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醉—往事：我的军统同僚徐远举（3）

徐远举一向是少年得志，相当骄傲，自从破坏了《挺进报》,逮捕了那么多中共地下党员，受到蒋介石、毛人凤、朱绍良等人的嘉奖后，更是气焰高涨。

有次，某一四川军阀请他吃饭，他刚一坐下，客人还没到齐，便先到桌上夹冷菜吃，一个 10 来岁的孩看不过去，说了一句:“客人还没到齐，你怎么先吃起来?”

他一听，便火冒三丈，用力把桌子一掀，一桌的菜酒全部掀到了地上。

然后，拿起帽子，气冲冲地跳上汽车就走，主人赶出来向他道歉，他头也不回，便开车走了。

这件事，当时在重庆被传为笑谈，他自己还很得意。我为此事，还曾劝过他，让他不要这样粗鲁，以免得罪人。

他虽表面上接受，但停了一会儿，又补上一句:“这种人得罪也是这样，不得罪也是这样，如果我们无权无势，他们怎么也不会请我们吃饭的，许多人说，这种人是‘水精猴子’,一点也不错，你和他们往来也得小心点。”

保密局西南特区成立后，一直有名无实。因为，黔滇两省省站长都不听他的指挥。

我虽然接到毛人凤的化名通知，说西南特区成立后，为了更好地对付西南地区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必须在特区统一领导下，共同行动……

我接到这一通知后，马上致电徐远举，除向他祝贺外，还表示今后一定听他的指挥调度。

而贵州站长陈世贤，当时兼贵阳警备司令，这个黄埔二期毕业的老大哥，过去在洪公祠特训班讲过课，是徐远举的老师，接到毛人凤的通知后，他根本不理会，从不与特区打交道。

徐远举也不曾用特区区长名义给我和陈世贤发过文件，因为特区成立后，各省站一切仍直接与保密局联系，即使按规定在反共问题方面要由特区统一办理，陈世贤也还是直接向保密局请示，从没有和特区往来过。

徐远举经常去昆明，也没有过问过云南站的事。

在重庆，周养浩一直不愿屈居，当徐远举的副手，经常与徐顶撞，毛人凤听了周养浩妻子的话，又在重庆成立了一个保密局西南督察室，以周养浩为主任。

按照军统一贯的做法，督察室不但与西南特区是平行单位，而且，可以对西南特区和各省站实行监督考察，但谁也不理这回事，结果是徒有其名，从未实行过一次督察室督一督、察一察的权力。

1949年3月 10日，毛人凤到重庆,召集西南和西北几个省的省站站长与一些公开单位的负责人，在重庆举行“三一七”大会。

过去，军统局时期，开“四一”大会，是为纪念 1932 年4月1日特务处成立的，但自军统头子戴笠于 1946 年 3 月 17 日飞机失事摔死后，军统便将“四一”大会改为“三一七”大会，以纪念戴笠之死。

到了1949年初，全国大部分地区已解放，剩下的几个较完整的省，都在西南和西北，眼看解放军即将横渡长江，保密局在蒋介石被迫退休后，也由南京迁逃台湾，所以，毛人凤便决定，到重庆召开这个一年一度的大会。

为了欺骗蒋介石，他还把这次大会也说成是全国性的，把广西和湖南两个省的负责人也召到了重庆。

过去，军统“四一”大会，连沦陷区的地下组织也派代表参加，外国各地的特务，也有不少人回来参加。

现在，解放区也留有少数潜伏特务，却不能让他们参加，因为都是好不容易才潜伏下来的，出来了就回不去。

修缮后的重庆徐远举旧址 图片来自网络

筹备这次大会的东道主当然是徐远举。他过去对此毫无经验，知道我在军统局任总务处长时，主办过几次大会，所以要求我早两天到达重庆，帮助他筹备。

等到大会开幕前，毛人凤又指定徐远举为大会秘书长。

在几天的大会期间，毛人风一再在大会上表扬徐远举，说徐在主持破坏《挺进报》一案中，成绩很大，使得徐更加趾高气扬，经常因为一些小事和参加大会的代表们争得面红耳赤，也总是由我出来当和事佬。

