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恩斯：他总是在危机到来时被想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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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非悲剧的“古希腊英雄”

1946年4月21日，复活节。这天上午，在英国西南海岸的提尔顿农舍，62岁的经济学大师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因心脏病发作去世。从1943到1944年，他被“布雷顿森林协定”谈判折磨得疲惫、虚弱。从华盛顿回来，他的健康持续恶化。去世前一天，凯恩斯和妻子、母亲一起坐车去了海滨。回来的路上，他觉得身体还不错，决定和莉迪亚步行一段。他向她描述他刚买到的一本诗集，然后总结说，“所有这一切都只有一个意思：不用担心，神圣的公正总是存在的。”

1946年5月2日，伦敦的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为凯恩斯举行了追悼会，时任英国首相克莱门特·艾德礼主持仪式。追悼会上有英国政府内阁的大多数资深成员、英格兰银行的董事会成员、凯恩斯在财政部的老同事、美国驻英大使，当然还有他的生前密友——“布鲁姆斯伯里团体”的幸存者。

在大西洋对岸，美国人在华盛顿国家大教堂也为凯恩斯举办了盛大的追悼仪式。

凯恩斯的老对手、经济学家哈耶克给莉迪亚写来一份真挚的悼念信，说凯恩斯是“我认识的一位真正的伟人，令我无限仰慕。这个世界没有他，将变得更糟糕”。

《凯恩斯传》作者、经济学者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用古希腊神话对他的一生做了诗意的总结：凯恩斯不是悲剧型的，他是一个成功的英雄。

“他听到了海妖的优美歌声，但又做了防止触礁的准备，坚守他的才华和世界给他指定的大方向。他十分精明地追求所有的美好事物，既有生活，又有工作。他奇迹般地差一点达到了这个目的。”

私人生活：反叛与主流

1883年6月5日，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出生在英国剑桥大学的一个学者家庭。

他的生日和《国富论》作者亚当·斯密是同一天，中间隔了整整160年。斯密是现代经济学的创立者，被誉为“微观经济学之父”，他最广为人知的是把自由市场比喻为“看不见的手”；比他晚生的凯恩斯则被后世称为“宏观经济学之父”。二人一前一后，共同构建起科学、完整的现代经济学体系。

凯恩斯的父亲内维尔是一位经济学者，师从新古典经济学权威阿尔弗雷德·马歇尔。马歇尔曾对他寄予厚望，但内维尔缺乏雄心壮志，安于大学行政管理职务。凯恩斯的母亲佛罗伦斯是当时少有的、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热心公共事务，担任过剑桥市市长。

凯恩斯很小就显露出超群的智力，他的父母为之骄傲并全力培养他。他拿到国王奖学金进入伊顿公学，后来进剑桥大学国王学院攻读本科。他很快就被父亲的导师马歇尔相中，后者劝说他放弃数学，朝着成为专业经济学家的方向努力。

1906到1908年在印度事务部做了两年公务员后，凯恩斯在马歇尔、经济学家庇古的帮助和推荐下，回剑桥教授货币学。

从少年至壮年，凯恩斯有过令人眼花缭乱的恋爱生活，其中他最重要的爱人是视觉艺术家、美男子邓肯·格兰特。邓肯代表了凯恩斯钟情的类型——天然的、自发的艺术家，有完整的内心世界，却需要外部保护。凯恩斯生命中的另一位重要爱人、后来成为他妻子的俄国芭蕾舞演员莉迪亚·卢波科娃也是这一类型。

在剑桥和伦敦，凯恩斯结识了一批终生密友。他们都认同剑桥的道德哲学家G·E·摩尔的思想，因聚居在伦敦的布鲁姆斯伯里街区而被冠名为“布鲁姆斯伯里团体”。

“布鲁姆斯伯里团体”在20世纪英国文化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成员里有诸多知名人物，包括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和她的丈夫，她的妹妹、画家凡妮莎·贝尔，作家E·M·福斯特、李顿·斯特雷奇，以及和凯恩斯有着漫长情感纠葛的邓肯等等。

这是一群具有反叛精神的波西米亚式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他们抛弃了维多利亚时代的风俗和道德观，以摩尔的“至善”作为行动和人生准则。成员之间以色彩斑斓的开放式关系著称。

凯恩斯是这个小圈子里的非典型：唯一的经济学家，被主流社会褒奖的成功人士，在英国权力要害部门担任要职。但他一直为朋友们慷慨地提供经济资助，后来还为他们理财，支持着他们的艺术、文学和出版事业。

布鲁姆斯伯里团体的朋友圈，对凯恩斯一生的思想和行动影响至深。对他来说，关于生活目的的哲学，优先于关于生活手段的哲学，而后者就是经济学。

《国富论》作者亚当·斯密（视觉中国/图）

巴黎和会，贫困化，战争预言家

凯恩斯一直对公共政策有着浓厚的兴趣，他从来不是那种纯书斋的理论学者。

1906年，凯恩斯从剑桥本科毕业时，在英国印度事务部做过两年低阶文官。剑桥经济学家奥斯汀·罗滨逊曾说，凯恩斯在那里学会了“从一个行政长官的角度来看经济学上的问题”。他还掌握了跟社会上层人物打交道的能力，包括如何“精心设计谈话、以给40岁的中年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回到剑桥从事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完成对印度货币体系的论著，让他获得了进入“皇家印度货币和金融委员会”的资格。这些资历、名气和人脉又让他成为英国政府的专家顾问。

