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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尚未成立，已经有了最理想的总理人选

1949年7、8月间，斯大林在会见访苏的中共代表团时说：“中国革命很快就会取得胜利，那时你们就将成立新的共和国，组织中央政府。不过这方面也不会遇到什么困难，因为你们有周恩来这样一位现成的总理。这个世界上可能再也找不到比他更理想的总理了！”

早在这一年的2月，秘密访问西柏坡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在和周恩来谈话后感慨地说：“你们成立中央政府时不愁没有领导人，周恩来是当总理最合适的人选。你们有这样一个最佳总理人选真幸运！”

可见，他们对周恩来将担任中央人民政府的总理，都有相同的看法。

周恩来担任总理职务26年后，国外研究当代中国问题的知名学者迪克·威尔逊评价说：“周恩来是一位巨人，他不仅在中国舞台，而且在世界舞台上也是这样。26年多来，他一直没有间断地担任世界上最大的国家的总理，光是这一点就足以使一个人在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毛主席和人民信赖周总理

其实，最了解、最信赖周恩来的莫过于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了。

早在1949年3月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在酝酿考虑未来中央政府的组成人员。他在13日的会议总结讲话中说：“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的主要人员配备，现在尚不能确定，还需要同民主人士商量，但周恩来是一定要参加的，其性质是内阁总理。”

不久，毛泽东又说：“赞成恩来的意见，对做过贡献的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应该在政府里安排适当职务”，“恩来同志是我们国家政务院总理这样的人才。”

自从在1949年10月1日下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任命周恩来为政务院总理后，第一、二、三、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都连续任命周恩来担任国务院总理，一直到1976年1月8日他逝世。

在这26年里，周恩来一心为人民总理国家政府事务，夜以继日地工作，耗尽了所有的心血。他真正做到了以才德治中华、以才德服天下！

中国各族人民发自内心地称他是“人民的好总理”，甚至不再称呼他的名字，只称“总理”或“周总理”。（注：为了行文方便，作者在文中直呼周总理之名，但作者对周总理万分崇敬！）

可以看出，周恩来在中国的历史上，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该有多么重要的地位！

开国总理这个家有多难当？

周恩来是新中国的开国总理，是我们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首任总理和终身总理，担负着领导、管理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的繁重任务。与革命战争年代的任务相比较而言，这个任务要复杂得多、困难得多。

对此周恩来的认识是清醒的，他曾在和一位外国友人的谈话中比较了建国前后的工作。

他说，在建国之前，“作为那个时代的一个革命青年，还是比较容易的，我们要做的所有的事就是争取胜利。但取得胜利后，问题就多了，作为管理一个大而复杂的国家的领袖，面临的问题就更多了，这是非常困难的。”

这些困难主要包括：

第一，中国的国土面积有960万平方公里，要在这么广大的范围内照顾好各个地区、各个方面的关系，做好领导和管理工作，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

第二，中国的人口众多，1940年就有4.5亿人，到周恩来去世时，达到8亿人。要把8亿人的生产和生活问题安排好、解决好，是很不容易的。

第三，中国的底子薄，经济落后，100多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留给我们的是一个烂摊子，给新中国造成了极大的经济困难。

但是，站了起来的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困难所吓倒，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们有着坚强的决心和能力。周恩来作为“管理一个大而复杂的国家”的总理，以其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总揽全局的卓越能力和严谨细致的行政管理才干，运筹帷幄，扎实工作，对国家的内政和外交，对全国人民生产和生活的方方面面，统筹兼顾，全面安排。

周总是人民的好总理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他就阐述了必须正确解决六大关系，即城乡关系，内外关系、工商关系、公私关系、劳资关系、上下关系，指出解决好这些关系，才能有全局观念，才能掌握重心。

特别是他对于解决8亿人口的吃饭问题，精心运筹，操尽了心。实践证明，周恩来是我们这个8亿人口大国的好总理。

全国胜利初期，由国家包下来负担的军队人数，包括被我们俘虏或改编的国民党军队，最高峰时达到550万人，全国的公职人员350万人，文武加起来有900万人靠吃公家饭，这是一个很大的负担。

周恩来却乐观地说：“我把这种负担叫做胜利负担”，“这是胜利的负担，是推不开的”。

解决这些人吃饭问题的办法，就是发展生产，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匀着吃，而“农业的恢复是一切部门恢复的基础，没有饭吃，其他一切就都没有办法”。

