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16世纪，英国正处于重大社会变革的转折点。封建制度的衰落、商业的兴起以及人口的增长，共同推动了农业生产的现代化和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作为一种新型的生产模式迅速崛起，取代了传统的封建农业形态。

在这一模式中，土地所有者通过租赁土地给农民或农场经营者，从中获得租金收入。农民或农场经营者则通过运用现代农业技术和商业化经营的方式，追求利润最大化。这一变革过程中，英国法律在土地产权、农业信贷和自由劳动力的法律保障方面扮演了关键角色。

我们旨在探索16世纪英国法律对资本主义租地农场兴起的深层影响，并从土地产权和农业信贷两个方面进行详细解析。

问题的提出

英国资本主义的兴起标志着经济组织和制度的创新。它在近代早期取代了中世纪的封建主义，实质上将农业文明从低效率的庄园经济转变为更高效率的资本主义租地农场。换句话说，英国资本主义兴起的关键在于建立了高效率的农业经济组织。

一旦土地的经营方式转为资本主义模式，土地收入很快就能大幅增加。根据侯建新教授的估计，16世纪英国贵族从土地租金中获得的收入与同一块土地的承租者通过农场经营所得收入相比，比例约为1:10。

换句话说，将同一块土地转为农场经营就能使土地收入提高9倍。正是这种经济意义上的资本主义高效率，促使英国农村迅速发展起资本主义租地农场。

根据16世纪英国陶尼抽样统计，超过2/3的耕地属于农场组织经营的8个庄园，而另外的8个庄园也大多占据了1/3以上的土地面积。总体来看，农场平均占地面积达58%。

英国资本主义租地农场能够迅速兴起的原因与产权激励有关。根据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斯的观点，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兴起的原因之一是产权激励。

在英国，资本主义租地农场的兴起正是由于引入了一种能够激励个人积极参与经济活动的新的产权制度。这个观点对于加深和丰富我们对社会转型问题的历史认识非常有益。

问题在于产权制度及其观念本身是一个历史概念，而推动产权演变的历史力量是什么呢？换句话说，为什么英国能够率先建立起有利于资本主义产生有效率的经济组织的产权体系呢？

实际上，如果将产权体系视为经济组织中的"奖励规则"，那么资本主义租地农场就是以经济组织身份参与比赛的"游戏者"，而我们所研究的法律制度则是对这些"游戏者"的法律保障。

那么，英国的法律对这种资本主义租地农场的新型农业经济组织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呢？它是限制了"游戏者"的行动还是激发了他们的活力？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农业本身充满风险，尤其是在生产技术相对落后的前工业社会阶段，农业投资的风险更大。

这是因为农业生产以生物为基础，受自然环境的影响较大。传统农民使用的技术多是通过对自然界的敏锐观察和多年经验的积累而发展起来的，因此他们的抗灾能力一般较差。由此，农业产量可能时好时坏。

土地产权的立法变化

资本主义租地农场兴起的其中一个前提是相对集中的土地所有权。然而，在中世纪的英国，土地产权关系非常模糊，缺乏现代意义上的土地产权观念。当时的法律更注重土地的事实占有和村社习惯的公共权利，"土地使用权是封建土地法的决定性特征"。这样的情况导致土地产权出现了法律上的变革问题。

同时他也把得来的土地的相当部分再转手分封出去，有多个封臣。这就使土地领受关系十分复杂。一块土地经过多次转手，上面的多个封建主对它享有不同的权利，谋取不同的利益，只有它的直接领主才是经营该土地、剥削其耕作者的封建主。

这种情况导致中世纪的英国很难确定谁是土地的真正所有者。长期以来，英国没有"所有权"这个概念，而是使用"占有"一词。在英国的普通法中，"占有"是土地法中的主要概念。

实际的土地占用只是所有权的初步证据。当时的法律原则合乎逻辑地得出这样的结论：两个人不可能同时排他性地占有同一块土地，但几个人可以同时占有同一块地上的不同权利和利益。

庄园习俗法确认了农奴对耕地的权利，这是基于敞田制。敞田制是马尔克村社平均分配和统一使用土地的结果。为了使每个成员获得大致相等的土地，耕地被划分为狭长的"条田"，按照地块的远近、土质的肥瘦和湿度进行分配。

为了确保均等，个人在分配时获得的土地不可能是一块完整的地段，而是许多不同的地段。每个农民的土地分散在互不相连的几块土地上。

敞田制

法国历史学家保尔·芒图对这种分散地块的考察认为，"没有一块有两三英亩以上连在一起的完整土地"。为了避免混乱，唯一可能解决这种极端分散土地耕作的办法就是按照共同规则进行耕作。土地必须轮流休耕，休耕时成为公共牧场，公共牧场相连形成一片。