1914年，“一战”爆发后，他被征召到英国财政部帮忙。1918年11月，长达四年的“一战”结束。次年1月，凯恩斯作为英国财政部的首席代表参加巴黎和会。在和谈前，凯恩斯就开始负责为英国政府制定德国赔款问题的方针和立场。

早在两年前，他与人合写过历史上收取战争赔偿的经验教训。1918年10月，他在为财政部写的一份备忘录中提出一个观点：即对德国要求的赔偿不应该达到足以摧毁德国的生产能力。

当时，战败的德国国内食物短缺，民众正在挨饿，社会秩序已经到了崩溃边缘。但是，战胜国不关心这些问题。在巴黎的会议厅里，各种政治力量博弈，贪婪、好战、报复的声音占据了绝对上风。

在和谈中，另一个凯恩斯提出的问题——战后的欧洲重建计划——遭到冷遇。美国总统威尔逊写信给英国首相说，不可能帮助德国重建经济，“我们从一开始就打算剥夺它所有的资本。”巴黎和谈最终成为战胜国瓜分战利品的大会。

劳累、失望加挫败感，让凯恩斯病倒了，他搬出英国财政部谈判团队下榻的酒店，在巴黎西边找了个安静的公寓躲起来。他写信给母亲说，自己有一半时间都躺在床上，只有和财政大臣张伯伦、元帅J·C·斯马茨和首相劳合·乔治会面时才勉强起来，“我完全不喜欢那样的前景，直接睡到了床上。”

回到英国，他躲到旧情人邓肯和其伴侣凡妮莎在乡下租的一间农舍。他用两周时间，一口气写成《和平的经济后果》。在书里，凯恩斯用冷静、无情而带着嘲讽的口吻，揭露了战胜国索赔主张的荒唐。他指出：和谈与和平无关，战胜国只是想贪婪地复仇，渴望让德国永远臣服。

他随之预言：沉重的赔款会带来政治上的不稳定和极端政体，引发另一场世界大战。12年后，这一预言成为现实——受困于巨额的战争赔偿，德国在穷困潦倒中挣扎，极端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纳粹势力借此崛起，最终发动了一场报复性的世界大战。

《和平的经济后果》于1919年12月出版，8个月后在全球已被翻译成十多种文字，销量达10万册。

这也让很多人感到愤怒。英国财政大臣奥斯丁·张伯伦在给凯恩斯的信里用“痛心”形容自己的不满。此后数年，凯恩斯被排除出英国政府的决策权力圈，尽管张伯伦一如既往地向他咨询货币政策。

在法国，他成了“不受欢迎的人”。一些强硬派媒体干脆指责凯恩斯亲德，说他根本不明白狠狠教训德国人有多么重要。一家报纸刊登了一封读者来信，建议德国授予凯恩斯最高荣誉——铁十字勋章。

在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看来，《和平的经济后果》事实上是一种特殊的个人宣言，凯恩斯要让经济学家成为20世纪的“君主”，因为其他的方法都已经行不通了。

这是经济学对政治的反抗。“只有经济学家对社会福祉的看法，再加上专业技术上出类拔萃的新标准，才能筑起一道防止动乱、制止疯狂和避免衰退的最后防线。”

1919年1月，凯恩斯作为英国财政部的首席代表，参加巴黎和会，为英国首相大卫·劳合·乔治提供金融问题的谈判策略建议（视觉中国/图）

寻找与战争和革命赛跑的“中间道路”

“一战”的滔天洪水和导致的社会并发症，让20世纪的政治面貌发生了根本性改变。

1920和193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所经历的经济衰退和世界大战，让人们不再相信19世纪那种对自由放任主义的信仰和乐观——即如果让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自由发展，将会给所有想工作的人带来工作，并会让所有的人都富裕起来。

在世界各地，各种各样的社会实验开始成为时尚。这些实验不管来自何种背景，都围绕着如何极大地增加政府作用和限制工商业自由而展开。

其中一个方案是德国的法西斯主义。事实上，无论是英国的法西斯主义社团还是当时的德国政界，都向凯恩斯抛来了橄榄枝，他们对他的经济思想大为赞赏。汉堡市长到访剑桥国王学院时，还邀请他出访汉堡并作演讲。

当时，希特勒执掌的“新德国”似乎取得了耀眼的胜利——到1934年10月，德国已经有300万人在两年时间内获得了再就业的机会，这个数字是原来总失业人口的一半。凯恩斯对此没有兴趣，因为希特勒的经济复苏计划混杂着太多帝国主义目标和恐怖手段。