由于采取了文武两部分人“全部包下来”的正确政策，从而减少了取得胜利的阻力，保证了人心稳定和社会稳定。

周恩来对我国人口众多这种情况的认识是辩证的，清醒地看到人有两只手，是生产者，但又有一张口，是消费者。

由于人口多耕地少，农业生产水平很低，1952年底的全国人均占有粮食数，只有288公斤。所以，满足全国人民的消费特别是解决吃饭问题相当困难。

1965年周恩来指出：“人民问题对我们来说是人口众多，这有它的好处。但是人口众多也有一个困难，人多消费需要的量就大口衣食住行，首先是食。”尤其在城市，“如果没有粮食，城市人民就不能生活下去”。所以，周恩来把粮食工作作为重点来抓，呕心沥血，日夜操劳。

特别是在三年困难时期，他用相当大的精力抓粮食计划和调度。从1960年6月到1962年9月，他关于粮食问题的谈话就有115次之多，有时一个星期研究几次粮食问题。

当时的粮食部负责人说：向周总理汇报粮食情况，别人打算盘，“他自己用笔算，算了一省又一省，算了一项又一项，库存多少？每月销售多少？夏粮下来能增加多少？可调出多少？粮食存放在哪里？运输是否方便了等等。我们的总理，实际上是粮食调度的总指挥。”

为了缓解粮食的紧张局面，他从全局利益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权衡利弊，冒着风险，毅然决定每年进口500万吨粮食（1961年一1965年），并且进口了1200多辆汽车，交给粮食部门使用。这个重大措施对全国的粮食调剂和调度，对全国人民渡过难关，起了重大的作用。

周恩来还提出，对煤矿工人每月补助2斤白酒，对从事高空、高温、井下、水下等重体力劳动的给予粮食补助；对高级知识分子和17级以上干部补助少量肉蛋和黄豆，真是细致周到、体贴人微。

而他自己则和毛主席一样，在三年困难时期不吃肉、不吃蛋、不吃过油食品，和全国人民共患难。

不仅如此，他采纳陈云的意见，经毛主席同意，采取了一些解决粮食供应的重大措施。

例如，1953年底即发布了粮食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实行统购统销政策，在粮食紧张的情况下，保证了粮食工作的计划性。

1956年，他根据我国人口平均每年增长2%，共1000多万人的情况，富有远见地号召“要提倡节育”、“提倡晚婚”，以减缓人口增长速度。

另外，国家在1961、1962两年，动员2000多万城镇人口回乡生产，以减轻城镇粮食和副食品供应为困难。

对这件大事，毛泽东感慨地说：“我们的人民好啊！几千万人招之即来，挥之即去。”

周恩来也说：“这个事情是领导的决心，也是全民的决心”，“这如同一个中等国家搬家，史无前例，世界上也没有过，可以说是空前绝后。这件事，在中国没有哪个政权办得到，只有无产阶级政权才有这个魄力，才有这样的群众基础。”

连续担任总理26年，全世界罕见

周恩来担任8亿人口大国的总理长达26年，而且一直没有间断过，这在世界各国都是罕见的。

究其原因，固然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我们不搞西方国家“三权分立”、“轮流执政”那一套，更重要的是，党和人民认为，周恩来是担任总理的最合适的人选。

第一，周恩来在全国各族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望，这种威望是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长期斗争中自然形成的，具有深厚而广泛的群众基础，人民自觉地选择周恩来、衷心地拥护周恩来。1976年清明节亿万人民发自内心地悼念他，就是这种选择和拥护的铁证。

第二，周恩来表现了卓越的治国才能和高超的行政管理艺术，他紧紧依靠集体的力量，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对国家内政、外交，对领导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科学、文化、民族、宗教、知识分子、统一战线等各方面的工作功绩卓著。

第三，周恩来具有甘当助手、自觉做人民公仆的崇高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辞劳苦地为人民奉献一切。所以，他德服天下，人民充分信任他，自觉服从他，尊重他的领导而又没感觉他是在领导。

周恩来连续不断地担任政府总理26年，真正做到了以才德治中华、以才德服天下！这是中国人民的大幸、中华民族的大幸，我们应当铭记周总理的大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