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世纪前中华文明领先世界，之后欧洲文明却超越了东方，为什么？

在15世纪前，为什么是中华的文明领先世界，而不是欧洲？而在十五世纪后，为什么是欧洲的文明超越了东方文明，而不是中华文明继续保持领先地位。

我们自小在学校的教育和历史书上学习了中华文明的辉煌璀璨，而作为地球上最悠久文明之一，在五千年的传承中，确实有过无数闪耀时刻。我们创造了四大发明，但曾经在年轻的脑海中多次掠过过那样的的疑惑：

为什么我们的指南针，没有指引我们去找到新的世界？为什么我们的火药，没能助力我们去征服更遥远的疆域？为什么我们的印刷术，没有让我们文化的精髓传播到更远的角落？为什么我们的造纸术，没有让我们科学的种子播种出现代化？

而《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也许就是一本让我对那些疑惑若有所悟的书。作者贾雷德.戴蒙德以一个独特视角对人类命运发展给出了种耳目一新的解释。书中讲述的是在过去的一万三千年里，人类文明在不同的大陆以不同的方式崛起演化，同时又产生巨大的文明差异的分析。

作者没有从种族的优劣，宗教的差异和文化的高低，更没有从历史虚无主义出发，而是客观的分析了地理环境的差异其实是导致了各个文明异步式发展和进化差异的必然性。给予在历史进程中经常迷茫的我们一个新颖而理性的视角。认为：文明进化不同的根本性原因在于地理环境的差异，而非人类的生物性差异。

当然，贾雷德客观的承认了一个国家的制度不同会导致国家命运的巨大差异，如即便地理上只是咫尺之隔，但因为国家制度不同却也导致了国家命运的天壤之差，如韩国和北朝鲜，曾经的东德和西德，他们虽然是在相同地理环境下的国家，但体制的良好与否却决定了不同的国家命运结果。

但贾雷德没有停步于此，而是深入探索发现到一个良好的体制最终起源实际上是来源于地理环境的影响因素。

在人类漫长的生存进化程中，由于不同地区的人类身处于地理环境不同，而促使不同地区的人们建立不同复杂的制度，复杂的制度会有优劣之分。但如果一个社会如果没有复杂的制度去治理，就根本谈不上社会文明进化的先进度。

而在能够建立这些社会制度的背后，农业是催生组织制度的本质原因，因为只有农业发展后才提供多余的粮食而让部落中可以有人脱离出每天为粮食生产的生存性工作，去从事其他非生产性的行政类工作，进而可以演化出组织和制度。

但农业能够发展的本质原因是由地理环境决定的，因为农业的发展从起源上依赖于可驯化的野生动植物，而可驯化的野生动植物种类在全球的最初分布是无规则和极不均匀的。主要是在全球的9个狭长的地带，如新月沃地，长江黄河流域等。

由此，凭着造物主的眷顾，这些地区首先孕育出了独立的农业文明，之后又各自向外发展，形成了新月沃地，希腊，中华的文明，进而因为跨地区的扩展和延申对整个世界文明产生了全球性的影响。

现代文明一个重要的分水岭是1492年，即哥伦布横穿大西洋后发现北美新大陆。

在15世纪前，为什么是中华的文明领先世界，而不是欧洲？而在十五世纪后，为什么是欧洲的文明超越了东方文明，而不是中华文明继续保持领先地位。

作者认为背后是一个最优分裂原则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地理环境导致了不同大陆板块的文明分裂成不同大小的国家，在欧洲大陆上由于山脉等地理原因形成了大大小小最多时有上千个小国，但在东亚大陆上，由于黄河长江流域间广袤的平原，一个天然的优良农业带而形成了一个统一而集中的中国。