那次参加大会的人数，虽只有过去“四一”大会代表的 1/5，但也有三四十人，除各省站站长外，还有不少公开单位的代表，如各大城市的警察局长、稽查处长、交警总队长等。

这些人中，有不少人学历、资历均比徐远举高，徐自以为立了大功，又得到了毛人凤的赏识，便目空一切起来，所以开了几天会，几乎每天他都和人发生争吵。

我和他私交较深，出面还能劝阻他，他的部下一开口劝，就被他骂回去，所以弄得大家都很不痛快。

那次大会的主题是讨论所谓“应变”,一是加紧在西南西北地区布置潜伏特务；二是搞“还乡运动”,要从解放区逃出的特务，回到自己的家乡搞潜伏或搞破坏等活动；三是在西南西北地区组织游击武装，以便解放后在这些地方打游击。

我是云南省站站长，这三项任务都要承担的，既要帮助保密局的潜伏布置组布置潜伏，又要把大批外省逃往云南的特务劝回去，更重要的是，毛人凤指定要我，在云南组成一支强大的游击部队。

其原因是，云南地形复杂，又与外国交界，优越条件多。

徐远举虽愿组织游击队，准备在四川打游击，他认为四川地形熟，人也熟。

几天会议下来，各人都分配到一项或几项任务，毛人凤便满意而归回上海去了。

王陵基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当时的四川省主席王陵基，与和徐远举关系相当好，徐除促使他在反共方面全力以赴外，并请他在成都举行乙种汇报时，连所有在四川活动的民主党派也予以逮捕。

王同意他的意见，先后把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川南负责人李宗煌和川康地区负责人周从化等都抓了起来，送给徐远举去审讯，以扩大破坏民革在四川的组织。

1949年 8 月间，蒋介石这个“退而不休”的老头，准备亲自到重庆布置西南地区的反共军事阴谋。

此时，他既不是“总统”,也不再是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只留下一个国民党总裁的名义，以其职权而论，只能管国民党内的事。

为了要加强他这次到重庆的声威，徐远举便与重庆市市长杨森等相勾结，发动了十来万帮会分子与四川袍哥等，冒充重庆市民搞了一次盛大的夹道欢迎，很博得蒋介石的欢心。

张群在接到蒋介石的指示后，也跟着召开了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的扩大会议，指定徐远举作“敌情报告”。

徐连夜打电话到昆明和贵阳等地，搜集有关各地的人民武装部队的情况，我用了几乎一个小时，把云南和滇桂、滇黔边区的有关人民武装游击队的活动、人数、装备等都详细地告诉了他。

他利用西南特区的关系和长官公署二处搜集到的丰富材料，向在西南地区的军政头目们做了敌情报告以及分析、判断。因此，深得张群和与会者的好评。

会后，他立即打长途电话告诉我，许多与会的高级军政人员，除当面称赞他的报告很有内容外，还向他要材料，特别是云南方面的情况，因为我向他提供的许多东西，都是报上没有发表过的。

当时，云南局势十分引人注目，卢汉几乎是在公开和国民党中央闹分裂，他指使地方势力大肆活动，竟把中央派到云南的警备总司令何绍周赶走，并请求撤销警备总司令部，成立云南绥靖公署，由卢汉任主任,集军政大权于一身。

1949 年夏天，卢汉又指使一些报刊，公开提出:“驱逐国民党中央在云南的机关，驱逐在云南的特务集团。”

所以，云南站表面上不得不撤走，省站无线电台以及交警武装部队一同撤往重庆，只留我以国防部驻云南区专员名义与卢汉保持联系。

云南省参议会中，一些进步的议员，还不断在报上公开抨击国民党和蒋介石，特别是卢汉半公开地支持云南人民地方武装游击队，不但不派他的保安团队去打，还送枪弹给这些游击队。