1933年底，与凯恩斯相识于巴黎和会的德国犹太裔银行家卡尔·梅绍尔在反犹迫害下离世。凯恩斯后来这样回绝汉堡市长的邀请，“朋友去世之后，已经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吸引我去了。”这年，伦敦经济学院院长贝弗里奇发起了“学术界援助委员会”，帮助受迫害的德国学者逃离德国。凯恩斯参与其中，出钱出力。

另一个方案是中央计划经济的苏联模式。凯恩斯表露过对苏联体制的浪漫情愫，但自1920年代第二次访苏后，他就持明确的反对立场——即使在193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大萧条中也没有改变。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来自他和莉迪亚的亲身体验。

莉迪亚是俄国人，她的家人、朋友都还在俄国。1931年，她曾在朋友的陪同下回列宁格勒探亲。她难过地发现：她的母亲和姐姐、姐姐的前夫挤在一个小公寓里，“在长达七年的时间里，晚上只能睡在椅子上。”他们的朋友、俄国芭蕾舞大师费多尔·洛普霍夫已是马林斯基大剧院首席舞蹈设计师，却要为凯恩斯定期从伦敦寄手纸卷、钱和衣物给他而写来过分恭维的感谢信。斯大林执政后，莉迪亚被人忠告：公开或私下评论俄罗斯要十分谨慎，否则她的家人可能会受到牵连。

1923年12月11日，凯恩斯出版《货币改革论》，提出，“目前，我们最迫切需要的，是在货币问题上的创新。”凯恩斯认为，要挽救颓败的经济局面，英格兰完全力所能及，不需要制定新法，只要降低利息、发行债券，就能管理好国内经济和商业周期。

在书里，他最与众不同的观点，是对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相对利弊进行比较，“两者之间，如果排除像德国发生的那种极端的通货膨胀，通货紧缩是更为糟糕的事”，“因为在一个日益变穷的世界里，造成失业总比使靠收租吃饭的人失望要糟糕得多。”

凯恩斯就此偏离了当时正统经济学的“货币数量之说”，即认为货币和物价之间是恒量关系。他认为：从长远看，这个恒量关系是存在的，但是，“从长远角度”看问题对分析现状本身就是一种误导。

“从长远的角度来看，我们都已经死去。”凯恩斯说，“经济学家给自己定下任务未免过于轻松，也过于无用，因为在恶劣的气候里，他们能够告诉我们的不过是暴风雨过去后，大海会恢复平静。”

1924年4月，英国的《国家》杂志刊文号召政府启动一项纳税人资助的公共项目，把国家带回正轨。凯恩斯也撰文参与公共政策的论战。在《失业需要大力补救吗？》一文里，他给出了肯定答案。

“我们停滞不前太久了，我们需要冲动、震撼和提速。”他提出，治愈失业的终极举措，是拿出1亿英镑，用在公共住房、兴建道路、改善电网方面；刺激经济能恢复企业的信心，“让我们大胆尝试这一思路吧”，“哪怕有些项目最终会失败，这很有可能。”

11月6日，他在牛津大学做了以“自由放任的终结”为题的演讲，以雄辩、讽刺、激进的方式对自由放任进行了一番攻击。在他看来，依靠自利的结果是政治的终结。

同时，他批驳了反对自由市场的政治传统。他解释说自己从不主张让国家来取代私营企业，“对政府来说，重要的不在于去做那些个人已经在做的事情——做得更好或更差姑且不论，而是要去做那些眼下完全没人做的事。”

凯恩斯试图在自由放任和计划经济之间、保守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之间，甚至在两派的原教旨主义之间，找到一条“中间道路”。

在经济思想上，凯恩斯是一个激进派。在社会目标上，他却是坚定的“温和保守派”。

1919年6月，法国巴黎，盟军军官站在桌子和椅子上观看大厅内《凡尔赛和约》的签署（视觉中国/图）

凯恩斯对决哈耶克——一场伟大而持久的辩论

1931年2月，一位32岁的奥地利经济学家受邀来到伦敦经济学院，他叫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

当时，凯恩斯已是西方世界最负盛名的经济学家。他退出巴黎和会后写成的《和平的经济后果》，让他成为良心、正义的化身，在德、奥两个战败国成了名人。比他小16岁的哈耶克回忆说，凯恩斯当时是“我们中欧人的英雄”，因为他英勇地谴责了英、法、美。

伦敦经济学院邀请哈耶克来做讲座，是一次精心策划的合作。

年轻自负的哈耶克有备而来——他一心想在伦敦打亮名号、站稳脚跟，挑战大名鼎鼎的凯恩斯是最好的方式。而邀请他来的，是伦敦经济学院的莱昂内尔·罗宾斯。罗宾斯年仅31岁就成为“全英国最年轻的教授”，他一心想让伦敦经济学院成为英国乃至欧洲的经济学思想中心，与马歇尔、凯恩斯引领的经济学重镇——剑桥大学一较高下。

罗宾斯信奉自由市场式的解决办法，他很欣赏哈耶克的《储蓄“悖论”》一文，此文反驳两位美国经济学家提出的与凯恩斯相似的观点：经济衰退期间，政府应该用公共项目来推动需求，就业和总需求之间有直接关系。

