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黎”族称的曼衍

□王雪樵

上古时期在山东半岛生活着一个九黎族部落。文献记载：“九黎之君号曰蚩尤。”传说九黎族首领蚩尤曾率领族众与中原黄帝的华夏族部落发生了一次大规模的战争，蚩尤战败，其族人一部南迁至湘黔等地，成为后来的“苗民”或“苗族”。至今苗族同胞犹然尊崇蚩尤为始祖，呼为“格蚩爷老”“榜香尤”。

人类考古学认为，九黎族属于古越人，“九黎koli”为古越语。“九”为古越语发音词，亦写作“句”“勾”“姑”“古”等。山东的古地名“句渎”“句阳”“姑蔑”“姑幕”，江苏古地名“句容”“勾吴”“姑苏”等，都是含有越语发音词的地名。“黎”是古越语“山”的意思。所以，“九黎族”本义应是“山民”。

那“九黎族”的一支为什么会被称作“苗民”或“苗族”呢？这与汉语古音演变有关。

从历史上来看，许多新的部族名称、姓氏都是由原有部族、姓氏的读音、字形演变分化形成的。例如：《通志·氏族略四》说：“掌氏，鲁大夫党氏之后……宋有直秘阁掌禹锡。”《集韵》：“党，止亮切，音掌，姓氏。”“党dǎng”古音读“端纽阳韵上声”，后来语音演变，从“端纽”分化出了“章纽”，于是就有了“掌zhǎng”这个“章纽阳韵上声”的姓氏。同样道理，“苗miao”也是由“黎li”的读音演化而来的。不过，它体现的是上古音“m由l出”这一语音变化规律。

研究发现，已知的汉语上古音，早期声部中只有边音l，而没有鼻音m，m是后来从l音中分化出来的。

语言学家黄绮在《论声母分合》的文章中谈到，从甲金文字来看，早在商代以前，即有l音，而尚无m音。到了西周时期，m与l处于“寓分于合”的状态，m开始从l中析出。直到春秋后期，鼻音声母m才从边音l中彻底分化出来。据此我们认为，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上古时期声部为l的“黎li”后来分化出了声部为m的“苗miao”音来，于是从“九黎族”中的这一支族裔就称作了“苗族”。著名的民族史诗《苗族迁徙歌》中有“米城”“利磨”等地名，这些都是苗语的译音。译者称：“米城，苗语译音地名，亦可译为‘力城’或‘黎城’。”（潘定衡、杨朝文主编《蚩尤的传说》，78页）“米mi”亦可读作“黎li”“力li”或“利li”，正好证实了“m由l出”这一古音演化规律的存在。这同前述“党dǎng”姓由于端母d分化出章母zh而形成“掌zhǎng”姓的道理完全相同。

另外，在检阅古籍时我们会发现，在古汉语中有一大批联绵词，如孟浪、烂漫、迷离、灭裂、狼忙、朦胧、靡丽、勉励、灵敏、磨砺、连绵、曼矑、怜悯、弥蒙、猛烈、弭离等。它们身上都带有由边音l分化为l、m两个声母的历史痕迹，反映了l与m之间的同源关系。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m由l出”这个古音演变的特点，一直在山西的河东方言（中原官话汾河片）中保留着。

春秋时期晋国有一个著名的里郡，名曰“令狐”，旧址在今临猗县令狐营村一带。据《左传》记载，周襄王三十三年秦晋两国曾在此地打过一仗，史称“令狐之战”。1927年在洛阳金村古墓中出土了一个春秋兽耳青铜壶，考古工作者将其命名为“令狐君嗣子壶”。铭文曰：“命（令）瓜（狐）君乳（孺）子乍（作）铸尊壶（令狐君幼子铸造的尊壶）。”这里的“令狐”写作了“命瓜”。专家认为，将“令ling”写作“命ming”这一现象，说明了在当时声母l和m还没有严格的分别。这也是河东地方方音最早的文字记载之一。

而值得关注的是，直到今天在闻喜话中仍然保留了m与l不分的语音现象。普通话读作m声母的细音字，当地人口语大多读作l音。例如：mi读li（米汤mitang呼作李特lite）；miao读liao（庙miao呼作料liao）；mian读lian（面条miantiao呼作链条liantiao）；ming读lie（明朝[天]mingzhao呼作列道liedao）等。显然这是保留了商周时期古老的读音。在当地人口语中，“苗miao”字也是呼作liao音。抛开韵母不计（上古音重声部，韵部可以忽略），闻喜人口语中的“苗liao”（力傲切）完全可以看作是“黎li”的一种音变形式。