从这许多方面来分析，云南的局势很值得重视。由于这些原因，蒋介石于 9 月初决定要解决云南问题，但又抽不出军队加强在云南的统治，只好听信张群的意见，要卢汉到重庆走一趟，由他亲自来说服卢汉。

他怕卢汉不去，又派蒋经国到昆明当面劝驾，卢汉考虑到起义时机还不成熟，所以，只好硬着头皮去见蒋介石，答应蒋对云南来一次“整肃”。

卢汉于9月9日上午由重庆返回昆明后，紧接着，由蒋介石、毛人凤派遣执行“整肃”任务的徐远举，便带着一大批特务于下午到达昆明。

我到飞机场去接他，他一下飞机，带着几个特务急忙跳上我的汽车，要我直接驶往“民革”云南的领导人之一杨杰家中。

结果，杨杰在他抵昆明前，已乘机飞往香港去了，徐扑了一个空，对我大加埋怨，说这是蒋介石亲自指示要抓的主要人员，并指示抓到后，即由他乘坐的飞机押往重庆。

现在，杨杰逃走了，如何向蒋介石复命?

杨杰住在我家斜对面不远，我曾多次接到毛人凤要我暗杀他的密令，最后一次，我正安排几个特务去刺杀他，不料，被我母亲知道了，严厉责备我一顿，我只好暂缓一缓，结果让他跑了。

我准备接受处分，后来，毛人风到了昆明，总算找出一些线索，由毛人凤从台湾调派特务，将杨杰暗杀于香港。

在昆明，徐远举没有抓到杨杰，立即要我当晚集合在昆明所有的公开单位的特务，由他去见卢汉，让卢同意解散省参议会,逮捕一些参议员，查封几家报社。

同时，由徐远举和我出面，约集昆明市警察局、宪兵团和刑警大队等单位负责人开紧急会议，说明卢汉已接受蒋介石的命令，在昆明进行一次大规模的镇压。

当晚，全城戒严，分途逮捕，一夜之间捕到了 300 多人，其中有省参议员 20 多名，查封了几家报社、广播电台，并拘捕了所有的员工，整个昆明成了恐怖世界，家家户户都不得安宁。

第二天，徐远举又亲自率领宪兵、警察、特务到昆明西部海口五十三兵工厂，逮捕进步员工 30多名。

接连三天大逮捕，虽已捕到近 400 人，但经初步审讯，并没有逮捕到中共云南地下党负责人和重要的民主人士。

蒋介石接到报告后，很不高兴，又于 12 日派毛人凤到昆明加强镇压。随同毛去的有西南特区副区长兼督察主任周养浩(即《红岩》小说中的沈养斋)和贵州省站长兼贵阳警备司令陈世贤、保密局高级法官徐钟奇等。