哈耶克先在剑桥的马歇尔学会做了一场讲座作为预热，遭遇凯恩斯的弟子和追随者——有“剑桥马戏团”之称的年轻经济学家群体——的冷遇。这个小圈子成员包括罗宾逊夫妇、理查德·卡恩、皮耶罗·斯拉法、詹姆斯·米德等人，他们经常一起讨论凯恩斯提出的经济学问题。

操着浓重奥地利口音的哈耶克，一边在黑板上写下一大串数学公式，一边详细解释为什么商业周期会从繁荣走向崩溃：产生大衰退的真正原因是过量的投资，其资金来源是银行体制创造的信贷；如果政府出手干预、制造更多的货币，只会延长经济受折磨的时间。最迅速的解决方法是让大众增加储蓄从而降低利率，最终带来投资的复苏。

卡恩站起来挑战，“您的意思是，要是我明天出门去买上一件新大衣，反倒会增加失业。”

“是的。”哈耶克说，“只不过”，他指着黑板上的三角形，“要用非常复杂的数学来论证、解释原因。”

但在伦敦经济学院，罗宾斯为他做好了一切安排——最大的讲演厅、精心挑选的听众。在这里，哈耶克打响了他反对凯恩斯经济学思想的第一枪。通过四场讲座，他以一套令人信服的逻辑反驳了凯恩斯的“政府干预理论”。他认为，剑桥的理论看似有理，实则漏洞百出。然后，他提出自己的补救方法——忘了快速修复吧，只有时间才能治愈失衡的经济。

讲座引发轰动，幕后策划人罗宾斯颇感自得，伦敦经济学院院长贝弗里奇立刻邀请哈耶克做访问学者，次年又提议授予他经济学和统计学教授的教职，提议得到全票通过。

哈耶克继续出击。5月，他针对凯恩斯的学术新作《货币论》，在伦敦经济学院学报《经济学刊》上发了长达26页的书评。为了引起凯恩斯的注意，他有意采取了富有攻击性、傲慢，甚至颇为暴躁的语言。

哈耶克的挑衅果然激怒了凯恩斯。他当即在这篇书评上写下34处批驳，先是11月在《经济学刊》上回应，接着两人通过私人信件往来交锋，甚至在圣诞节都没有落下——当天一早，哈耶克的信寄到了凯恩斯的住处；下午，凯恩斯就把回复信件投寄了出去。

激烈的辩论很快升格为人身攻击。凯恩斯也失去了素有的风度，转而攻击哈耶克早年的著作《价格与生产》。这场缠斗一直持续到1932年2月。凯恩斯厌倦了，他给哈耶克回复了最后一封信，单方面结束了这次辩论，开始着手完成他最为著名的巨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简称《通论》）。他希望用一套无懈可击的论证来说明：在经济衰退时期、缺乏私人投资的条件下，为什么提高公共投资能创造就业，而不会带来哈耶克所认为的不可避免的危机。

但是，“剑桥马戏团”和哈耶克的追随者都不肯善罢甘休。他们约定在剑桥和伦敦中间的一家酒馆定期辩论，然后把内容刊登在新杂志《经济学研究评论》上。此外，每个月挑一个星期天举办联合研讨会。

令他们兴奋的是，凯恩斯、哈耶克、罗宾斯等人也不时出现在研讨会现场。

当时的人们都没有理解哈耶克和凯恩斯之争的巨大意义，以及它在经济思想史上的地位。

这场关于自由放任和国家干预之争，将成为近百年内最重要的经济学、公共政策的辩论主题。

凯恩斯的老对手、经济学家哈耶克（视觉中国/图）

通往繁荣之路的“凯恩斯革命”

1932年，新学期开始，凯恩斯拿着手头成套的修订校样开始一系列讲座，阐述他对后货币时代的想法。到秋天，他重开第二轮讲座，讲座的标题也从“纯货币理论”更改为“生产的货币理论。”

一位来自美国的本科生后来回忆，当凯恩斯说话时，大家大气都不敢出，“就像我们在听的是查尔斯·达尔文或者牛顿一样！”

这两个系列讲座宣告了“凯恩斯革命”的开始。讲座结束，凯恩斯把打磨满意的校样交给了出版商麦克米伦。1936年2月，《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正式出版发行，标志着“凯恩斯革命”打响了第一枪。

在新书的扉页上，凯恩斯宣布“本书主要献给我的同行经济学家们”，并坦言：自己用10年时间尝试说服政治学家和公务员，让他们通过政府资助项目减少失业，但没有得到太大进展。所以，他的目标读者是英美大学里整整一代受理想主义驱动的年轻经济学家。在经济大萧条的背景下，他们都迫切地想做点什么。

《通论》出版后，短短几年，凯恩斯就俘获了许多美国年轻经济学家的头脑和心灵。1934年，提到他理论的学术论文只有20篇；从1936到1940年，共有269篇。

26岁的约翰·加尔布雷斯当时是哈佛大学讲师，他后来回忆《通论》出版后在哈佛校园引发的狂热，“《通论》立刻吸引了所有35岁以下的经济学家，就像是一种病毒触抵南海某个孤立的岛民部落，它的毒力出人意料，让所有人都得了病。”但他也注意到，“50岁以上的经济学家，则对这种疾病表现出相当强的免疫力。”

