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权不下县，是不想下还是下不了？

把有意思的事儿讲出点意义，把有意义的事儿讲出点意思

今天，聊聊我国古代基层治理。

5000多年的历史，历经20多个朝代，还几度被少数民族统治，这样一个国家，竟然延续了自己的文明而没有中断，这就有意思了。

学术界怎能放过这样的课题！于是，各种研究层出不穷。

其中一部分学者，把目光投向了中国古代治理尤其是基层治理问题。为啥？老马说过，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

史书虽然往往是按照统治者的意志写的，但历史还是人民创造的嘛！人民在哪里？在基层啊！破解了中国古代基层治理这个迷，也就读懂了半部中国史。

关于中国古代基层治理的研究，费孝通提出了“双轨政治说”，萧公权提出了“乡村控制论”，韦伯提出了皇权治理的有效性问题，温铁军提出了“皇权不下县”的概念。

其实，不管哪种观点，都绕不开“皇权不下县”这个问题。

“双轨政治说”，说的是健全的、能持久的政治必须是上通下达、来还自如的双轨形式，而不仅仅是自上而下的单轨运行，这就涉及“皇权不下县”的探究问题。

“乡村控制论”，说的是政治权力对广土众民的严密掌控，涉及“皇权不下县”的真假问题。

皇权治理的有效性，说的是中国社会以皇权为代表的正式行政权力止步于城市辖区、丧失于乡村社会，这不就是“皇权不下县”吗？

但是，中国古代社会不是始终强调集权吗？历朝统治者不是视“皇权”如命吗？说好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哪里去了？怎么舍得把国家权力让给别人？

“皇权不下县”：真不下，还是假不下？

其实，皇权不下县”，有其成立的一面，也有其不成立的一面。

说真不下的，是因为自秦代开始实行郡县制，此后的王朝的最基层行政单位就是县，往下派出的官员到县级政权就止步了。

也就是说，政权机构和朝廷官员只到县。说假不下的，是因为虽然县以下不设政权机构和朝廷官员，但还有其他统治手段。

比如，通过广大乡绅富户治理基层，通过法令、文化、道德等治理基层，填补了县以下的权力真空。

也就是说，国家权力、国家意志并非到县一级就结束了，否则徭役如何实现？不管基层的国家还叫国家吗？

“皇权不下县”：不想下，还是下不去？

为什么历朝历代只把最基层行政单位设到县，而不再往下延伸了？

有观点认为，皇权越往下，成本越高，非力所能及；也有观点说，基层乡绅力量太强，“皇权”下不去。

这两点截然不同的观点，都有一定道理，但没有抓住问题实质，这就要用到老马的观点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中国古代社会基本是小农经济，小农经济产生小农社会，小农社会的特点是，生产规模小，生产条件简单，导致社会分工简单，社会关系简单，社会交往少，造成社会组织化程度底，社会力量分散。

历史上，虽然农民起义频发，但大多都是小打小闹，镇压一下或者拨粮安抚一下，大家“洗洗就睡了”，真正威胁朝廷统治地位的农民起义并不多。

既然直接管到县就可以维持统治了，何必花那么大的心思精力和财政成本呢？

“皇权不下县”：中国古代社会基层治理的智慧

一定的生产关系，是一个时期生产力的集中体现。

一定意义上的“皇权不下县”，在中国古代社会存在了两千多年，自然有其存在的社会条件和文化土壤。

这种“皇权不下县”，从根本上看，既是经济产物，也是文化产物。

刚才讲了经济因素，从文化上看，儒家文化为这种治理模式提供了支持。

“仁政”“爱民”的价值观念，拟用两中、守中致和的思维方式，使得历代统治者在“皇权下不下县”“怎么下县”“下到什么程度”上钻研至深，使得政权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维持在一个大体平衡之中。

这种治理模式，有利于解放基层，使得基层发展具有较大程度的活力。

所以我们看到，一段历史时期，哪怕经过大的战乱，造成王朝灭亡，但基层又能够很快地发展起来。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古印度：当秦朝改诸侯分封为郡县制的时候，古印度孔雀王朝政权的种姓制度还在大行其道。种姓制度，把中央集权运用到极致，控制到了每个人，带来严苛的阶层划分，限制了印度人的发展，最终导致文明发展缓慢。

古印度屡遭外族侵略，本土文明几度中断，与种姓制度有很大关系。

实际上，种姓制度并不是古印度人自己的发明，而是入侵的雅利安人带来的。原本雅利安人是为了区分印度人和本民族，才使用的制度，结果发现太好用了，随之而来的是，外来民族不断完善这个制度，并且固定下来。

“皇权下县”问题，是中央权力作用于基层的问题

随着工业革命等社会变革的推进，生产力发生了极大变化，生产关系也随着发生巨大变化。因此，中央权力作用于基层，也必将进行调整。

对此，有着两千多年基层治理智慧的中华民族，是极为敏感的。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进行在吸收中国古代社会基层治理经验的基础上，实现了基层治理的守正创新。

一方面，坚持了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同时又建立起民族区域自治、基层群众自治等一整套制度。

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要发展数量如此庞大的党员队伍，近亿的党员数相当于一个大国的人口数了。

其实，这与中国社会人口规模巨大的特点是一致的，其中有着国家治理的深刻考量。

从“支部建在连上”到“支部建在村上”、“支部建在楼上”，一个支部一个战斗堡垒，一个党员一面旗帜，为国家治理提供了有力支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高度稳定“两个奇迹”，不得不说，这与中国治理智慧有很大关系。

相比于“西方之乱”、经济萎靡，中国之治、中国之制显然更有优势。

我们需要仰望星空，也需要脚踏实地，但万不可因为脚踏实地而忽视仰望星空，对未来失去清晰的判断，从而丧失了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