毛人凤在我昆明的家中住了一个多月，以他的保密局长之威，也没有把云南中共地下党破获，仅仅派人到香港杀了杨杰。

这时候，他希望借卢汉之手，把“九九事件”中抓到的人，杀一大批，让卢分摊血债而不敢起义，但是，卢一直不同意。

直到 9 月 22 日，蒋介石由重庆返回台湾时，绕道昆明，停留了几小时，都不敢让卢汉知道。

只有蒋经国、毛人凤、徐远举和我四个人，事先到机场等候，并告诉了昆明空军副司令沈延世和场长蒋绍字。

一直到蒋的座机快到昆明上空时，蒋经国才打电话通知卢汉到机场迎接，在卢汉家中吃一顿午饭，便飞走了。

因为，蒋害怕发生类似西安一样的“事变”。

卢汉并不因蒋介石到昆明，当面指示他与毛人风好好配合搞“整肃”而有所畏惧，还是一个劲地推说杀人要按法律手续，毛人凤把要杀的人一减再减，他仍然不在名单上签字。

于是，毛人凤要徐远举先回重庆，把囚禁在重庆白公馆和渣滓洞的革命人士，除已公开杀害的几批外，将现仍在押的列一详细名单，准备在必要时处理。

当时，毛人凤住在我家，他在审阅重庆送来的名单时，我看到有几个我认识的军统小特务，或因贪污敲诈,或因吸食鸦片烟，毛人凤也在上面圈了杀的记号。

我请求他释放这些人，他把笔一搁，笑着说，留下来再给我添麻烦,不如一次解决算了。

所以，在那次大屠杀中，有几个虽是军统特务，徐远举也把他们列到了名单中。

10月 15日，毛人凤由昆明飞回台湾。11月中旬，又由台湾飞抵重庆，这次，是蒋介石认为西南已无法保住，让毛去主持大屠杀、大破坏的布置工作，徐远举则挑起了这两大罪行的重担。

随同毛人凤去重庆的还有东南技术总队长杜长城和不久由台湾调来的一个技术大队，到重庆去执行破坏活动。

11 月下旬,重庆破厂办事处成立，由兵工署警务稽查处处长廖宗泽负责，受徐远举的指导。

11 月 27日上午，徐远举在二处处长室，召集科长雷天元、龙学渊和行动组长熊祥等，当面指示他们，让渣滓洞看守所所长李磊，白公馆看守所所长陆景清立即行动，杀掉了两个看守所所有关押人员 300多人之后，又将渣滓洞看守所烧毁。

这就是举世醒惊的“11·27”大屠杀惨案。

11月 28 日,29日两天，在徐远举、廖宗泽、杜长城的指挥下，特务们将重庆江北刘家台兵工厂炸毁，炸死炸伤护厂工人及家属80多人，附近居民死伤 2000 余人。

其他几处兵工厂，因工人组织起来护厂，与特务做殊死拼斗，也都有伤亡，二十九兵工厂工人被杀的便有 18 人，伤的更多。

重庆电力公司大溪沟发电厂是重点破坏区，由于工人武装护厂，击退了进攻的特务，虽有部分工人牺牲，但保全了发电厂和设备。

11月 30日，重庆解放前夕，蒋介石于黎明飞逃成都，毛人风、徐远举等也在同一天逃离重庆。

1949 年12月9日一大早，我刚洗过冷水浴，正在做早操，徐远举由成都打来长途电话，说他当天中午将与保密局经理处长郭旭、总务处长成希超，一同飞往昆明，要我为他们三人，安排次日飞往台湾或海南岛的机票，我满口答应，一定照办。

当时，我在昆明正积极执行所谓“应变布置”,筹备成立国防部云南游击总司令部，正是最忙的时候。

由于我与徐远举、郭旭、成希超的交情都很深，所以，再忙也得挤时间去机场迎接他们。

那天，找我的人很多，送走一批又来一批，直到昆明航空检查组的特务向我报告，他们乘坐的飞机已飞抵昆明上空，我才摆脱一些客人赶到机场。

一见面，他们就向我诉苦，说他们从 9 月间杀害杨虎城将军全家和杨将军的秘书宋绮云全家后，一直在忙，特别是重庆解放前的大屠杀大破坏后，仓惶逃到成都，几天连澡都没有洗一次。

过去，他们每天都要洗澡的，我便先陪他们先去昆明一家最大的澡堂，让他们好好洗了一下。

那时，我每到一处都得与云南站保持联系，随时都有特务来向我汇报情况，当他们一听到许多可疑迹象，都深感不安，害怕卢汉突然宣布起义，成为俘虏。

卢汉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徐远举听说卢汉已下令不准给到昆明的飞机加油，便附到我耳边，气愤愤地悄声说了一句:“老先生为什么还不给你下命令执行预定的计划？你得去催问一下才行。”

我也感到，再不给我下令，就没有机会了。

因为，当年 9 月间，蒋经国第一次到昆明时，曾对我说，蒋介石要我做好暗杀卢汉的一切准备。

他还说:干掉卢汉后，将由第八军军长李弥当云南省主席，二十六军军长余程万当云南绥靖公署主任，以确保云南这块可以与外国联系的“反攻复国”基地。

毛人凤住在我家时，也不断催促我，务必妥为准备，单等一声令下，就把卢汉干掉。

为了执行这一重大任务，我曾花费了不少精力，选择在卢汉的公馆对面和附近，布置了可以射击到卢汉寝室和会客室的轻机关枪，并在枪弹弹头上注入致命的毒药，只要碰到身上任何部分都可毙命。

