙看到对方已经摊牌，便命令手下将李仲公扣住。贺龙斟酌再三，最终决定将李仲公送回给唐生智，让国民党自行处理他。这次，李仲公面子大丢，在心中自然充满了恼恨。蒋介石也感到愤怒不平，于是后来又派了许多人去劝降贺龙，可惜都以失败告终。

这是贺龙和李仲公首次相遇的时刻。不久之后，两人分道扬镳，一个成为前线指挥，另一个则一直留在国民党任职。因此，他们很少有机会见面。随着时间的流逝，国民党的失败，蒋介石匆忙逃往台湾，而李仲公没有获得去台湾的船票，留在了贵州。

尽管他过去为国民党做了很多工作，但他本质上是一个文职人员，并没有犯下不可原谅的罪行。因此，新中国对他非常宽容。1950年，中央决定安排一批民主人士就业，李仲公听到消息后，他认为凭借自己的才能，可以在新中国获得高官职位。

恰好贵州省缺少一位省人民政府主席，他竟然厚着脸皮找到周总理，声称自己是贵州本地人，熟悉当地的事务，愿意为人民做实事。面对李仲公的请求，周总理只能委婉地拒绝。但李仲公听到自己无法成为高级官员的消息后，内心焦急，竟然和周总理纠缠不休，多次打扰周总理。直到有一天，李仲公再次前来缠扰，周总理突然想起自己曾从贺龙那里听说过李仲公这个名字。

为了弄清楚真相，周总理特意找来贺龙，想看看李仲公的反应。没想到李仲公一见到贺龙，神色立即变得不对劲。他曾亲自劝降贺龙，对贺龙的性格略有了解。周总理当时指着李仲公，问贺龙是否认识他。贺龙瞥了一眼李仲公，笑着对周总理说：“认识呀，我们是老朋友了。”

随后，贺龙半开玩笑地问李仲公：“李先生，在武汉的那年，我将你送到唐生智那里，后来你怎么就走了呢？”李仲公心怀鬼胎，听到贺龙的话更加惊出一身冷汗。他知道自己的真面目即将被揭露，于是灰溜溜地离开了。

后来，李仲公被任命为国务院办公室的参事一职，这个职位比他原先预期的要低很多。李仲公认为这是贺龙故意借机报复他，因此，李仲公也要对贺龙进行一番报复。然而，作为一名开国元帅，贺龙是不容易动手的。直到进入60年代，贺龙开始面临舆论压力，一群人开始要揭发贺龙的一些事情。听闻这消息，李仲公觉得自己终于有机会了。他立刻向党中央提交了一封检举信，声称自己要揭发贺龙早年的投降行为。虽然这完全是毫无根据的指控，但李仲公竟然说自己曾经看到过贺龙写给蒋介石的求降信件。

据李仲公所说，这封求降信是发生在1927年，是贺龙背叛共产党和国家的证据。一旦这个事情被揭发出来，社会上立刻风言风语纷纷而起，各种说法都有。李仲公甚至提交了一份1000多字的书面材料，显然是事先准备好的，他一定要将贺龙逼入绝境。到了1948年，他的妻子担心这两封信会引起麻烦，私下决定将信件烧掉了。对那些本就想陷害贺龙的人来说，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因此，很快就有人找到李仲公，暗示他务必找出那两封信件。李仲公听到这个消息，更加兴奋。他决定推翻自己之前的证词，声称那两封信并没有被烧掉，而是仍然隐藏在他家中。不过，想要找到这些信件需要时间。

调查组同意给予李仲公充足时间，以便他能够找到证据。实际上，李仲公只是为了争取时间，以便伪造信件。他特地找来了几十年前的信纸，并刻意模仿贺龙的笔迹和口气，伪造了两封致命的信件，交给中央。

这两封信引起了轩然大波，许多人都开始怀疑，难道这是真的由贺龙写的吗？

无论如何，周总理坚决不相信，因此他将这两封信交给调查组，要求他们进行书法鉴定，确保罪行只会在确认贺龙写信之后才能定罪。否则，这只会成为一场栽赃陷害。

然而，当时周总理一个人的意见并不能左右事态的发展。更糟糕的是，当时的鉴定技术相当落后，书法鉴定只能通过肉眼比对，而且信纸已经是几十年前的了。

结果，人们开始觉得事情无法推翻，纷纷呼吁对贺龙判刑。因此，周总理只能多次安排贺龙搬家，以避开外界的风波。可惜，最终贺龙仍然含恨而终。

后来，周总理得知了贺龙去世的消息，悲痛不已。他再次下令，无论付出什么代价都要查明当年的真相。到了1978年，在一次又一次的调查中，涌现出了许多指向李仲公陷害贺龙的证据。

李仲公的内心防线几乎崩溃，最终他承认了自己为了私利诬陷贺龙的事实。真相终于大白，周总理也终于能够对逝去的贺龙做出交代。

可惜，贺龙不能亲眼看到真凶受到法律制裁。

中央领导深刻意识到，对待李仲公的处置将引起社会的广泛震动，并可能带来一系列不必要的负面影响。中央决定采取宽大的处理措施对待李仲公。 这一决定引发了一些争议和不满，有人认为应当对李仲公严厉惩罚，以彰显正义。

然而，中央的决策是经过深思熟虑和全局考量的产物。从政治角度来看，宽大处理李仲公有助于减少内部矛盾，避免加深分裂和仇恨；在人道主义层面上，对年迈的李仲公实施严厉刑罚并不符合道义。

因此，最终李仲公没有受到过重的惩罚，这也可以视为对他过去为国家做出的贡献的一种尊重和妥善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