在年轻的凯恩斯主义者群体中，年仅21岁的哈佛学子保罗·萨缪尔森很快成为公认的领袖，继而是凯恩斯主义在美国的权威和传播人，他后来继承、发展和补充了这一学说，并把这一理论通俗化。

萨缪尔森后来成为美国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学者，他的经典著作《经济学》是全世界最畅销的教科书，以四十多种语言在全球销售超过400万册，影响了几代人。他的这本著作将包括凯恩斯主义在内的现代经济学理论第一次系统地带进中国，并使这种思考方式和视野在中国落地生根。

除了年轻的经济学家，凯恩斯在学界、工商界、金融界也征服了不少思想业已成熟的皈依者。其中有50岁的古典经济学家阿尔文·汉森，他后来被称作“美国的凯恩斯”，很多华盛顿官员跑来听他讲凯恩斯主义的课；还有银行家、千万富翁马里纳·埃克尔斯，他被罗斯福任命为美联储董事会第一任主席，并在这个位子上坐了整整14年。

在大西洋西岸，凯恩斯思想席卷了美国的诸多经济部门，占领了华盛顿的联邦政府。当时美国最有影响力的专栏作家、意见领袖李普曼也皈依了凯恩斯主义，他告诉一位哈佛学者，“自由放任已死，现代国家必须从整体上为现代经济学承担责任。”

与此同时，凯恩斯在《泰晤士报》发表了一组文章，随后扩充出版为《通往繁荣之路》。在书中，他对自己过往富有想象力的经济学观点进行了最完整、最严密、最有说服力的陈述，并清晰而自信地抛出自己的论点——用对纳税人最微不足道的成本造就百万就业机会。

《通论》是本晦涩艰深的学术著作，其写作对象是同行经济学家；《通往繁荣之路》更为通俗，是凯恩斯特意为经济学知识有限的各国财政部长写的。不用说，光这个书名就足够让各国的政治家动心了。

在《通往繁荣之路》里，他首次把他的弟子理查德·卡恩经过统计后精密分析出来的“乘数理论”整合到自己的提议里——政府应当花钱提高总需求，新增的资本创造了新的就业，新就业的人们会产生新的购买需求，供应这些新增需求又创造了新的就业；进而，新增的就业人员又为其他人创造了就业岗位……凯恩斯认为英国的这个“乘数”是2，但为了不给人夸大其词的印象，他给出的是1.5，即政府为创造新就业岗位每花1英镑，可以为总体经济贡献1.5英镑的价值。

这成为《通往繁荣之路》的一个关键点——经济学家和财政部长们不应当只看国家收入和支出是否持平，更要看国家总收入的水平，即凯恩斯所说的国家“总需求”。

凯恩斯也第一次提出减税可以用来刺激经济。他估算：每年花1亿英镑可为100万人安置就业，而其中5000万英镑或许都来自减税。

减税后来成为凯恩斯主义者及信奉凯恩斯主义的财长们的标志性政策。

凯恩斯的官方传记作者罗伊·哈罗德评价说，这是一个激进的想法，“不光靠贷款来资助公共工程，还要在不削减当前支出的条件下减税，从而刺激额外的购买力。这几乎已经是完全意义上的赤字财政。”

1933年初，凯恩斯把一本《通往繁荣之路》寄给了大西洋对岸新上任的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这是哈佛大学教授菲利克斯·弗兰克福特的建议。弗兰克福特是罗斯福最亲密的政治友人，也是他的“智囊团”负责人。

他告诉凯恩斯，此刻如果敦促罗斯福花更多的公共资金来缓解失业局面，会正中总统下怀。“我听到美国的消息说，参议院有相当多的意见支持大力增加公共工程，”“我认为，您写一封表达您独立立场和意见的信，能极大地加快此刻的这股势头。”

1933年的最后一天，凯恩斯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一封致美国总统的公开信，呼吁总统提高国家公共开支、让国家重返繁荣。在公开信发表前，弗兰克福特已把信的抄本预先送到了白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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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领华盛顿，以及世界

事实上，以“凯恩斯革命”为指导思想的“罗斯福新政”已在悄然上马。

在美国，1929年的股市崩盘和随之而来的大萧条，为凯恩斯的经济革命提供了历史契机。美国当时国内投资锐减了90%，全国有1300万人失业，占到成年人口的1/4。如果除去农场工人，实际失业率高达37%。在俄亥俄州的托莱多市，有4/5的人没了工作。

美国历史学家阿瑟·施莱辛格说，“因为负担日益沉重，为失业者提供住处和食物的链条处处崩坏，”“避免暴力甚或革命（至少有人是这么想的）成了一件大事。”

在弗兰克福特的建议下，罗斯福于1934年正式邀请凯恩斯访问美国。5月，凯恩斯先到纽约，接受哥伦比亚大学授予的名誉学位，然后会见了大量新政支持者、商业领袖和总统智囊团成员，以便更多地从内部了解美国的经济状况。

