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突加剧与合作并存的大学与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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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世纪初到14世纪中叶，大学进一步获得了参与城市经济和环境的特权，这招致了市民阶层的不满和怨恨，最终引发了1355年圣尼古拉斯节的流血冲突事件。

亨利三世扩大大学权利的做法被他的继任者们所认可和效仿。爱德华一世不仅重申了早期的措施，而且在1300年要求市民向学者出租房屋，这大概是根据大学宣称的一个古老的习俗，即只要有学者需要，就决不能让曾经被学者或职员用作演讲厅或学校的房子出租给其他的人。

此外，在1303年，爱德华一世要求牛津市长和执行官向学者们出租其他多余的房屋和客栈。

这些举措为师生的教学和生活提供了保障。

为了保护学者们在购买食物时避免受到哄抬物价行为的影响，爱德华二世采取了限制坐地倒卖者的举措。这些坐地倒卖者通常是女性，他们以高于市场的价格出售商品。因此，为了保护学者的利益，国王对坐地倒卖者采取了限制的措施，禁止她们在上午九点以前购买任何东西，以免在真正的买主到来之前，这些货物被买光。1305年她们的人数被控制在32人。

然而据大学报道，这一措施并未得到很好的实施。因此在1310年，爱德华二世不得不重申这一命令。此外，学者进一步抱怨说，市民们阻止商人直接卖给学者货物。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国王颁布了更具体的指令，规定不管是否为牛津市民，都可以在牛津城出售食物和其他

生活必需品。

同样，大约12年后，爱德华三世又发表了一份皇家文书，解决学者购买衣服上的困难。他下令凡是把羊毛和亚麻布带进牛津的商贩，只要他们觉得合适，就可以把整块的布卖掉。而在此之前，市民一直禁止商人根据学者的需要来裁剪布料。

国王限制坐地倒卖者和对生活必需品的规范，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缓解学者的贫困。

除了限制市民以高价出售食品和生活必需品，国王也为学者提供了直接的物资和财政援助，以减轻学者们因生活成本上升而造成的痛苦，1321年的情况尤其如此。当时有报道称，学费上涨和大学在诉讼上的大笔支出，给贫穷的学者带来极大的经济负担。

这一次，在卡莱尔主教的主持下，该教区的神职人员投票通过了一项补贴，用于支付大学的费用。第二年，国王也为贝利奥尔学院的学者提供了一些帮助。此外，为了保护学者们免受城内活动的干扰和噪音的干扰，1305年爱德华一世禁止牛津市民在城内举行竞技活动，市民一旦违反这条规定将立即被逮捕并监禁。

综上，在市民和学者之间，显然国王将天平的一方向学者倾斜。二、大学参与城市环境管理

作为一个消费者群体，牛津大学非常关注城市和郊区环境的改善。在英国的许多城镇，十四世纪是一个铺路和清洁街道、改善公共卫生、更好地控制城市安全的时期。在牛津城，大学率先要求提高标准。

大学对环境改善的诉求在1290至1355年间最强烈。1399年大学要求屠宰场转移到远离大学的城市一侧，禁止居民在城市的房子里养动物，街道应由居民打扫。他们反对在烘焙和酿造过程中使用脏水，尤其对监狱的条件感到愤怒。

1305年，他们获得了皇室的支持，单独为女性建造监狱。1325-1326年，一所女子监狱正在建造中。1350年的法令规定了校长对牛津居民道德的古老管辖权。而在十五世纪，这些抱怨往往是无效的。其中许多抱怨可能源于贵族阶层，他们的生活水平在14世纪不断提高。

这些章程和法规，表明了牛津大学对该城及其郊区的贸易条件、劳动条件、道德和公共安宁的广泛管辖。而这些特权无疑是对市民市政管辖权的破坏，城市居民完全成为了向学者提供商品和服务的角色。

大学对城市经济的参与以及市政的管理对城市的自治权造成了极大的破坏，由此引起了市民阶层的不满和敌视，最终这种矛盾演变成了1355年牛津大学建校史上最大的一次市校矛盾。

由于大学获得的一系列特权极大的破坏了市民的自治权，因此遭到了市民的怨恨。在市民看来牛津大学是他们巢里令人讨厌的杜鹃。市民群体对学者越来越不满。最终，在1355年牛津学者和市民之间爆发了一场冲突激烈的流血事件。

1355年2月10日爆发的流血冲突事件标志着学者和市民之间的摩擦达到了高潮。因为在此之后，市校之间再也没有爆发过如此大的冲突事件。这件事情的起因源于学生和市民在小酒馆内的争吵，当执行官试图干预时，学生们反抗着冲了出来。一些学生被逮捕并被执行官拘留，执行官不顾他们的强烈抵抗和抗议，解除了这些学者的武装。

据报道，市长、执行官和军士随后找到大学校长，请求逮捕这些罪犯，以便维持和平。然而，牛津大学校长拒绝这样做。另外一支由两百多名学生组成的分遣队全副武装，就像要打仗一样，随后袭击了市长和其他地方官员。在冲突中有数人被杀，包括一名大约14岁的儿童。