国家的分裂会带来竞争，竞争带来了破坏性，但也同时带来了建设性。而统一带来了集中和集权，集中和集权在某种程度上是高效的。

十五世纪前，东亚大陆因为统一和集中，产生了文明的先进性。但集中和集权所带来的垄断和单一往往也存在着系统性的缺陷。

欧洲文明的扩张是从大航海时代开始的，但事实上中国的航海时代远先于欧洲开始，永乐三年即1405年到明宣德年间，太监郑和就开始远航西洋，共出海7次，前后共28年，沿着印度样，到达非洲东海岸。每支船队由几百艘近28000名船员组织，这个比哥伦比亚的时间早近100年，航海的规模更大。

但为什么中国在大航海时代虽有先发优势，但没有能够扩张，而欧洲成功了呢？

这背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最优分裂原则的作用。哥伦布出生于意大利，他起先为法国的王室服务，向法国国王申请越海航行，但遭到拒绝。然后，他去到葡萄牙，为葡萄牙国王服务，分别向葡国国王和葡国的两个公爵请求出海探险，又连续遭拒。最后，不得已到西班牙，向西班牙的国王和王后请求资助，在连续两次申请后，西班牙的国王和王后最终勉强同意了他的请求。

可以看出，哥伦布为了航海探险，在欧洲辗转多国，前后以共尝试了5次，才最终获得了一个被资助的机会。试想，如果在这三个不同的统治者，只要有一种可能是统一的情况下，那么历史上就可能没有了哥伦布的航海。

这就是一个分裂的欧洲产生的机遇。而当时的郑和，虽然拥有先进的航海技术和船队，但因为只有一个中央朝廷可以争取，一旦被否决，所有的机会就被全部扼杀。

所以事实上也就是因为郑和所属的派系在朝廷的权力斗争失势，而导致了郑和被要求拆掉船坞并禁止远航。从而让十五世纪前的一直辉煌的中华文明因为错失了大航海时代而被欧洲文明超越。

而不只是航海，科技和文化的发展，也都是在最优分裂原则下被左右，从而影响到文明的进程。

而对于最优分裂原则的理想化描述是：创新发展在带有最优中间程度分裂的社会里发展的最快，太过统1的社会不具有优势，但太过分裂的社会也不会占优。分裂本身是多层面的而非单一的概念，其对于创新的影响力依赖于自由等要素。

让思想能够在不同的碎片之间流动，不管这些碎片是独特的还是类似的，政治形态的分裂程度决定了技术创新的程度。对于技术创新最优的程度，也许并非是对于经济生产力，政治稳定或者人类福祉最优的程度。

一个中央和集权化的体制，未必是一种错误，实际往往也不是我们的主观选择，更多是上天客观赋予我们的。究其产生的根源可能和人无关，更可能和地理环境有关。

而对于身处此处的人们而言，认识它，接受它，适应它进而不失理智的优化和进行它，可能是一种更加理智的选择和态度。

我们既不需要凌驾在自然规律之上，也不需要自以为是的凡尔赛。

人是属于在历史的进程里产生偶然性扰动的角色，这些偶然性的扰动未必全是正确或者错误的，但文明的进化也往往是在扰动中产生变异的。

每一种文明和制度的形成和发展是由人类参与，但最终其实是自然选择给出的结果。如达尔文对于自然界的进化论是适者生存。文明和制度的进化，不是大而存久，不是强而存久，而是适而存久。

也许一些历史的时刻是一个缺少了可能性，也缺少了选择性的环境和体系。历史的进程也往往会被那个时代里所无法选择的单一性下的偶然性所左右并迟滞，但文明的必然性一定会在未来的某个时刻纠正所有的偏差。但，对每一个短暂的个体生命来说，每一次历史的偏航都可能是一次命运的浩劫和磨难。这是不幸的。然而幸运的是，对人类而言，历史将始终遵从于文明的必然性。

作为人类的一份子，纵使在那些历史记载给你的磨难时刻之下，我们依然要学会以勇气去捍卫文明的必然性。假使没有勇敢去捍卫，也要以勇气去相信，因为，相信也是一种捍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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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狄安

软件行业里的书籍爱好者；

自由而无用的文字探索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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