5月28日，周一下午5点15分，凯恩斯大步走进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和坐在那里的罗斯福握手。两人谈了大概一小时，凯恩斯重点解释了卡恩的“乘数理论”。罗斯福后来对弗兰克福特说，“我跟凯恩斯狠狠聊了一阵子，我非常喜欢他。”但承认对方说了一大堆莫名其妙的数字，让他摸不着头脑，“他肯定是个数学家，不是什么政治经济学家。”

虽然未必完全听懂了凯恩斯的“乘数理论”，但罗斯福抓住了核心问题——他欢迎这位世界上最著名的“反自由放任观点”的吹鼓手。这让华盛顿那些一心救世的年轻经济学家心领神会。

1933年5月，美国国会通过联邦紧急救济法，成立联邦紧急救济署，将各种救济款物迅速拨往各州。第二年，又把单纯救济改为“以工代赈”，给数目庞大的失业者提供从事公共事业的机会。

到“二战”前夕，美国联邦政府支出的种种工程费用及数目较小的直接救济费用达180亿美元，美国政府藉此修筑了近1000座飞机场、12000多个运动场、800多座校舍和医院，不仅为工匠、非熟练工人和建筑业创造了就业机会，还给成千上万的失业艺术家提供了形形色色的工作，是迄今为止美国政府承担执行的最宏大、最成功的救济计划。

这一笔钱经过工人的口袋、通过不同渠道和消费，又回到了资本家手中，成为以政府投资刺激私人消费和个人投资的“引动水”。

1933年，美国的失业率还在25%的高位，次年就降至17%，到1935年为14.3%。到1936年，美国的全国生产已经恢复到1929年的水平。

但凯恩斯本人对“新政”成绩单抱着审慎的态度。他对仰慕者反复强调，只有在周期底部或是经济衰退期间，政府出资缓解失业问题才能算是恰当的；一旦经济恢复，继续往系统里注入资金就不算恰当了。

到1937年春，美国国内的生产、利润和工资都恢复到1929年前的水平。罗斯福认为经济回归到了正轨。联邦政府着手削减开支、紧缩信贷、提高税收，此前创办的帮助就业机构开始放缓。但不久，新一轮的衰退开始了，持续了整个1938年。

大选在即，罗斯福总统回到凯恩斯主义的方案——继续为新一轮创造就业岗位提供资金。在1938年4月14日的“炉边谈话”里，总统如此解释：为失业者提供帮助，能保护美国，不出现像德国和意大利那样的极端主义。

此时，国际局势已十分紧张。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大规模重振军备计划。一年内，德国就摆脱了“一战”以来的高失业困扰，实现了充分就业。在战争威胁下，英法等欧洲民主国家忧心忡忡，也开始扩军。

凯恩斯于是写信给罗斯福，认为之所以出现了“罗斯福衰退”，是“因为犯了乐观主义的错误”，敦促他坚持到底。

德国发生的一切，迫使罗斯福按照凯恩斯的建议，继续推行大手笔开支。为了防备战火，他下令开展一轮庞大的重整军备计划：1940年美国的年度国防开支为22亿美元，次年激增至137亿美元。

1939年9月3日“二战”全面爆发这一天，华尔街股市回到了1929年股市崩盘前的高水平。

同一个战壕里的终生对手

1940年，德国对英国发动闪电战，对伦敦大空袭。伦敦经济学院师生从伦敦迁至剑桥的彼得学院。

尽管两人在学术上是“死对头”，凯恩斯对哈耶克展示了善意和热情。他坚持为哈耶克在国王学院附近找房子。这段共同度过的时光，让两人成为非常要好的朋友，彼此的家人也是。哈耶克后来回忆，他俩有好多共同兴趣，尤其是在历史方面，“除经济学之外。基本上，我们见面不谈经济学。”

两人时不时在国王学院碰头，一起履行教员职责。夜晚，他们一起值班，手持铁锹和扫帚在国王学院哥特式教堂的屋顶巡逻，警惕地观察夜空，提防德国的轰炸机飞来。

这是一幅滑稽且颇有象征意义的画面：这两位20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尽管在经济学观点上针锋相对，但其实同在一个战壕、捍卫着共同的东西——自由、民主、个人权利的价值观和制度。在他们头顶，有共同的敌人——形形色色的政治极端主义。两人唯一的区别在于，各自认为正确的捍卫方式不同。

就在这一时期，哈耶克完成了他最有社会影响力、最被广泛阅读的政治经济学著作——《通往奴役之路》。他要说明一个事情——主张用计划经济取代市场的人，无论多用心良苦，都等于踏上一条有可能通往暴政的道路。他担心：“二战”获胜时，胜利的盟军可能会得出结论，战时的经济管理能够加速实现一个更繁荣、更公正的战后社会。他警告说，这样的政策是通往极权主义的先决条件。

他也肯定了凯恩斯宏伟计划背后的动机——长期大面积的社会失业所带来的危险。他承认这是一个“超级重要的问题”，“一个我们时代最严重、最迫切的问题。”但是，他给出的解决方案仍然是反对政府干预。

