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自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

然而，赫赫有名的彭老总，也曾遭遇过人生的至暗时刻。1948年5月，在刚刚结束的西府战争中，彭老总不禁心生后怕。最危急的时刻，马家军已经打到了旁边的院子里，副主任张德生催促道：“快，再不走就要当俘虏了！”然而就在此时，周总理的一封信让彭老总死里逃生。

周总理说了什么？又是如何助彭老总走出包围的？在正面战场的背后，我党又书写着怎样的传奇？

攻打宝鸡

1948年，在毛主席外线出击的战略下，彭老总带着仅2万的西北野战军(后扩充到7万人)，在陕西和胡宗南的25万大军周旋着。和华野、中野、东野相比，彭老总的兵力人数实在在弱小，因此只能凭借着战术取胜。

但再好的战术，也要考虑到实际。当时双方差距过大，就胡宗南来说，他镇守关中十几年，地形熟悉，兵力齐全。而我军人数少，而且大部分是由地方警备部队升级的，战术素养不够，最关键的是，极其缺少重型武器，这也为之后彭老总被围埋下了伏笔。

再加上西安从来是易守难攻，因此彭老总当机立断，不能再这么耗下去了，否则我军会被困死在这，必须取得战争主动权！由此，他制定了一套方针，围攻洛川，死打不下，但没关系，为的就是将胡宗南主力军部队军引来。然后来个出其不意，夺取宝鸡，阻断关中和陇右的联系。

就在彭老总夺取宝鸡后，胡宗南立刻意识到危机。因为对于胡宗南来说，宝鸡就是最稳定的大后方，粮食、弹药都在这里，一旦失守，二十万大军就只能喝西北风。于是，他迅速集结了十个旅的兵力，前往宝鸡。但另一方面，他又感受到一丝兴奋，这何尝不是将共军一举歼灭的好机会。如果能让西面的马家军援助，东西夹击之下，我军必定难以招架。

但对此，彭老总也早有预料，并提前做好了战略部署。分别在宝鸡东西两面设下兵力，想在两军主力在交汇之前，就将其分歼。

不过，彭老总这次却轻敌了。“这就是思想上的急躁病，产生了轻敌思想”,多年后，彭老总那个在回忆录中这么反思这场战役。

失守的原因，主要在于回援的兵力实在太猛，因为在后方，蒋介石已经给胡宗南下了命令，势必要将我军在宝鸡全部歼灭！最关键的是，彭老总低估了马家军的实力。

虽然西北军阀马家军一向和国民党同阵不同心，此次也只派出了两个旅的兵力。但彭老总却忽略了，马家军此次的决心。因为宝鸡是青宁二省的门户，一旦被我军拿下，河西走廊就会充分暴露，马家军的后方就此不保。为了保住地盘，西北军阀头子马步芳派出长子马继援前来进攻。西北来的马继援，人如其名，像一只草原上的野马。他以西北骑兵快速迂回的作战能力，将我军打得节节败退。

面对胡宗南的部队，我军一直是占上风的，但此次面对马家军，我军却缺少对抗骑兵的作战经验，以步兵的打法，当然无法招架。而最关键的问题，还是西北野战军却缺少重炮火力。即使在正确的地方部署，但武器上火力不够，也毫无办法。为此，彭老总只能命令大部队后撤。

但就在撤兵途中，彭老总差点遇难。

深陷囹圄

撤退时，由于形势紧急，彭老总决定留守阵地，亲自指挥。当时，他拿着报话机一个旅一个旅的呼叫，一遍一遍告诉他们怎么走，直到把所有人都安排好后，他才放下心来。然而，等到大部队撤退完，此时的马家骑兵，已经来到了彭老总驻扎的村庄。在司令部里，就能听到他们带着西北口音的咒骂。

由于其他首长已经分头去纵队指挥撤退了，此时的司令部，只剩下副主任张德生，彭老总和两个警卫员。空荡荡的司令部，只有张德生焦急地催促：“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然而彭老总却毫不畏惧地说：“怕什么？大不了咱们再去山林子里打游击！”

就这样，几个人拿着手枪，硬生生地冲出了重围。最关键的是，在此时全是敌军驻扎的宝鸡，彭老总几人，在这个不算熟悉地方，居然还是逃了出来，人们对此纷纷称奇。但其实，在这背后，还有着其他原因。