根据以上语音学知识，我们认为：正是由于上古音早期的细音字声部l与m不分，后来m母从l母中析出，于是从“黎”字的读音分化出了“苗”这样一个读音，并用来指称原“九黎族”南徙湘黔的一支，名之曰“苗”，或称“苗民”“苗族”；而从根本上讲“黎”“苗”原本是一体的。

另外，古籍中又称山东的少数民族为“莱夷”，当地还有一座著名的“崂山”，山西平陆也有个古地名叫“茅亭”。这里的“莱”“崂”和“茅”其实都是古越语词汇，也是“九黎”族称的变音又写。下边分别来说。

“莱”上古为来纽之韵平声字，读音与“釐”“藜”相同。《说文解字》：“莱，蔓华也。”《尔雅·释草》：“釐，蔓华也。”莱与釐同声。《诗经·小雅》“北山有莱”，《齐民要术》引《尔雅义疏》云：“莱，藜也。”刘师培《左盦集·释釐姓（下）》：“春秋莱国，亦东夷国名，来、釐古通，或亦黎族。”由此不难看出，上古所谓“莱夷”即“黎夷”，亦是九黎族的别称。

“崂lao”和“苗miao”，声母也是“m由l出”的关系，两字韵母的差别仅是介音的有无，因而可以看作是同音的。浙江古越语地名“会稽”，“会”是“山”，“稽”是“枪矛”，故当地又称之为“茅（矛）山”，《吴越春秋》则写作“苗山”。可见“茅（矛）”“苗”二字只表音，无定写（河东方言亦呼“枪矛”为“苗”）。

由于“m由l出”，所以“茅mao”既是“苗miao”，也是“崂liao”；“崂”和“苗”“茅”都是“黎”的又写。而与会稽“茅山”相类，运城平陆古有“茅亭”“茅津”，专家考证认为，这里是商周时期“茅戎”“茅族”聚居的地方。杨尚奎致顾颉刚的信中说：“茅就是苗，章太炎有过论证。而苗民在古代传说是蚩尤之后。”（《益世报·边疆周刊》第30期）所以，这里的“茅族”应该也是九黎族之后裔。

古代九黎族播迁地域甚广，从东北到西南，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与山东半岛毗邻的东北地区有一古国，名曰“高句丽”。“句丽koli”应是“九黎koli”的又写，“高”为美意词，“高句丽”就是“高九黎”，应该也是一支古越人后裔建立的政权。有学者研究认为“高句丽”义为“山国”，这与古越语“九黎”之义也正相吻合。

另外，南方的“仡佬kelao族”又称“僚liao族”，也是“九黎族”或“苗族”的一支。仡佬族一直与苗族生活在一起，全国仅有的两个仡佬族自治县，都在贵州北部与四川交界处，一个是贵州省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一个是贵州省道真仡佬族苗族自治县。仡佬族语言与苗语相近，且都有祭祀牛王节、拜蚩尤等习俗。这些都说明仡佬族很可能与苗族一样，同是上古九黎族的遗裔，而所谓“仡佬kelao”就是“九黎koli”的变音异写，“僚liao”就是“黎li”或“苗miao”的变音异写（今闻喜话仍呼“苗miao”为“僚liao”）。故仡佬族（僚族）极有可能是九黎族一个更小的分支遗裔。

归纳上面的论述，我们可以将九黎与高句丽、苗、莱、崂、茅、仡佬、僚等域名、族称关系列图说明如下：

关于黄帝与蚩尤大战发生之地，文献记载屡屡指向河东。如：《逸周书·尝麦》：“（赤帝）乃说于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孔子三朝记》疏：“黄帝杀之于中冀，蚩尤身体异处，血入池化卤，则解之盐池也。因其尸解，故名其地曰解。”《路史》：“（黄帝）传战蚩尤于中冀而诛之。爰谓之解。”等。“解”位于河东，自不必说。上古“冀州”赖以得名之“冀国”（冀亭）在今河津，则“中冀”亦指河东不误。

除此之外，黄蚩大战以争夺河东盐池和铜矿资源为标的之说，亦风靡学界，为许多著名学者所认同。联系本文所论述，以蚩尤为首领的“九黎族”的域名、族称的演变，都可以从河东方言中得到验证，这除了说明当地方言保留有上古音遗存外，是否也可以从另一侧面证实黄帝蚩尤大战确实发生在河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