1944年6月，凯恩斯代表英国前往美国主持即将召开的国际货币机制谈判，在船上读了哈耶克送给他的《通往奴役之路》。他随后在美国写信给哈耶克，“从道义上和哲学上，我几乎完全同意它的观点：我不光同意，而且深为感动。”

然后，他提醒哈耶克，希特勒在欧洲的崛起并非他所说的大政府带来的便利，恰恰是因为资本主义的失败和大规模失业。然后他以美国为例指出，如果美国在和平时期，失业率回到1930年代，就有可能会出现政治极端主义，再次把世界拉进战争之中。

哈耶克关心的，是政府干预与暴政之间的联系。而凯恩斯却相信，极权主义的倾向根植于个人的道德选择。

1944年，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凯恩斯在联合国货币金融会议上发言（视觉中国/图）

1940年，伦敦布卢姆斯伯里，凯恩斯在研究工作中（视觉中国/图）

繁荣，萧条，巨人的遗产

1946年凯恩斯去世后，哈耶克在给其遗孀寄去悼念信的同时，告诉妻子海拉一句让他后来极为懊悔的话：他现在“恐怕是在世经济学家里最有名的人了”。10天后，他发现凯恩斯成为了圣人，而他却逐渐被人冷落遗忘。

“二战”结束后，满目疮痍的欧洲、亚洲的日本成为实践凯恩斯对和平、繁荣构想的最好实验室。

美国人认为要牢记凯恩斯在《和平的经济后果》给出的历史教训：他们没有用贫困来惩罚战败国，反而提供大量援助，把西德、日本、意大利带回了自由市场。1946年，凯恩斯主义最积极的传道士、经济学家约翰·加尔布雷斯担任国务院顾问，为被占领国的经济政策提供建议。

在美国本土，凯恩斯主义也开始了新征程。一系列有关保障就业的新权利法案通过。1946年，杜鲁门总统签署通过了一个经妥协修改的《就业法》，提出联邦政府有责任“推动实现就业最大化”。有史以来第一次，美国联邦政府承担了管理经济的责任，将行政权力扩大到现有宪法职责之外的领域，对货币和贸易加以控制。凯恩斯所创立的“宏观经济学”，成为政府的官方工具。

此后30年，立法和行政机构争相把这种权力推向极致，通过税收和类似措施操控经济，以期实现最大化的繁荣，在大选中获得赢面。

战后的1950到1960年代，是美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黄金20年。普通民众无需过多工作，就拥有了电视机、汽车等大件，还有充足的休闲时间飞机旅行，中产阶级大量涌现，到处都是新的社区。自信、乐观和英雄主义浸润着这两代人的个性和气质。这是凯恩斯主义带来的经济奇迹和由此孕育的文化奇迹。

1970年代，西方世界的经济迎来了“滞胀”年代。1973年前后，阿拉伯世界的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为报复美国插手中东事务，把原油价格提高了4倍。石油危机的爆发，导致物价高涨，经济增长随之急刹车，一种新经济现象出现了——经济低增长甚至停滞，同时伴随着通货膨胀。水门事件后，福特接任尼克松的总统之位。在他任期内，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都达到了大萧条时代的最高点。

凯恩斯主义的经济理论走进了死胡同——按凯恩斯主义者的观点，失业率和通货膨胀不可能同时上升。但事实证明他们错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代表人物米尔顿·弗里德曼评论说，“滞胀宣告天真的凯恩斯主义结束了。”

当西方资本世界普遍面临滞胀难题，在晦暗中度过数十年的哈耶克迎来人生的高光时刻——1974年，他被授予诺贝尔奖经济学奖。在颁奖礼上，他抨击了凯恩斯主义带来的危险性，称其是“庸医”，“在根本上是虚假的。”两年后，弗里德曼也获得了这一荣誉，他在获奖感言中称赞哈耶克是自己的思想导师。

米尔顿·弗里德曼早年追随凯恩斯主义，参与过“罗斯福新政”，后来转向，是推广哈耶克思想最得力的人。其实，他的经济思想有别于哈耶克的奥地利学派，其“货币主义理论”直接师承凯恩斯。但他认同哈耶克的政治理念，而且两人都认为：通货膨胀比失业带来的痛苦更大。

1979年，在英国，保守党党魁撒切尔夫人入主唐宁街10号。1980年11月，共和党候选人罗纳德·里根赢得美国大选。两位强硬的保守派政治人物上台。

撒切尔夫人在牛津求学时就读过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成为保守党党魁后，她向“二战”后的政治共识宣战。哈耶克和弗里德曼成为唐宁街10号的座上宾。

她着手缩小公共部门的规模，减少货币供应量，削减税收，把企业从政府法规下解放出来，偿还国家债务，变卖国有资产。随着街上的失业率和犯罪率日益攀升，内阁成员们不安起来，认为这是她政策失误的证据。但“铁娘子”坚决不回到凯恩斯主义的老路，还竭力向下议院的议员们推销哈耶克的书籍和思想。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尝试以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政策解决通胀问题的经济体。