原来，就在宝鸡失守的前几天，周总理就给彭老总发了一封电报。上面将敌军在整个宝鸡附近的驻扎地都清晰注明了，再加上彭老总的临危不惧，就这样，几人才死里逃生。可以说，没有这封电报，彭老总如何恐怕真的不好说。而我军也不会这样安然撤退，减少了大批伤亡。

那么，这封电报究竟是谁发的呢？彭老总曾经像周总理询问过，但对此，总理只是笑而不语。彭老总肚子里藏不住话，直接问道，是不是熊向晖？但对此，总理依旧未答复。彭老总知道保密原则，也就没有多问了，最后只好让周总理代为道一声感谢。

熊向晖

那么，这个救了彭老总的人，究竟是熊向晖吗？

熊向晖，被誉为“后龙潭三杰”之首，出生于官宦家庭，1936年时，进入清华大学读书。1938年湖南，胡宗南站在一群青年人中，挨个挑选着，直到他遇到熊向晖，才认为自己找到了一名“得力干将”。然而，他想不到的是，这正是周总理按照他的个性，为他量身打造的情报人员。

熊向晖打入敌人内部时是在抗战时期，但直到解放战争时，他才开始发挥作用。这是因为周总理的要求，一定要忍耐。不过，虽然他表面上按兵不动，却时刻关注着国民党的一举一动。

1947年，蜜月中的熊向晖突然被胡宗南召回，向他出示了一份蒋介石的绝密电报。原来，上面正是“闪击延安”的计划。熊向晖非常激动，他默默将内容记在了心中。意识到事情的紧急性，蛰伏多年的他第一次违反命令，主动联络中央，发出了情报。十万火急之时，党中央躲过了这次危机。

熊向晖第二次的功绩，正是洛川之战时。那时，胡宗南通过最先进的仪器，发现了我军的脑区，正是在山西兴县，于是准备大举进攻。熊向晖知道了这个消息，但他此刻正在洛川，而他的联络员王石坚远在西安，他无法将这个消息传递出去。

危机时刻，他顾不得自己身份的泄露，采取了一个“最笨”的办法。他将情报写在信中，堂而皇之寄往了西安。无法寄给联络员，他就将信夹在另一封寄给书店老板潘裕然的信中，并在信中嘱咐道，请他转交给王石坚，并请求他一定不要拆开。但他并不知道潘裕然是否是情报人员，只是凭借着朋友的交情。因为危机时刻，他没有选择。所幸的是，这封信最终送到周总理手中，我军再一次安全转移。

但彭老总这一次的逃生，却并不是熊向晖的情报。因为他已经开始引起胡宗南的怀疑，总理让他再次“冷却”。

“吕出七人组”

究竟是谁提供的这一封电报？

种种资料显示，这封情报的传递者，很有可能是“吕出七人组”。这是一个潜伏在胡宗南内部，由吕出和他的六个同学所领导的情报小组。23岁的吕出，和他年轻的同学们，掌握着国民党的三部军用电台，他们是胡宗南最信任的人之一。

然而，每当国民党收到发来的军事部署后，他们第一时间传达的人，却是中共中央。这样无法想象的事，他们做到了。而这次彭老总的能够撤退，同样得益于他们的情报传达。几个刚毕业的年轻人，稍有差池，就会丧命。但将青春的热血撒在人民的土壤上，他们从不后悔。

纵观整个西北战场，彭老总靠几万人对抗胡宗南军队，除了彭老总本人的天才谋略。不可缺少的，还有后方人员如履薄冰的情报工作。他们有太多的人，没有名字，没有功勋，甚至没有人理解。在黑暗中，仅仅靠着一颗“红心”，撑过所有岁月。

1983年，在一位叫做张万安的退役军官的书里，我们才知道，一名在台湾的国民党少将李纪云，竟然很有可能是我党成员。因为在彭老总的青化砭之战中，他竟然带领2500多人，主动走进包围圈，后来又能孤身一人逃走。

李纪云的确是我党秘密成员，但因为潜伏得很深，所以没有被人知晓。

而当他的身份被曝光时，距离他跟随国民党南下台湾，病死他乡已经十多年了。如果不是张万安的研究，没有人知道，当时他南下台湾，就是为了暗中潜伏，为回收台湾做最后的潜伏。

然而，在局势的风云变化下，粟裕大军没能收复台湾。吴石案后，我党在台湾的力量又损失殆尽，李纪云因此失去了和我党的一切联系，最后于70年代老死台湾。

向所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做出贡献的前辈，致以最深沉的敬意！