这一阴谋，只有徐远举知道，所以，他看到形势变化成那样，便希望蒋介石和毛人凤早点给我下达杀卢汉的命令。

9 月 20 日,蒋经国赶到昆明，为蒋介石到昆明做准备，还问过我和毛人凤，对这一阴谋的布置情况，我当时很坚定地答复:“只等一声令下,即可成功。”

徐远举到昆明的那天，见还没有给我下命令，他为此而着急异常。

正当我和徐远举在悄悄谈论时，又有特务向我报告，西南军政长官张群和去成都见蒋介石的军长李弥、余程万、龙泽汇都随张回到昆明。

徐远举一听，很高兴，认为张群来了，可以说服卢汉不叛蒋投共，至少在短期内无问题。

我当时的看法与他相反，认为张群一来，可能会发现卢汉所做的准备而责问卢，促使卢会提前起义。

因为，那天卢把几个战斗力较强的保安团都调到了昆明附近，扼守在昆明的重要据点，并不准给经过昆明的飞机加油，让其飞离昆明，这是很明显随时要起义的表现。

我正一边和徐等分析云南的局势，一边做最坏的打算时，传令兵送给我一封张群邀我于当天晚上 10 点去卢汉家中开会的通知。

徐远举抢过通知一看，忙说:“没错,这是张群常用的图章。这一下你可放心去开会了。”

我要徐远举住到我家去，好好聊聊天，并把郭旭和成希超送到皇后饭店，我长期包租的两套房间安顿好。

徐到我家的办公室后，我从保险柜中，拿出毛人凤 11 月 20 日给我的一封亲笔信给他看。

信上主要是说，为了确保云南这一反共基地，让我便于统一指挥在云南的各路游击武装部队，他已呈请蒋介石批准，把原国防部驻云南区专员办公室晋升为驻云南区专员公署，把国防部云南游击司令部晋升为总司令部，同时晋升我为中将。

并附来国防部委任我为云南区专员公署主任和云南游击总司令的委任状。

毛人凤还在信中，再三叮嘱，要我把家属立即送往台湾，最后特别强调，万一昆明不保，一定要把沟通缅甸与越南的滇西南保守住。

徐看信时，我劝他不要去台湾，留在云南与我合作，两个新职任，他挑一个，如果他愿意两个都要，我愿当他的副手。

我认为，他的办法比我多，为了整个大局，能保住云南，我什么都可以迁就。

他看完毛人凤的信和听了我的话之后，沉思片刻，头一摇，把手中的信，用力向桌上一摔，气愤地说:

“到了这个时候，委我当西南军政长官，接替张群的工作，我都不会干。现在才来加官晋级，顶个屁用!你当少将七八年，我也当了四五年，用得着的时候才想到晋升一下，过去为什么不管！我看你也别傻,还是趁早走吧！”

我说:“跟我们这么多年的旧部和大批家属,怎么走得了呢？”

他说,“你管他们，谁来管我们！这次，他们早坐上直飞台湾的飞机走了，把我们送到这里来担惊受怕，这个教训还不够吗？”

我正在和徐远举商谈时，周养浩也从成都飞抵昆明，他在飞机场打电话给我，要我为他安排当天或明天去台湾或海南的机票。

他说，他不准备进城来看我，让我把机票送到机场场长办公室，我答应马上想办法，只要有离开昆明的飞机，便让他先走，同时派车去接他进城一同吃晚饭。

他说，看这里的情况很不妙，来的飞机已不让再加油，他不想离开机场，以便飞机起飞就走，我告诉他张群来了，晚上召开会议时，我会提出解决加油问题，一定会让他先走。

可是，周养浩还是不同意进城，吃这顿晚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