“铁娘子”的执政作为，鼓励了大西洋彼岸的里根。入住白宫后，他也聘请弗里德曼做他新经济政策的智囊，并推出所谓的“里根经济学”——包括通过紧缩货币来抑制通货膨胀，减少对行业的管控，大规模减税，其中个人收入最高税率从1981年的70%降到1988年的28%，企业税从28%降到20%。

最终，通货膨胀得到控制，自由市场经济的活力被释放。从1983到1986年，美国的经济增长飙升至4.8%，这也促进了就业，到1989年1月里根离任时，失业率仅为5.3%。

但这不是全部故事——里根政府一边削减福利计划，一边却因大搞与苏联的军备竞赛导致国防开支激增，国防预算从他上台前的2670亿美元飙升至1988年的3930亿美元。等他结束两个总统任期后，美国从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沦为”最大的债务国。

在凯恩斯主义者看来，所谓的“里根经济学”，不过是变戏法、是噱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索洛指出：1982到1990年的美国经济繁荣，是靠里根政府增加支出、降低税收这些措施实现的，“明显是按照凯恩斯主义的方式设计出来的”，“是财政预算赤字扩张性增长的经典案例。”加尔布雷斯也嘲讽说，完成这些任务的人是“不由自主的的匿名凯恩斯主义”。

1991年苏联解体，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给出的警告越来越受到欢迎，自由市场理念占了上风。次年，92岁的哈耶克无憾地在德国弗赖堡去世。

从1978到2008年，日渐全球化的自由市场整体欣欣向荣。“冷战”结束后，一些世界顶尖的经济学家甚至认为：周期性的恶龙已经被打垮，宏观经济学已经成功，预防萧条的核心任务真正被解决。经济学家艾伦·S·布德林说，“到1980年前后，你在美国很难找到40岁以下的学院派宏观经济学家会自称是凯恩斯主义了。”

但实际上，掌管国民经济大权的财长和美联储主席们普遍认同——应当采取混合凯恩斯主义和弗里德曼观点的方法，来最大限度发展经济，扼杀通货膨胀。

2000年，曾有人问凯恩斯主义的铁杆信徒约翰·加尔布雷斯：凯恩斯时代是否已经一去不复返？他回答说，“不，只要再来一场经济衰退——这很有可能。”

2008年，一场由次级抵押贷款危机引发的金融风暴迅速席卷全球。这场危机宣告：十多年来允许市场基本不受管制、自动创造经济繁荣和增长的实验失败了。

为了应对这场“百年一遇的凶猛金融危机”，小布什总统立刻求助于凯恩斯。

2月，小布什要求国会以所得税退税的形式，投入1680亿美元来刺激经济，财政部从银行业购买7000亿美元“不良资产”。政府和国家全力出手干预经济，希望以此挽救金融和银行业。在美国，政府是直接给银行钱。在英国，政府则通过股票交换救助银行。

“30年来，凯恩斯的声誉日渐凋零。”凯恩斯的一位传记作者不无挖苦地说，“可在差不多30天里，这位已故经济学家就被重新发掘出土、恢复名誉了。”

9月，美国第四大投行、有着158年历史的雷曼兄弟宣布破产，总债务高达6130亿美元。时任美联储主席的本·伯南克推行鼓励银行恢复放贷的一揽子行动。10月，财长亨利·保尔森获得了国会授权的7000亿美元，拯救其他濒临破产的金融公司，以防止雷曼兄弟破产带来多米诺骨牌效应。12月16日，美联储将利率下调至零。

世界各国的政府和央行都采取了类似美国的行动。2008年11月，G20峰会在华盛顿召开，各国领导达成一项共同政策，承诺削减利率、允许公共开支超过税收，以应对迎面而来的全球经济大衰退。

2008年10月23日，《时代》杂志刊出专栏文章，题为《凯恩斯归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卢卡斯是为埋葬凯恩斯主义出力最多的一位经济学家。此时他也承认，“我猜，枪林弹雨之下，人人都是凯恩斯主义者。”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们又恢复了往日的威信和对政府决策的影响力。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里，由小布什提出、后来奥巴马继续推动的紧急应对方案，是彻底的凯恩斯主义方案。但是，两位总统的刺激经济方案未能迅速减少失业人数。许多美国人为政府借贷的庞大规模感到震惊，批评公共项目“浪费钱”的说法又流传起来。

2020年起，一场持续三年的大流行病给了复苏的全球经济又一次重击。各国政府纷纷出台各种挽救经济、失业救济和经济刺激举措。

在美国，拜登政府推出了所谓的“拜登经济学”，内容包括救助计划、工作计划和家庭计划。其中，“美国工作计划”涵盖了1.2万亿美元的基建投资，加上3.5万亿美元的财政预算，意图重建全美基础设施，刺激制造业回流，创造数以百万的新工作。

随着全球地缘政治危机急速加剧，这让人不由得想起历史上的“罗斯福新政”。

历史似乎再一次证明：“只要这个世界有需要，凯恩斯的思想就会一直存在下去。”（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语）

（参考文献：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凯恩斯传》、尼古拉斯·维普肖特《凯恩斯大战哈耶克》、美国国务院网站。）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徐琳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