学生们威胁说要放火烧毁整个城镇，当市长、执行官和几个市议员前往伍德斯托克寻求国王的帮助时，学生们抓住了留下来的看守，关上了大门，与市民们进行了一场激战。他们放火焚烧了城市的部分地区，并抢劫各种住宅，打伤甚至杀害了一些市民。因此，许多市民来帮助治安官打学生们。

冲突事件愈演愈烈，事情发展到后期，甚至有一群农民冲进了牛津城内。他们借由对教士阶层的积怨对学者大肆烧杀。这使得局面更加混乱。这些农民不仅焚烧学者的书籍，更有甚者竟侮辱学者的尸体。牛津大学再次停止教学，大量师生纷纷迁往了周边地区。

在这场暴乱之中，没有人知道到底有多少人在这场战争中丧命，只知道仅大学一方就有62人在这次事件中丧命。这一场市校之间的冲突，整整持续了三天，堪比一场小型的城市战争。由于事件的严重性，最终不得不由国王出面解决这一争端。国王在调查暴乱原因之后，逮捕了几名带头闹事的牛津市民。

作为暴乱的结果，牛津城和地方官员的权力相应降低，并有许多市民被逮捕。市民至少筹集了二百五十英镑，作为对学者的赔偿。

他们必须小心保存掠夺的学者的财物并归还给他们。此外，牛津城被要求接受林肯主教施加的教会惩罚，作为从城市中解除禁令的条件。主教命令从现在起，在每年的圣尼古拉斯节，市长、执行官和60个市议员都要出现在圣玛丽教堂，为被杀学者的灵魂举行特别弥撒，并且每人要走到主祭坛去捐一便士赎罪金。

这一惩戒性的仪式一直到1825年才终止。暴乱结束后，人们发现大学的特权进一步增加，而城市的权利则进一步下降。如果说在13世纪大学只是受到食物、租金等方面的优惠的话，那么到1355年市校冲突爆发后，大学可以说完全介入了牛津城的经济活动和市政管理。

校长逐渐取得了对食物的定价权、度量单位的督导权、牛津城商业活动的监管权、牛津城的卫生管理和路面修缮的特权以及对牛津市民的道德监管权。

自1355年市校冲突事件结束之后，大学和城市再也没有出现过大规模的暴力冲突事件。但是大学和城市之间的冲突仍然不断。具体表现在纳税义务上的冲突以及环境管理方面的冲突。

学院本来就属于教会，拥有免费的土地，并被算在神职人员之列，以便征税。

学校在税收方面的特权，导致了市校在纳税义务上产生了很大的摩擦。作为教会的拨款人，他们收入的一部分来自什一税、供物和其他教会的收入，而这些收入是要由牧师来纳税的。但他们的大部分财产主要包括土地、庄园、地租和公寓出租，与普通贵族的财产毫无区别。

在1291年之前，默顿学院、大学学院和贝利奥尔学院就获得了大量财产，并记录在当年制定的教会财产表中。这笔财产被称为教皇尼古拉斯的税收，是附属于教会的临时性的文职征税，免除了对俗人征收的税款。大学负担越轻，市民负担越重。

由于学院和大学设法免除了课税，大学所管辖的地区，圣玛丽教堂、圣彼得东部和圣约翰都有较低的纳税额，因此市民的负担很大。在黑死病发生后不久，城市在商业街上给皇后学院提供一些物业，以换取学院承诺将其作为商铺出租，后来又给了威克汉姆在东部圣彼得学院获得大场地的许可。

从13世纪晚期开始，动产税成为最普遍的赋税形式。百年战争对财产的需求，使得某种程度上的持续赋税不可避免。1291年以来教会获得的大量财产都逃过了这些税。这就意味着王室收入的重大损失，同时意味着世俗的负担也会相应加重。

由于牛津大学的财产状况侵害了市民的利益，因此导致了1384年市校摩擦不断。从法律上讲，这些学院有责任对1291年以来获得的财产交税。1355年的宪章赋予校长评估和征收牛津特权人士（包括学者的仆人）的普通税的权利，但没有给予他们豁免权。

然而，在爱德华三世统治期间，许多大学财产可能享有事实上的豁免权，正如怀克利夫所抱怨的那样，其他教堂财产也可能享有事实上的豁免权。因为随着理查德二世的加入，下议院要求神职人员应为1291年以来获得土地上的十分之一和五分之一交税，这一制度得到了加强。

1384年，这一条款在牛津引起了严重的麻烦，该城和大学之间的法律诉讼，可能涉及双方的人身暴力。1384年5月27日关于收税人的条款，指明了自1291年以来获得的教会财产。当这一条款的含义被阐明时，大学成员认为除非从事商业活动，否则所有人都在校长的管辖范围内，不应纳税。显然，相对于市民群体而言，大学在纳税义务上占很大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