习惯法保护着这种村社公共权利，无论土地如何易主，村民们集体的公共地使用权不会被剥夺。

中世纪英国封建法和庄园习俗所确定的不明确的产权为国王和领主的任意违约、夺佃等侵害行为打开了方便之门，使农业投资没有稳定的收益预期，从而限制了农业技术改进和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严重制约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阻碍了农业经济组织的变革。

在中世纪的英国，土地产权制度经历了从以"占有"为基础的土地使用权和村社公共管理权向以个人所有权为主导的明确化的转变和趋近。其中，土地转让权是土地产权立法斗争的中心。

土地的转让采取了两种形式：代替和再分封。通过代替方式，封臣将其部分或全部封土售出，买主取而代之，履行同样的义务，而卖主不再作为封臣。

通过再分封方式，封臣将封土全部或部分转让给他人，成为接受转让土地的人的封君，从而延长了封建阶梯。虽然这两种情况下土地的权利和义务都根据封建原则保留，但土地转让仍然会损害封君对土地的某些权利。

到13世纪初，通过代替方式转让土地的现象已经使国王的总佃户感到难以忍受。1290年，英王爱德华一世通过的《买地法》明确规定封臣可以自由转让其封土的部分或全部。

到了13世纪末，封臣通过代替方式获得了对封土的自由转让权。这意味着"享有权"和"转让权"这两个重要的私有权定义在英国法律中得到了确立，虽然它只适用于英国的一小部分土地，但具有重要的先例意义。

圈地是英国土地产权发展的另一重要表现形式，也是确立土地私人财产权的基本内容。圈地是一场在英国农业领域内发生的产权革命，将模糊不清的公共产权和封建使用权转变为受法律保护的私人土地财产权。

在13世纪，两个关键的法令为领主圈地提供了最早的合法性认可，允许领主将荒地圈围起来，只要为承租人留有足够的土地。这使得领主们获得了对以前属于所有居民的大片庄园土地的专有权。

圈地活动并未得到当时法律的支持，因为圈地导致农村生活的混乱，一些农民变成了无产者，行乞和流浪现象扩大，这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尽管国王和政府多次颁布禁止圈地的法律，但这些法律并未得到有效执行。

尽管法律对圈地行为持否定态度，但在实际生活中，双方达成协议的圈地往往会寻求法律的支持和认可。在17世纪，协议圈地成为最常见的方式。

法律与农业信贷

农业对信贷的需求比其他行业和从业者更为重要，这是由农业生产的特殊性所决定的。首先，农业生产具有明显的季节性。以种植业为例，农作物生长季节和收割季节之间需要借款来维持正常生计。

农业生产面临较大的风险。经济风险主要来自价格波动，而自然风险主要来自自然灾害，如干旱、洪水和冰冻等。遇到灾害年份时，农作物可能会大幅减产，甚至完全无收。

在这种情况下，农民特别需要外部借款来维持生活和农业生产。最后，农业发展需要大量的固定资本投资，如水利工程、道路建设、仓储设施、农业机械和运输工具等。

这些投资属于中长期投资，一次性投资金额庞大。农民自身储蓄往往不足以满足这些投资需求，因此需要依靠信贷机构提供中长期贷款。

否则，这些基础设施很难建立起来。尽管土地所有者和农业资本家通常比小农拥有更多的资本，但他们也往往需要借入资本来扩大农场规模。因此，农业信贷的发展状况也是制约英国资本主义租地农场发展的因素之一。

结语

在资本主义租地农场逐渐取代封建庄园经济的漫长过程中，英国的法律体系扮演了不可忽视的重要角色。马克斯·韦伯指出，现代理性资本主义不仅需要生产技术手段，还需要可靠的法律制度和规范的行政机关。

这样的法律制度和行政机关是理性企业的基础，它们具有固定资本和确定核算的特征。在西方国家，这样的法律制度和行政机关相对完善，从而有利于经济活动的展开。

在资本主义租地农场兴起的历史过程中，英国的法律作用并非简单地推动有效率的农业经济组织发展或代表统治阶级的利益意志。实际上，法律的作用比人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总体来看，英国资本主义租地农场的兴起源于一种有利于新的生产方式成长的法律环境，即适宜所有权演进的环境。

这种法律环境促进了土地所有制从完全无限制的继承权向更灵活的制度转变，保护私有财产权利，鼓励知识产权制度的建立，以及采取措施减少资本市场上的市场缺陷。这些法律安排为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创造了有效的环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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